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私自放走战犯申之剑，李兰贞被撤销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一职，并被开除党籍。一九四八年底，她转业到地方，组织上按副科级别给她安排了工作。
一九五〇年初，她在大街上遇到了老战友杨天龙。龙城解放后，杨天龙也脱离了部队，进入龙城荣军医院长期休养，治疗伤残，他也享受副科级待遇。
年底，二人到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举行任何仪式，像战争年代那样，两个人把铺盖搬到一起，杨天龙下厨做了两碗汤面，就这样把婚结了。
夜里躺在**，她睡不着，想起十四年前第一次到大槐树，就是杨天龙把她背到江山面前的，她还忆起，罩住她脑袋的头套里有一股酸臭刺鼻的气味。小时候曾听奶奶念叨过，老家有这样一个说法——第一个背自己的男人，就是自己命中的丈夫。
看来她命该如此。
听说女儿嫁了个科级干部，而且还是个瘸子，母亲韩素君差点气晕过去，说：“你嫁的什么人呀？凭你的条件，再差也得嫁个师长，对吧？你倒好！将来我和你爸靠谁照应？”
她笑笑说：“现在新社会了，不是从前了，人人平等，不需要谁照应谁。”
那年在飞机场挨了张勇一枪，加上儿子立文的死，韩素君受到惊吓刺激，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多的医院，脑子时好时坏，以后不管她说什么，家人尽量都让着她。
父亲余乃谦替她打圆场道：“杨天龙在飞机场救过我的命，算是我的恩人，这个女婿我认！”
她想起，那年在天柱峰，杨天龙也曾替她挡了一枪，也算是她的救命恩人呢。
余乃谦只干了不到一年的解放军军长。南京解放时，有关部门缴获了保密局的档案，查到他竟然还是个军统卧底特务！这下军长没法干了，他一边喊冤写申诉，一边等待组织上的结论。由于当事人都不在，谁也说不清，后来请专家鉴定档案上戴笠的笔迹，最终认定戴的签字是伪造，这才作罢，但也不适合再带兵，遂脱离军队，按正厅级待遇安排到省政府当了一名参事。
手中无权，余乃谦心有不甘。这时候韩素君反而大彻大悟，把一切都看开了。身体渐好之后，她信奉了基督教，床头摆放着一本厚厚的《圣经》。她劝丈夫说：“这世间的人，一辈子争来争去，无非是权呀、利呀、地位呀，到头来不过是一个死，有啥意思？还是当老百姓好，啥也不争，图个温饱、清净、平安就成，对不对？”
她把《圣经》上的话念给丈夫听：“我们**裸地来，自当**裸地去，上帝会收回他给予的一切，愿上帝保佑你，阿门！”
余乃谦打个长长的哈欠说：“话是这个理。可是今儿个信了，睡一觉，明儿个又忘了——人都是这样。”
一九五五年秋末的一天，在街道办担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兰贞，被叫到龙山脚下的军区大院参观。现场会结束之后，她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独自沿着营区里一条漂亮的林荫小道溜达。走着走着，总觉得路边的一栋房子眼熟，本来走过去了，却又忍不住折了回来。
她看到原先高大的门楼没了，变成了铁栅栏大门，围墙变矮了，门口的岗亭也换了样式……她懵懵懂懂地朝大门走去，从岗亭里出来一个小战士，拦住了她。
小战士警惕地问道：“同志，你找谁？”
她愣了一下，恍然道：“噢，我不找谁，我随便转转。”
小战士礼貌地说：“对不起，这里不能随便转。”
她抱歉地冲小战士笑笑，转身就要走开，这时，只听大门里面有个熟悉的声音道：“小张，是谁呀？”
小战士说：“不认识。”
大门从里面拉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身着新式军装，佩戴少校军衔，看上去十分英武。
二人对望一眼，都吃惊地张大嘴巴，同时欣喜地叫道——
“李兰贞！”
“杨淑芳！”
杨淑芳奔过来，兴奋地拉起李兰贞的手，笑着对小战士说：“小张呀，这位是李阿姨，我和首长的老战友。李阿姨参加革命时，你还没出生呢！”
小张冲李兰贞敬礼道：“阿姨好！”
杨淑芳热情地拉她进家。走进院子，她看到窗前的石榴树没有了，院墙边上那两棵柿子树还在，原先那里有一个旧秋千架，现在换成了新的——小时候她和立文经常在那上面**秋千，熟悉的场景令她的眼睛微微湿润。
