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卫兵和大字报

历史的车轮在不可阻挡地前进。我和其他人一样,不能幸免地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漩涡。

**一开始,在郭庵寺上学的学生娃们坐不住了。好像这运动就是为他们特地而设的。我理解,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啥事儿都是轻人们闹腾起来的。他们每个人的袖子上,都套上了写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箍,还有人找到解放军戴的帽子,穿过的衣服。这样一打扮,也真有当兵的气势和威严。

红卫兵们首先要作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开始,谁也猜不出来“四舅”是谁?“四舅”咋就犯了恁大法,非要破他才中!红卫兵们在庄儿上一下子就找到“四舅”了。他们说,看见没有?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房子,那五脊六兽就是“四舅”。啥是五脊六兽啊?按理说,房子上只有一道房脊,房脊的两头各安一个瓦兽,据说能镇宅、辟邪。泥巴匠们为了好看,出于建筑美观的考虑,又在房坡的四角各起一道脊,脊的下头又安一个小兽。如此下来,一座房子正好是五道脊,六个兽。多好看。红卫兵们分析说,镇宅、辟邪,这都属于封建残余在作祟。有毛主席,有共产党,哪来的什么邪?捣烂它!一说捣烂,真是一呼百应。有人搬梯子,有人上房坡,那些安在房脊上多年的兽们,终于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按红卫兵们的话说,一切肮脏的东西都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

五脊六兽在房顶上,显而易见,很快就被破完了。接下来,红卫兵们认为,妇女们,小妮儿们穿的绣花鞋,也是四旧。不管你绣的是啥花儿,鸳鸯戏水也好,红梅喜绶也罢,牡丹啦,**啦,香草蝴蝶啦,只要鞋子上有花儿,统统是四旧。不客气,脱下来剪掉。这一闹,吓得好多妇女们不敢出门儿。不论她们脚上穿着的,屋里放的,都是扎过花儿,描过彩线的。总不能光着脚出门儿吧?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年轻人们仿佛疯了一样。房子上的兽捣掉捣烂了,房檐上的滴水兽也不留!有人连夜把房檐上的滴水兽取下来,在房子附近挖个坑儿,给埋了起来。绣花鞋没人敢穿了,带花儿的衣服也不行。藏在屋里也不保险,红卫兵们说,要破就破到底,所以,他们便大胆地进入人们的家中搜查。

在红卫兵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们正齐心合力地闹革命,忽然如一夜之间冒出来似的,在红卫兵的队伍中开始闹派性了。有人要保护那些老顽固,他们被称为保皇党。有人要夺权,这些人被称作闹将。并且,开始张贴大字报,进行互相攻击。

李木匠死后,高姐儿一直守寡,把她的俩儿俩女拉扯大。一个妇道人家,也确实不容易。大儿子和大女儿是她从山后带来的,也都随了李木匠的姓。大儿子叫李乾,二儿子叫李坤,大女儿叫金凤,二女儿叫银凤。

有人贴了李乾的大字报,说李乾是一个潜藏的地主少爷,他有着剥削穷人的家庭背景。如今,他也混在红卫兵队伍中,确实是对**的嘲讽。像这样,又姓杨,又姓李,跟上了李木匠,从地主少爷摇身一变成了贫下中农,混进阶级队伍中,请群众们擦亮眼睛,认清这个三姓家奴的丑恶嘴脸。清除异己,净化革命队伍。

大字报就贴在村中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大凡看了大字报的人,都轻轻的叹口气。大运动啊!谁的历史也别想隐瞒。可是,话说回来,高姐儿领孩子们出来,一是为了躲避老日,一是为了怕被前边儿子害死。那时候,李乾他兄妹才多大年纪啊?没有在地主家享着啥福,倒是跟着他娘吃了不少苦。这是有目共睹的。

李乾看了这张大字报,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掂着铡草用的大铡刀,一边在庄儿上转,一边破口大骂。非要找出那个写大字报的人,给他一见高低。常言说,人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因为受了污辱,李乾要把自己的命兑上,谁还敢承认?这件事后,李乾继续在红卫兵组织中,继续闹他的革命。

