因为被寄予厚望的决定性变化并没有实现，革命期间的那几个月极度亢奋的状态和振奋人心的期望一旦过去，幻灭感就会大规模地出现。这往往是由于经济因素、食品价格的上涨没有与相应的工资上涨相匹配，在短期创造就业方案(通常是建筑业)取得第一波成功之后，在1933年和1934年的冬季，建筑活动陷入停顿，对失业挥之不去的恐惧重新燃起，第一次挫折到来了。尽管纳粹政权通过积极的、不停歇的宣传活动和征召义务“劳动服务”，尽力向每个人保证就业是其议程上的首要问题，但在1934年的冬季和次年早春，就业情况似乎停滞不前。小手工艺品商店的老板们很不高兴，因为与早先的承诺相反，政府没有关闭百货商店。农民们也在《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Reichserbhofgesetz)强加给他们的各种束缚下感到痛苦不堪。1933年9月底通过的该法规定，面积在7.5至125公顷之间的耕地，传给下一个继承人时不得分割继承、不得抵押——这严重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自由和流动。不仅是工匠、工人和农民有理由感到不满，家庭主妇们还抱怨从肉类到奶制品，许多食品都供应不足。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在经济(管理)中矛盾、考虑欠周和破坏性的干预，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在为人民供给必要品时出现障碍的原因。因此，对经济的不满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胎死腹中的二次革命与政权的巩固

在期望值最高的地方，幻灭感也最强，说的就是纳粹冲锋队的普通士兵。随着1933年7月革命的宣告结束，冲锋队失去了它的职能。1933年夏秋期间，冲锋队领导人常常被从他们之前担任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行政办公室的职位上以“特别专员”或“特别全权代表”的名义撤职。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结束时，冲锋队的普通士兵往往空手而归，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来证明他们为“奋斗的岁月”所做出的牺牲。

1933年5月1日，纳粹党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170万左右的新党员涌入后，对新来者关闭了大门。新成员中的许多人在1933年3月和4月的重大事件中发现，在内心深处他们一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相比之下，冲锋队则保持开放，在1934年的头几个月里，其队员数量突破了300万大关。在他们的队伍中，1933年春天席卷整个运动的革命平均主义和吵吵嚷嚷的反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之相关的还有对二次革命喧闹嘈杂的讨论，似乎越发来势凶猛、越发真诚，因为它根源于对现实的沮丧和被辜负了的希望。1934年春，二次革命的威胁看起来很危险，特别是当时民众的不满与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同时发生。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们对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宣称的，在冲锋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棕色民兵，并将“国防军的灰色岩石淹没在棕色洪水中”的计划感到担忧。希特勒强烈反对罗姆的计划，因为他需要利用专业军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他很早就表示，任何二次革命的尝试都将“淹没在鲜血中”。

事情终于到了紧要关头。来自长期被称为“帝国投诉办公室”(Reich Conflicts Offlce)的帕彭副总理官署内部的公开批评，汇入了冲锋队慢慢酝酿的不满情绪。1934年6月17日，帕彭在马尔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的一次演讲中对政府的攻击，最终迫使本不情愿动手的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希特勒与党卫军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及罗姆在党领导层中的老对手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在后勤和串通一气的陆军领导层的支持下，准备了最后的镇压。罗姆于6月25日被德国军官帝国协会(the Reich Association of German Offlcers)开除，他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6月30日星期六上午，愤怒的希特勒带着武装警察和党卫军人员将他逮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姆和其他几十名冲锋队领导人都被连珠炮式地击毙。与此同时，希特勒趁机摆脱了宿敌，比如巴伐利亚州政府专员古斯塔夫·冯·卡尔，他于1923年11月因为啤酒馆政变惹恼了希特勒，还有他的前副司令格里格·斯特拉瑟，以及他在总理办公室的前任库尔特·冯·施莱彻和施莱彻的亲密助手冯·布雷多(von Bredow)将军。施莱彻和斯特拉瑟被指控与罗姆串通密谋反对政府。与此同时，帕彭周围的保守派反对派也被消灭了。撰写了帕彭讲话的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为其撰稿的埃里希·克劳斯纳(Erich Klausner)，以及帕彭的参谋长赫伯特·冯·博斯(Herbert von Bose)皆被枪杀，而帕彭本人则先是被软禁，然后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特使，后来又担任大使。1934年7月3日的一项法律将针对罗姆的诉讼定为国家自卫行为(Staatsnotwehr)。在常被称为“长刀之夜”的事件中，近100人丧生。在这个时候，希特勒露出了真面目，恰好符合剧作家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对他的描述：一个强盗团伙的头目。

这种针对冲锋队二次革命的威胁和来自保守阵营的批评的双重目标而发起的攻击，先发制人，巩固了纳粹政权。希特勒心甘情愿地承担了处决罗姆和其他冲锋队领导人的全部责任，因为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仲裁者”，他很清楚针对冲锋队的行动将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强烈支持，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无法无天的冲锋队暴徒的折磨。虽然杀害荣格、克劳斯纳和其他与之没有直接关系的人遭到了公众谴责，但陆军(与清洗有牵连，并从中获利)和教会都没有提出抗议。8月1日，总理和总统的办公室合并一处；8月2日，久病缠身的兴登堡离世；同一天，军队向希特勒本人宣誓——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的权力现已完全制度化了。这些政治变革在1934年8月19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了接近90%的赞成票。纳粹政权已经度过了最初的不稳定阶段，现在已经大权在握、稳操胜券了。

[1]　译者注：关于Gymnasium的译法，需要结合德国的教育体制。德国“小学”4年，之后的“中学”分三类：5年、6年、9年的，没有初中高中之分。9年的叫“Gymnasium”。中国参照的是美国六、三、三(小学、初中、高中)学制，因此有人认为，德国前两种学制仅有共9年或10年，相当于我们的小学加初中；第三种学制(“小学”加Gymnasium)共13年，就把它的最后文凭(Abitur)称为“高中文凭”，进而称“Gymnasium”为“高中”。有鉴于此，更适合的译法是，Gymnasium是完全中学，Abitur是完全中学文凭或完中文凭。

[2]　书籍可以外借的图书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