闲谈间她了解到，江山现在是军区副司令，不久前刚被授予中将军衔；杨淑芳现在是军区总医院的副政委，副师级；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三个儿子——江文、江武和江斌。杨淑芳自豪地说：“如果老江不反对，我还会为他江家生一串儿子！”
杨淑芳问起她的个人情况。听她说嫁给了杨天龙，杨淑芳一怔，叹口气道：“也好，都是老战友，彼此知根知底。老杨是个老实人，会一辈子对你好。”听说她只定了个副科级，杨淑芳又道：“你是有点亏。我呢，也亏啦！老江要是个上将，我可能就给授个中校。”
后来她了解到，一九五五年授军衔时，对女军官授衔控制得很严格，全军女干部只授了一个少将李贞，几个大校和上校，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也仅仅授了个少校。
她笑笑说：“我是犯过错误的人，要不是江司令护着，当时可能得坐牢。现在有个饭碗端着，很知足了。”
杨淑芳说：“对！知足常乐。”
说起她犯的错误，杨淑芳道：“老江说过，当时处理你，迫不得已。哎，你的党籍，恢复了吗？我记得老江说，找机会给你恢复。”
她摇摇头。
杨淑芳说：“唉，你转到地方上，他就说不上话了，地方上的事难办。可惜啦！”
她说：“没事，是我做得不好，我不够格。”
杨淑芳笑着说：“你呀，总是谦虚。啥时候你再立个大功，就给你恢复党籍，给你提职！”
不久，她果真遇到一个立功的机会。
那天她到区粮管所买粮，遇到一个中年男人，那人四方脸，浓眉大眼，下巴上有一颗醒目的黑痣。听人说他是新来的华所长。她总觉得这人面熟，以前似乎在哪儿见过。回去后，她一直放不下这事，想呀想呀，终于眼前一亮，隐隐约约想起来了。
她不放心，又拉上杨天龙去了一趟。杨天龙站在一旁瞅了好一阵，也想起来了，冲她点点头。她把杨天龙打发走，来到华所长跟前，直直地望着他。华所长抬头，与她对视片刻，眼神明显地错乱，表情也很古怪慌张，下意识地摸一下那颗黑痣，脑门上沁出了细汗，支吾道：“同、同志，你找谁？”
“我就找你。”她说。
华所长四下看看，说：“屋里坐吧。”
她随他进入所长办公室。他慌张得厉害，给她倒热水时，有一半洒到了桌子上。她不客气地坐下，吩咐他把门关上，说：“华所长，请坐吧。”
他坐在她对面，下意识地又伸手摸一把那颗黑痣，面若灰土，汗水从额角滴落。
“我提一个人，华所长或许认识。”她说。
他嘴巴哆嗦一阵，重重地叹口气，垂下头：“你是余小姐……”
她点点头：“天下太小，李二丑，我们又碰面了。”
那年申之剑血洗大槐树，就是他带的路。她“投降”后随申之剑回龙城，路上和他有过几次照面，紧接着他被郭炳勋下令关了起来，再以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鬼子来的那一年，李二丑和苏小淘逃出龙城后，他先是回到家乡，在母亲已死房子被毁的情况下，他参加了一支八路军队伍，改名华抗战，解放后转业，先是在市粮食局工作，不久前刚下到这里当所长。
现在，他属于典型的“镇反”漏网分子，举报他，也许她就可以当科长，重新入党。
他突然想起什么，起身走到一个木柜前，掏出钥匙，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堆东西，捧到她面前。她看了看，有五枚立功奖章，一摞立功受奖的证书，还有一个第三野战军组织部颁发的三级伤残证书。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点过于严厉，不由得冲他笑了笑。
他仿佛受到鼓舞，索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把胸前和后背上的三处伤疤亮给她看，又指着左肋说：“这里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
然后，他呆呆地望着她，满眼都是哀求……
她居然有点肃然起敬了，感觉眼角湿漉漉的，站起身来，说：“华所长，我明白了——世上早已没了李二丑，你已经赎过罪了，用你的行动。你不该再受惩罚。今天就当没这回事，好好活着，好好工作。”
说罢，她绕过他，往门口走去。
在她身后，他缓缓跪下了……
一九五七年春，上级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提建议，余乃谦也接到了开会通知。
他去开会前，夫人问他：“你想提哪些意见？”
他哈哈一笑说：“废话少说，拣重要的提。”
夫人问：“哪些是重要的？”