2、知道自己是谁

很多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与我们无关。于是,就把那些事情当成笑谈。及至轮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才幡然悔悟。原来,以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是给我们的预演。可是,谁也没有前后眼,能把世间的事儿看透彻。

红卫兵们闹派性,立山头,想从自己的队伍中找出敌人。但假想敌并不好找。而作为一支队伍,没有可以攻击的敌人,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弄不好,就得自生自灭。找到敌人,是当前红卫兵们最大的任务。所以,发动群众,一再要求大家要擦亮眼睛。今天一道会,明天一道会,终于,那些暗藏的阶级敌人浮出了水面。他们就是“地富反坏右”。刚解放时,搞土地改革,成份划得多清楚啊!地主,富农,那些曾经的剥削者们,有可能还偷偷保存着一本“变天账”啥东西的。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翻开那账本看看,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批,不批判他们,不批斗他们,不压制他们,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好日子过。当然啦,曾经被镇压过的反革命,还有坏份子,右派们,他们也是贼心不死,不把这些人揪出来,人民群众就永无宁日。

庄儿上的“地富反坏右”成了造反派们攻击的对象。为了配合造反派的运动,大队革委会要求各生产小队,也要深入揭露黑五类,四类份子的罪行。后来,庄儿上人把“地富反坏右”统称为四类份子。

为了既“抓革命”又“促生产”,每天黑了,一喝罢汤,小队就开群众会,查找四类份子。

如今,稀屎平虽然还没有音信,可他叔伯哥的儿子大黑,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他们那一门人强硬起来了。连开了几黑了会,每次开会前大黑就先说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挑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为啥要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是干啥哩?因为阶级敌人就潜伏在我们中间,所以才要下定决心找出来。既然找阶级敌人,就要和他斗争。一斗争,就会流血,就会死人。怕牺牲,就不要干革命。干革命就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儿。只有不怕困难,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要认为大家伙儿都不知道,谁以前做过啥事儿,都清清楚楚。该站出来认罪情站出来了。不要等到革命群众去抓你,到那时就不是在生产队的群众会上批斗了。而是送到大队,送到公社,送到县革委会,让更多的人批你,斗你。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斗私批修,就是要和阶级敌人斗到底。”

在不太明亮的马灯下,黑鸦鸦地坐着生产队的社员们,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少拜寺,枪炮声中,八路在喊话。那时,有谁相信他们的话啊!可是,那一切都变成了现实。队长大黑说累了,他刚停止,还没有离开地方,他的叔伯兄弟们开始了。他们说,这个阶级敌人不查找出来是不行啊!不然的话,没有批斗对象,给大队也说不过去。该认罪的就认罪,认过罪之后还是一个社员,谁也不会咋着你。

这话越来越明显了。就好像是对着我说的。是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曾经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反革命。我作过国民党保安团的军官,我曾经和共产党八路军持枪对敌,我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要认罪!

二弟和三弟就在我身边坐着,他俩不时地看我一眼,那是对我的一种关心。间或轻轻的喊一声:“哥,哥!”他们也听出来了,大黑他们分明是在逼我自己站出来。

“我没事儿!”我坚强而轻声的说。我还能克制着我的冲动。这些年的磨炼,让我养成了用脑子思想,而不是用肢体说话。我知道我应该在啥时候站出来认罪最合适。扭头看看二弟,他已经有点怒不可遏了。他几次想站起来,都被我暗暗的拉住。一向为人老实而又懦弱的三弟,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仿佛大难临头一样。这一会儿,都在坐着讨论。队长大黑也在跟会计贵生说着话。

审时度势对一个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需得识时务。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认罪,日后也许有大麻烦。当社员们还在漫无边际地讨论着时,我轻轻的站了起来,环视一下众人,微微笑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的说:“我认罪!”

