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进入八九十年代，一批以描写农民出身的军人生活而见长，侧重于描写农民出身的军人与命运抗争和为了摆脱农民出身的命运而进行的顽强奋斗。新时期以来，由于大学的重新开办，各种就业问题的普遍增加，给农村出身的青年虽然留下了闯**世界的广阔空间，但实际上，就大的方面来说，无非是三条路，一是考大学，二是参军，三是仍然继续当农民。其中一大批高考落榜者，又不愿意像祖辈那样继续与土地打交道的青年，参军入伍便成了他们的最好选择。这类青年的大量拥入军营，便自然在军事文学上有了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农家军歌”类小说呈一时之盛的基础。称它是“农家军歌”，这主要是因为一篇由作家陈怀国写的同名小说使然，更准确地说，这是写农村军人的小说。
在这批作家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阎连科的《中士还乡》、《寻找土地》、《和平雪》及其瑶沟系列中篇，以及陶纯、焦景周、毛建福、何况、郭木、老姜、简直等一批新近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的大批作品的相继问世，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及广大读者的关注。有不少论者认为（如朱向前的《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批作品作为“农家军歌”现象出现于中国军旅文坛，至少是使更真实的农民军人登上了军旅文坛，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得到了较有深度的延续和推进，并且给我们重新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提供了可能性。另外，以朱向前为主的一些评论家还对陈怀国、阎连科等作家作品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无论这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类作品在军旅文坛的出现，无疑丰富了军事文学的表现范畴，对中国军人从文学的角度作理性的深层分析，对我们正确认识我们的军队以至改进或改造我们的思想工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论者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是真实的，无矫揉造作之感，无哗众取宠之意，因此，这些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民出身的军人读者的普遍欢迎。
但是，对这类作品，同样也有不同意见，其批评观点散见于一批理论著作或评论文章中，即使一些赞扬或褒奖这类作品的评论中，也同时指出了它所存在的不足。
慨括起来，对这类作品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过分渲染了农民出身的军人为摆脱农家命运的挣扎的灰色心理。比如有代表性的作品《农家军歌》有这样一段话：“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在有的作品中，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当兵提干，能混个家属随军，能用上只有城里才用的卫生纸，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描写也许是真实的，因为它毕竟真正代表了一部分农民出身的军人的较为普遍心理。批评家认为，对这种农民出身的军人的心理到底怎么看，应该不应该成为军人作家笔下的主要内容从而加以淋漓尽致的描写，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感和看问题的价值观念了。过分渲染这种为摆脱农家命运的挣扎苦斗和“向上爬”的心理，其作用无疑是消极的。二是它脱离了当前部队生活的主流，只注意部队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论者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军队，正在向现代化迅速迈进，科技练兵，科技兴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是部队生活的主潮，如果置这些于不顾，抓住某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大加渲染，显然也是违背生活真实的。文艺是催人奋进的精神号角，如果这个号角只能助长或使人滋长灰色阴暗心理，那么，这类作品就不能称其为成功之作，更谈不上是优秀之作。
这些批评，多是商榷的，讨论式的，不是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上线，应该说是积极的、健康的、进步的。有材料可以证明的是，原来写“农家军歌”类小说的作家，大多开始把自己的笔触指向火热的军营和沸腾的现实生活，一些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文艺作品开始日益成为军旅文学的主流。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突出重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的相继问世，大大改变了由“农家军歌”小说给读者带来的对军人生活的模糊认识，一些昂扬向上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的作品不断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当代军人正朝着知识型、科技型的新型人才迅速迈进，军队的现代化正在要求其人员素质发生革命性变化，今日军人决非是昨日军人。应该说，90年代中后期军事文学的这种变化是积极向上的，这种真正切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正伴随着军队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向更深入的方向不断发展，正是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军事文学的作家们变得更清醒，更理智，更能自觉清除自己对生活上的某些偏见，一个真正涌现文学精品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