他在家憋了太久，感觉有好多要说的话。想了想，说：“以前共产党老骂国民党腐败透顶，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有了这种苗头，一些干部比待遇，比级别，比房子，比老婆，比车子。当然了，共产党也是人，不是神，可以理解。我觉得，他们应该向我学学——我这一辈子，不爱钱，不好色，不贪不嫖，不养小老婆，男人做到这一步，不容易！”
夫人撇撇嘴说：“我看你得管住自己这张破罐子嘴，现在可不是从前了。”
他拍拍脑袋，自知失言，像小孩子那样腼腆地笑笑，说：“我知道，以前可以胡说，如今得改改。”
见风使舵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个难不倒他。那天的会议上，他没怎么提意见，一个劲地说好话。结果，那些慷慨激昂提意见的人，不久即被打成右派，他却毫发无损。
这年年底，他被推举为省政协副主席。得到确切消息，他对夫人说：“天老爷！我是副省级了！”
他哈哈大笑，笑得喘不动气，气血翻涌，通身舒泰。夫人以前曾鄙夷他想不开，她就不明白，男人来到这个世上，不就是来争权的吗？
笑着，笑着，突然他一翻白眼，摇晃两下，扑通一声倒地，昏迷过去。
夫人费力地去扶他，说：“老东西，你还是没活明白呀……”
从这以后，他就再没有站起来。
几天后，他去了城市另一角的革命公墓。
大饥荒过后的一九六三年，李兰贞和杨天龙商量，说她不想待在城里混日子，想搬到乡下去，自食其力，种田也好，养鸡也好，办个学堂当老师也行。杨天龙一切都随她，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时候，她的母亲韩素君已经过世，她在城里没有了牵挂。
他们决定去杨天龙的老家大槐树，听说那里前几年饿死了不少人，有大片土地撂荒。她辞去工作，他们租了一辆卡车，拉上本来不多的家当，还有三个领养的孩子，以及祖母的骨灰盒，一大早出发，傍晚就到了大槐树。
他们结婚之后，她一直怀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这辈子不能生育了。之前，他们已经领养了哥哥立文和嫂子蓝惠的儿子余果，她给他改名叫李未果——暗喻他是一颗未成熟的果实。这之后，又领养了两个男孩，一个是烈士子弟，父母双亡；另一个是被人遗弃在大街上的，不知其父母是何方人氏。
那棵五百年的大槐树还在，形如巨盖，有风吹来，发出絮絮叨叨的声音，仿佛一个慈祥的老婆婆，在诉说百年的沧桑。
他们在大槐树旁找了两间石头房子安了家，又在山坡上选了个地儿，葬了祖母的骨灰。
杨天龙的老家就是这个地方，当年她参加革命也是在这个地方——就当是叶落归根吧，人生画了一个圈，起点也是终点。
她想起汪默涵曾经说过，咱们闹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他们吃饱穿暖，孩子有学上，病了有医看。回到大槐树后，她看到很多人家还住在原先的破房子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没有学上，整天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打打闹闹，学不到东西不说，还有危险，遂打算先办个小学校，把孩子们招进来。老杨每月有公家发给的伤残金和生活补助金，可以省出一些钱来办学，这样就把孩子们的学费都免了。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她教书，学生由最初的十几人，到最多时的三十多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老杨开垦出六亩山地种粮种菜，全家吃饭问题解决了。老杨还像以前那样，一天说不了几句话，他干活不惜力，除了种田，有空他就拖着一条瘸腿上山植树。十几年之后，四面荒山都变绿了。
在大槐树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她是称心的。
好像只有一件事情令她很不开心，久久难以释怀。
一九六六年夏天，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有一队红卫兵打着红旗来到这里，硬说这棵大槐树也是“四旧”，因为它太老了，经历了明清两朝，是封建社会的流毒余孽，必须破掉它。
然而树太大，遮天蔽日，革命小将们不知拿它怎么办好。