一句话惊得社员们目瞪口呆,他们大概认为我疯了,一个个吃惊的看着我。比刚才队长大黑讲话,他们还要聚精会神。

“首先,我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任何人也不看,只看着燃烧着的马灯,继续说:“开始,我也是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给人家当种地户,自己家有几十亩地,只是饿不了肚子。后来,俺三叔在南孙庄赌博,抺了一夜牌,他输给人家十八亩地……”我从三叔赌博,逃赌债,吃粮当兵,炸营当土匪,一路说下去。说到半夜,才说到三叔修枪。

好多人并不知道我家的详情,我要彻底认罪,就从源头说起。向他们分析,我是怎样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又是如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

队长大黑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华叔,你也别说了,这就半夜了,你的罪一时半会儿也认不完,明儿咱还得干活哩,明儿黑了接着认罪。”

大黑一宣布散会,社员们便纷纷走开。

从会场往家走,二弟和三弟在后边跟着我,到二弟家门口,二弟也不进屋,三弟他俩还跟着我。

我说:“二弟,你有啥事儿?”

二弟说:“到屋再说吧!”

到家门口,喊您婶给我开了门,我们弟兄几个在堂屋里坐下来,二弟迫不及待地说:“哥,你有啥罪?你不就是怕他们嘛!乍往儿,谁还怕谁?我是贫农,根正苗红,他谁也不敢欺负我,不中了就跟他们整!哥,明儿黑了你别开会了。他们要是问,我顶住!”

我苦笑着说:“二弟呀,您哥我风里浪里都过了,我还怕谁?可如今不是怕不怕的事儿啊!形势呀,常言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是天下的形势,还是顺着点好些。再说了,我认认罪,他们就会认为我低头为败,再也没有别的法儿整我了。你放心,二弟,我不会有事的。”

二弟还是不放心,他说:“你就心甘情愿地让人家批斗你?俺这些人看着,心里过不去呀!”

是啊,我确实是一个罪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二弟他们总是考虑到面子、尊颜,难道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面子和尊颜吗?我开导二弟,说:“我一人顶了罪过,咱这一大家子人的日子都好过,再说,这不就咱一个生产队的人吗?我坐过劳改,这谁不知道?就凭这一条儿,我不认罪也不中。不过,三弟您俩尽管放心,该干啥干啥,无论走到哪一步,咱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

二弟说:“我怕你受不了啊!坐了十八年劳改,回来他们也不放过你,还有俺嫂子!”

我豁然大度地说:“二弟,三弟,您哥我心里自有主张,该咋弄我就咋弄。天也不早了,您俩回屋歇去吧,明儿还得干活哩!”

劝走了二弟和三弟,一关上门,您婶就惊蘧地问我:“他爹,出啥事儿了?”

我淡然一笑,把我认罪的事对她说了一遍。她在我面前总是表现得百依百顺,她温柔的说:“你自己决定的事,自有你的道理,我不拦挡你,只要你别心里难受就中了!”

“看你说的,我难受个啥呀?要说难受,是我没有照顾好你。我说过的话,一直实现不了,我心里有愧欠哪!”

“你说啥话了?”

“我说,我这一辈子也不叫你受屈儿,可我一直没有作到!”

“多少年的事儿了,你还记住。歇吧!我不埋怨你,那怨我命赖,嫁了个命比我还赖的男人。我记得你说过,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我记住这句话哩!”

我们俩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站在堂屋那昏暗的灯光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互相凝视着,任时间在我们中间流淌。

3、柳金柱提意见

生产队见天黑了开群众会,我就一黑了也不隔地认罪。而我每次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再说一遍,我这是掏心窝子话,要不是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啊!群众会开到第四天晚上,我已经说到我到东北战犯管理所了,正准备说见到宣统皇帝的事,有人却突然插了一杠子,打破了会场的秩序。

我正认着罪,柳三儿他大哥,那个早已转业回来的作八路的柳金柱说:“华舅,你先歇一会儿,叫我说两句儿。”

我往一边站了站,柳金柱走到马灯边,两手往腰里一叉,说:“老少爷儿们,华舅的罪认得也怪透彻,叫他先歇歇。我柳金柱,谁不知道啊!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一家人被活埋的危险,跑到河北当上了八路。我柳金柱披着血布衫子啊,南杀北战几十年哪,如今,如今我还不胜一个老党员。大家都看着哩,我的儿柳山娃,他吃得膀大腰圆,要力气有力气,要文化有文化,可是,可是,年年当兵都不叫他去!”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门儿,说:“大队有权!”说完,他气呼呼地上一边去了。

一个庄儿人都知道,少拜寺一战,那时,他就在解放军的队伍里。那时候,咱这儿人都说解放军是八路。

柳金柱那一番话传出去之后,人们把它编成了顺口溜:

我柳金柱,披着血布衫子,

南杀北战几十年,

如今还不胜个老党员。

我的儿吃得膀大腰圆,

年年当兵不叫去,

大队有权!

不管咋说,柳金柱只是提提意见。他是个老革命,谁拿他也没办法。说说话儿,泄泄火气,没有啥想法。群众们都不在乎,上面也不管。只当是一个笑话。如今这形势,怕就怕站错队。啥叫站错队?那就是没有站到革命阵营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本照的本家聋子高就站错了队,后果还很严重。

4、聋子高的革命

聋子高弟兄俩,一个老娘儿。他原先有一个女人,名叫曹明花,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以前,聋子高伙着他老娘整他女人。不叫他女人吃饭,就是吃,也不叫吃饱。蒸出来的馍,怕他女人偷吃,用筐子装着,高高地挂在梁头上。聋子高还让自己的老婆推磨,吃的啥呀?麸子糠皮,面却不让她吃。曹明花气不过,上咱庄儿小公社去告状。干部们把聋子高喊到小公社,问他为啥不让自己的女人吃饱饭,让她推磨还叫她吃麸子?

聋子高理直气壮地说:“那推磨不就是为了吃麸子嘛!”

在干部们的调解下,曹明花终于和聋子高离了婚。这是咱庄儿解放以来第一铺离婚案。

**没开始时,聋子高就是他们三队的队长。咱一个庄儿分了五个生产小队,俺是四队的,您是二队的。**几年之后,红卫兵的劲儿过去了,开始斗地主,斗四类份子。那时,聋子高还是三队的队长。他队的马昌林因为早几年上山西挖矿,领回来一个叫芙蓉的女人。已经为马昌林生四个孩子了。偏偏赶着马昌林害腰疼病,疼得直不起腰,躺在**也起不来床。你不知道啊,一抓革命,生产就不好促了。芙蓉拉扯着孩子,马昌林有病在身,连吃药钱都没有。常言说,篱笆破,狗进来。聋子高算是瞅着空子了。今儿给芙蓉几个钱儿,明儿给芙蓉几个钱儿,还挑逗芙蓉,说:“有啥活儿我帮你干!”一个女人,这个时候需要啥呀?要的是体贴呀!她一受感动,失去了刚强。搁不住聋子高的轮番进攻,慢慢地她入笼儿了。聋子高的计谋得逞了。

他俩拉拉扯扯就是一年多,芙蓉还生了个儿子。马昌林最清楚那是谁的种儿。芙蓉为此在马昌林面前表现得极为羞愧。马昌林是个能人啊,明知自己有病在身,又想笼络女人的心,他劝芙蓉,说:“这有啥?不比卖红薯干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像马昌林这些人,都是有脾气有性子的人哪。有人和自己的女人通奸,他岂能睁眼不管?说话不及,又一天黑了,聋子高跟芙蓉商量好,他去找她,她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了。刚喝罢汤,聋子高便急不可耐地摸上门去。这边聋子高进屋关门,那边已经有人在门外扣上了门搭镣。接着,芙蓉大喊:“有贼了,有贼了!”

去捉贼的没有外人,都是老马家的人。逮住聋子高痛打一顿,便往大队部送,谁知,半路上聋子高却跑了。

聋子高跑到亲戚家,一住就是一月多。

亲戚问他:“高啊,你是犯啥事了?”