有人提出点火烧。接着有人反对说，历史上它多次被烧，更是无数次遭受雷击，可它每次都死不了，这老树太顽固，生命力太强，得想个万全的法子破掉它，最好是连根拔起。
小将们开了个诸葛亮会，人人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决定先锯断，再挖根。他们弄来七八张大锯，两人一组，环绕着大树开锯，大伙轮流上，锯了两天两夜，折断了几十根钢锯条，每个人的手都磨出了无数血泡，好不容易才把它锯倒——它轰然倒地的那一刻，人们感觉整个山谷都在晃动……
挖根，又用了两天，把革命小将们累惨，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极大的疲惫走了，没有了大槐树的大槐树，顿时让人感觉空旷了许多。
没有了大槐树的大槐树，还能叫大槐树吗？
第二年，她在大槐树的原址上，栽上了一棵小槐树苗。它活了下来，到她去世那一年，已是杯口粗，枝繁叶茂。
她是一九七八年底去世的，活了六十岁，正好是一个甲子的岁月。
她抗战前参加革命，依她的资历，逝世后可以进龙城的革命公墓。然而她却给老杨留下遗言，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大槐树。她说，当年她跟汪先生出来参加革命，第一站是在这里，死后也要埋在这里。
她的墓碑后面，是祖母的墓，仿佛她就在祖母的怀抱里，祖孙二人永远相陪相伴。
又过了两年，杨天龙也去世了。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老杨死后，没和妻子同穴埋葬。二人的墓碑并排相挨着，中间隔了一米的距离。人们猜测说，也许老杨清楚，女人心里真正所爱的男人并不是他，他配不上她，所以才没有合葬，他有自知之明。因此可以说，他是个厚道人、实在人、大好人、值得尊敬的人。
她去世大约十年之后，一辆小轿车开进了大槐树。
这时候进山已经很容易，大槐树四面的山都打通了隧道，一条省级公路穿过狭长的大槐树山谷，往南直通旅游胜地天柱峰。
小轿车开进山谷之后下了公路，向东一拐，不远处就是那棵已经长成碗口粗的槐树。小车停住，下来一老一少两个人，老人看上去七十多岁，鹤发童颜，面容清癯，西装革履，腰板挺直，戴着老花镜。
老人久久打量着粗壮的槐树，目光温润，表情肃穆。年轻人在一旁介绍说，那棵老槐树就在这个地方，据说当年国民党烧过它，没烧死；日本鬼子烧过它，也没烧死；“**”爆发那年，红卫兵把它锯倒刨根，老槐树才没了的，很可惜。
老人突然开口道：“国民党烧它那一次，就是我带人来的。”
年轻人一怔，抬手扶扶近视眼镜，一脸惊讶，重新打量了一眼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申之剑。
那年他逃出龙城，一路扮作乞丐，几经历险到了北平，后坐飞机回到南京。由于国军败仗连连，他对党国越来越失望，便没再上战场。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很快退出军界，成为一个商人，并和一位当地女子结了婚。
一九八七年，台湾当局开放去台老兵回大陆探亲旅游，他第一批报了名，半年之后得以成行。他在大陆已经没有直系亲人，到龙城后，他向台办的工作人员提出，想到大槐树来看看。台办的人费了好大劲才搞清楚，他所说的大槐树，不过是大阳山区深处的一个山谷，原先有过一棵树龄几百年的老槐树而已。
年轻人定定神，说：“申先生，我们了解过了，现在这棵树，是一位山村女教师栽种的，她叫李兰贞，是一位老红军，十年前过世的。”
从龙城一下飞机，他就向台办负责接待他的人提出，想找一位名叫李兰贞的女士，她原名叫余立贞，她父亲叫余乃谦。余乃谦大名鼎鼎，一说人们都知道，当天就查清了李兰贞的下落，所以来这里之前，他已经知道她去世了。
年轻人叫来了大槐树村的村主任，村主任在前面带路，三人爬到一个小山坡上，一眼就看见三座小小的墓碑，普通的石头刻的，三个坟包都是黄土堆起来的。从这里往下看，是一座两层的楼房，房顶上飘扬着一面国旗。村主任指着楼房说，以前李老师就在那地方教学生，她活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楼，当时是几间石头房子。
村主任和年轻人到一边抽烟去了，他缓缓走到她的墓前，只见墓碑上刻着“李兰贞同志之墓”七个字，没有生平介绍。
他注目片刻，鞠了三个躬，然后从贴胸的口袋里，摸出一个钱夹，打开，抽出一张小小的老照片——那是她十八岁那年，他头一回到她家，她赠给他的礼物。照片上的她，那么清纯，那么典雅。照片右上角写着“十八岁留念”几个小字，年代久远，已经看不真切了。