聋子高也是打侧脚放屁——给自己遮丑,说:“嗨,革命哩,站错队了,二话不说,拉住就打!”

亲戚把聋子高送回来,老马家也没人理这个茬了。后来,聋子高才知道,那都是人家做好的故儿,事先都预谋好了,只是逮住他打一顿出出气,人家故意让他在半路上跑的。

5、斗地主

批斗会越开越频繁,起初只是生产队黑了加班开,还不算耽误第二天的生产劳动。这些时,大队一开群众会就是在白天。谁去开会,生产队照样给记工分。所以,开会的人就格外地多。有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娃儿们也得去开会。我和咱河东河西六个庄儿二十多个生产队的那些四类份子们,常常在主席台边陪罪。不因为个啥儿,也要斗地主,开大会。

六掌柜的二弟长义,有五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和二儿子成了家,余下的三个都超过二十岁了,一个个长得笔挺样,因为他们是地主成份,没人愿意和他们结亲。家务活儿,只管长义言一声儿,几个娃们啥都干。平常吃水挑水啦,都是孩子们的活儿。二队队长看不下去了,你一个地主,水也不挑,活儿也不干,光叫您娃儿们干哩?这是啥思想呀?不还是剥削思想在作祟吗?这会中?他把这事儿汇报给大队长巩书岭,巩书岭又汇报给支书汪二拐子。汪二拐子曾经南下过,到江南打仗,一个子弹打到脚后跟上,他成了个拐子。大队革委会一分析,这就是明显的阶级斗争。非批斗长义,才能解决问题。

斗争长义,我和一大群四类份子在台下陪罪。

把长义揪上台后,让他站在一张桌子上,为的是让群众们能更清楚地看清阶级敌人的丑恶嘴脸。

支书汪二拐子说话不大清,他嘟着嘴问:“长义,你说你老实不老实?”

长义也不知道自己身犯何法,吓得话也说不囫囵了,连忙说:“我老实,我老实!”

“你老实?”汪二拐子一拍桌子,大发雷霆之怒,怒斥道:“你老实为啥你不挑水?总叫您娃儿们挑水?你是啥思想,你说!”

长义语无伦次地说:“我不老实,我不老实。”

汪二拐子更生气了,他大吼道:“在座的广大社员群众可都听着哩,长义这家伙,正斗争着他,他还敢说自己不老实!”

长义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不防已一句话惹出这么大的祸害。幸亏大队干部们并没有深究。只是借题发挥,对长义狠狠批了一顿。

斗地主,已经成了人们发泄私愤的最佳借口。那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雇农们,看哪个地富不顺眼,趁大队开群众会,就会把人家给推到主席台上,进行批斗。四类份子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人格、尊颜在一点点的被剥去。他们已经不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想当年,叱诧风云的刘少奇,一任国家主席呀,还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公贼”,我们这些四类份子,纯粹是蚂虾小鱼啊!

我那自信的堤岸已近于崩溃的边缘。我开始反思,难道说当初我自动站出来认罪,这一步棋走错了吗?自动承认自己的罪行,总比被别人揪出来要好得多。可是,现在的革命洪流已经变了味。人们开始以斗地主的名义,进行打击报复。想想我的以前,我的叔伯兄弟长海已经长大了,他会不会回来揪斗我这个反革命的反动军官?稀屎平的叔伯兄弟们,巩群生的儿孙们,他们的家族,会不会趁机批斗我,欧打我,把我打倒在地之后,再踏上一只脚?让我永远不得翻身!我这个共和国的公民,在他们眼中还算不算数?

您婶也害怕了,有好几回,她当着我的面哭了。总是不断地对我说,一挨黑儿就回家来。千万不要和人争强好胜。咱有缺点呀!但咱只要坚持着活下去,总会有晴天的时候。我这一生遇到过多少难,每一次我都活下来了。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总是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和谁都礼貌地说话,真诚的交往。

可能是人们开斗争会,批斗人已经上瘾了。该批斗的批斗,不该批斗的也批斗。

屠留申死了,他的大老婆守寡哩,小老婆咧?年轻啊!这一解放,她便嫁给了原先给她家放羊的吴秋生。这不是挺好吗?人们疯狂的斗地主、富农哩。他们一个生产队的巩书建,劳动时和吴秋生发生了一点小摩擦,要说是很小的事儿。可巩书建一想,不对呀,吴秋生他女人是原先反动军官屠留申的小老婆,一个贫雇农跟一个反动军官的小老婆合户了,这贫雇农能保证自己的思想不动摇?

趁着大队开群众会,巩书建揪住吴秋生往主席台上拖,吴秋生成份好啊,他啥也不怕。挣脱巩书建的手,气得会也不开了,骂骂咧咧地往家走。还没出会场,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啥仇有啥冤?我又没有叫您的小孩填井里,你就恁恨我?”

别人一听,不好,吴秋生回家准备叫人家小孩往井里扔哩。这一下,会场大乱。

有人喊:“拦住他,别让他走!”

人们一咋唬,一喊,吴秋生怕被整到大会挨批,跑的更快了。他越跑,追赶者越多。连群众会都开不成了。

人们终于在围追堵截中群住了吴秋生,问清了事情原委后,人们才放下心来。

批斗长用他女人更不应该。当年,长用被工作组派民兵押送到姚集区政府的监狱里。没几天,他可死里边了。说是坐监的人们玩一种叫作“藏猫虎”的游戏,就是把一张黃裱纸给弄湿,糊在一个人脸上,连鼻子和嘴都给堵住了,气儿也出不来。动吧,有人捺住,一道把长用给憋死。监狱里通知长用家,说是得急病死了。后来有人分析,长用在庄儿上得罪人实在太多了,有人买通了他同监室的人,才把他治死。这是真是假,我不清楚。只是听人这样说。所以,我一上姚集区政府自首,后来押往劳改队,和家里断了音信,不怀好意的人就说我也死在监狱里了。但您婶刚强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常理。她谁的话也不信,就等着我回家,一等就等了十八年。

噢,对了!我一扯又扯远了,还说批斗长用他女人那事儿吧!这是您那院的您大山哥治哩事儿呀!嗨,要说,我不能评论人家,说到底,人就怕没良心啊!

长用坐监时候,他的三儿子还在怀里抱着,正吃奶哩!他女人见天上姚集去给他送饭,这小孩儿咋弄?没办法,就寻给了他族家,寄养给人家了。长用死了,他女人尚金桂领住俩娃儿过。

解放后,到小公社时,您那院的大山还是年轻娃,二十一二岁,尚金桂也才三十多一点。大山是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的队部就跟尚金桂东西屋,大山见天黑了在那算账。一来二去,他俩走到了一起。

我听人说,有天夜里,尚金桂喊大山哩,说:“大山,大山,你过来!”

大山不知道干啥哩,他一过去,尚金桂开了门,大山一看她赤身**的,你想,那年轻人们有几个能禁得住这**啊?从此以后,他俩就有了这种特殊关系。大山咧?也不说娶她,一是嫌她比他大;二是,她是地主婆呀!就这么着,两个人不清不楚地。大山因为恋着尚金桂,一直没有寻人结婚。可是,年龄不饶人。到这文化革命时,斗地主斗四类份子时,尚金桂已经五十多岁,大山也三四十了。尚金桂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也有所收敛,就渐渐地冷淡了大山。大山对此非常气愤,在全大队开群众会时,大山在家准备好了一串子不穿的烂鞋,在会场上,猛地挂到尚金桂的脖子上。把她揪到主席台上,说她既是地主婆,又是老破鞋。狠狠地把尚金桂批斗了一番。

你想,大山能这样作,以前二人的情意算是彻底没有了!

这斗争会啊,越来越不像话了。

6、义务劳动

1974年,咱那儿要成立公社,那动落大呀!在一处岗坡上,平地起鼓堆,要盖公社院,粮管所,医院,税务所,兽医站,反正姚集公社有的机关、单位,七所八站,这儿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工程不小啊!