五十二年来，这张照片一直陪伴着他，离他的心脏很近很近，从没有与他分离过。此刻，他默默地对她的照片，同时也对她的坟墓说：“贞贞，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是我此生唯一所爱的女人。这辈子没做成夫妻，咱们天堂里见——天堂里不会有国共之争吧？”
他摸出一个打火机，把照片点燃。照片很快燃尽，一缕青烟飘向空中，宛若一个远去的、谁也抓不住的魂……
一九七八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见了很多已经死去的人，有父母奶奶，有汪默涵，有罗金堂，有哥哥立文和嫂子蓝惠等人，居然还有龚黑柱，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微笑着向她走来……
这时候她已经查出罹患癌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向老杨和李未果提出，能不能带她上到东山顶去看看。她在这山窝窝里待得太久，感到憋屈得慌。
李未果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马上要到龙城上大学，他说要带妈妈到龙城去转转看看，杨叔叔也一块去——这些年来，孩子一直叫她“妈妈”，叫老杨“杨叔叔”。
她没有同意。她是个病人，行动不便，不想再给孩子添麻烦。李未果拗不过她，只好从生产队借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一大早拉着她上山，老杨也跟着去了。
山上修了简易的盘山公路，手扶拖拉机勉强能开上去。当年打仗时，站在谷底，感觉四面的山好高好高。如今上山，不觉得那么高了，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李未果搀着她下车。在她眼里，孩子越长越像他的母亲蓝惠。她没有见过嫂子蓝惠，只见过她的几张照片，李未果的眉眼、鼻子、下巴，像极了他的亲生母亲。
这些年，李未果常常让她想起汪默涵。汪就是因为深爱他的母亲蓝惠（汪默涵叫她岚岚）不能自拔，才决绝地与她说再见。她的命运之波澜，一切都是因汪而起；李兰贞这个名字，似乎也与李雅岚有关。
说到底，是因爱而起。
人生的磨难与毁灭，往往不是由于恨，而是由于爱，就仿佛汪默涵之于岚岚、申之剑之于贞贞、余立文之于李雅岚、她之于汪先生。爱情就像一把火，可以给人温暖，给人光明，也可以把人烧焦。爱是危险的，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不顾生死，飞蛾投火一般，把自己置于绝境。爱与恨，有时只在一念间，天堂与地狱，就像左手与右手，每天都不离你左右……
爱也罢，恨也罢，只要爱过，就知足了。世界需要爱，不需要恨。
爱情、革命，都是浪漫的事，也蕴含着无尽的沧桑。但这一生，她不后悔。她出来革命，不是为了占有，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寻找爱，为了化解恨。这一生，一切经历如梦似幻，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她不想有任何的抱怨。
过往的光荣，不会灰飞烟灭。
她站在山巅，久久地望着东方喷薄而出的太阳出神。起风了，她伸手到怀里，摸出一个十分陈旧的笔记本，打开，从里面捏出一样东西。李未果和老杨都看清了，是一根蓝色的羽毛。
十八岁那年秋天，她从家里偷跑出来，跟汪先生私奔进山，途中，清晨，也是这样的时刻，山洞门口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上，两只漂亮的鸟儿在嬉戏亲昵。她跑出来欣赏它们。它们受惊飞走时，抖落了这片羽毛，她伸手接住了它。
许多年过去，她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唯有这根蓝色的羽毛，一直没有丢，夹在汪先生送给她的一个笔记本里。
阳光明媚，清风浩**。她像个淘气的孩子那样，微笑着举起那根羽毛，手一松，羽毛飞起来。它飘呀，飘呀，飘呀，一直飘向未知的远方……
2017年4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