每个生产队都要出工,上哪儿找人咧?农业学大寨正在战东岗,咱东岗那一块块梯田,就是那时候修的。另外,还要修公路,架桥梁。各大队组成专业队,由大队长带队,每个大队都抽走了好多壮劳力。后来,经过公社商量,叫四类份子们出义务工。

大黑当了好几年队长,他说干这个活儿出力不讨好,说啥不干了。于是,陆祥的侄子麻超就接任了这一职。麻超年轻,才三十多岁,没上过学,自然啥学问也没有。因为交公粮,他跟大队民兵营长陈富宽闹上了别扭。陈富宽是包俺四队的,人家别的生产队都已经派车拉着粮食上公社粮管所交粮去了。麻超还没装好车。陈富宽催了又催,他俩便吵了起来。

战东岗哩,别的生产队打着红旗早早地到了,麻超领着四队的社员到学大寨工地时,人家都开始干活了。陈富宽一下子来了火,质问麻超:“你是不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啥时候了,你才领社员们来。”

麻超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说我是那号人,实际你是那号人!”

麻超这样一说,倒给陈富宽提了醒,他一看,麻超他们不但迟到,而且还没有打红旗,他握住了麻超的把柄,说:“好你个麻超,你竟然胆敢不打红旗。毛主席说,要把红旗插遍祖国。你不打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

麻超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你放屁!毛主席说,红旗打也中,不打也中。只要叫大寨田修好。不信,你翻翻四卷毛选去!”

陈富宽虽然是大队民兵营长,他那有时间把四卷《毛泽东选集》看完哪?明知道毛主席不会说像麻超说的那话。如果不承认,真的算是反对毛主席。那罪可不小啊!

一大早,队长麻超就到我家,喊开了门。我一打开门,麻超就说:“华爷,咋整咧?”

“超,有啥事使上我了,你说吧!”

“华爷,”麻超笑着说:“建新公社哩,得好些劳动力,一时咧,人手也不够,公社说叫四类份子们出义务工哩。要不中了,华爷,你去吧?”

麻超对我实在太客气了,自从那年我搬家,陆祥为我打抱不平,我就一直尊重他们那院的人。我们的关系一直也处得很好。有啥说的?我是四类份子,出义务工就出义务工吧!当时,我就爽快地答应下来。麻超安慰我说,先去顶几天公差,过几天再换人去。说完,便走了。

我回到屋,把这事儿给您婶说了说,她赶紧做饭给我吃。我准备好了小锅,您婶给我装了几斤面,又拿出十几个鸡蛋。我趁她不注意,又把鸡蛋放回盐罐中。

在建设新公社的工地上,十有八九都是四类份子们。义务工可不像大队的专业队,又记工分又管饭。我们是一不记工分,二不管饭。跟我在一起的,有一个穆庙的黃文甫,他可是咱那儿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地主。解放前,他家有五百多顷地。伙计、长工一大群,福也享够了。真是伸手不拿四两,就没有干过活。建新公社,派住了他的义务工。我们能干啥呀!无非是搬砖和泥掂泥巴兜,又不会泥巴匠的手艺,干小工吧!有干部们在工地上转着看,又不是监督我们的,他们为的是看工程进度。我是啥想法也没有,派住义务工就干。黃文甫却整天愁眉不展的,像犯了多大的法一样。因为这事儿,谁也不敢咋劝他。

我和黃文甫一起干了十二天活,休息时他谁也不理,头勾着,吃饭时,也吃不多。第二天我又早早地到工地,没有见黃文甫,一天也没有看见他。我以为有人替他了。谁知道,他一个庄儿的人说,昨天晚上,黃文甫上吊死了。你看看这,出个义务工,该有多大的事啊,就这他就承受不了。黃文甫寻无常了,一个人,没有一点肚量,咋活下去呀?五六百顷地都给分了,家业那么大也给分了,那么大的事都过来了,还有啥忍受不了,过不去的?

一直到新公社建好,我的义务工才出到头,我不还是我吗?不记工分,不管饭,这是政策呀,咱又改变不了,生啥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