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素在电话里对王白璐说，她早把那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彭玉素说，算到现在，小二十年了。二十年，这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事，要不是刻骨铭心的话，你能想起多少？彭玉素还说，有的人过完二十年，就过完了一生。“一生，你知道吗？可以离好几次婚，可以破好几次产，可以死去好几次！”
王白璐可以这样去理解彭玉素的话：当初再怎么热恋，也敌不过时间的侵蚀。大抵没有多少女人能做到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等一个男人。要是这样的话，彭玉素很可能早就栖身另一株梧桐了，所以不愿意接受周楚阳，不愿意再把前尘俗世中的伤痛翻出来，伤及更多无辜。当然，王白璐还可以这样去理解：彭玉素始终无法走出阴霾，无法以一个仇人女儿的身份去接纳一个男人。真是越想越复杂，越想越理不出头绪。还有一种可能：彭玉素知道王白璐离了婚，现在对周楚阳情有所属，并开始发动猛烈进攻，有两人在高中时同桌的基础，要凑在一起并不难。每一种猜测都有理由，都有成立的证据。
“他一直等着你。”王白璐说，“实不相瞒，我常常干些见缝插针的事，但他就是不为所动。”
“那是他单方面的事，与我无关。”彭玉素说。
“你就不能见见他，哪怕只是接他一通电话？”王白璐问。
“都是陌生人了，哪有这个必要！”彭玉素说，“你可以转告他，这么多年来，我换了无数个号码，就是为了躲他。”
“意思是，你之前接到过他的电话？”
“不止一次。”彭玉素说，“一听到是他的声音，我就挂了。每次一接到他的电话，第二天我就换号码。”
“我也不好跟他说，他那么好，那么善良，我不愿意伤害他。”王白璐说。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彭玉素说完这句话，似乎有些伤心，从她说话的语调来判断，似是哽咽。“不说了。”她说，“你也不必告诉他我在哪里，当然，你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如果我回南广，会抽时间找你的。”
彭玉素从来没有告诉过谁，她现在在干什么。除了蒋达蜀知道她在旗峰公园附近开了一个叫“云众”的培训学校外，其他人知之甚少。这些年，她跑过无数个地方，为了躲避周楚阳，甚至在公司里使用了另外一个名字：苏羽。公司里的年轻人都叫她苏姐，有的叫她羽阿姨，也有叫她羽妈妈的。彭玉素的二十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可能她自己也不能完全说出来。
十九年前，周楚阳在彭玉素的单身宿舍里度过最后一个忧伤的夜晚，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三个月后，她为了寻找周楚阳，毅然辞去公职，去了远方。有人告诉她，周楚阳可能去了昆明。去昆明？能干些什么呢？工地上搬砖、扛水泥、拉钢筋而已。那些年外出务工，大多只能干这些。她拖着沉重的身子跑遍了昆明的大小工地，硬是没见到周楚阳的影子。有一段时间，她在黄土坡一个南广老乡的工地上为工友们做饭，晚上就在厨房里睡觉，差点儿被一个喝醉了酒的山东人糟蹋了。那个夜晚，她使劲儿捂住自己的下体，任由那个酒鬼在身上**，直到她尖厉的吼声引来看门的大爷，才免遭一劫。她在老乡的出租屋里艰难地产下一个女婴，由于护理不当，险些丢了性命。两个月后，她背着可怜的孩子，上了一辆去江苏南京的客车。
当然，她也是从一个南广老乡的口里得知周楚阳有可能在南京的，因为周楚阳的弟弟周全去年去了南京，在一个茧丝绸公司当仓库管理员。仅仅是一种可能，却给了她莫大的希望。当她到南京后，并没有找到什么茧丝绸公司，也没有遇到周全。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眼看就要花光了，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让她手足无措。她站在人行天桥上，抬头仰望夜空，对自己说，“不如死了吧”！就在她准备从天桥上纵身一跃的那个瞬间，一个推着火炉卖烧土豆的女人刚好路过，从背后搂住她的腰。两人一边躲避城管，一边推着火炉往一个城中村走去。那个靠卖烧土豆维持生活的女人，带着她和她的孩子去了卫生所，用自己的钱为她的孩子看病。女人说：“能过一天，就尽量过完一天。就算是饿死，也比跳楼值得。”
“姐，我很感谢你，但我还是要走。”
“你去哪里？”女人问。
“不知道。”她说，“我想去另外的地方找我的男人，他叫周楚阳，我爱他。”
那个女人没有让她走，而是建议她和自己一起去大街上卖烧土豆。女人说：“再和城管打两个月的游击战，我就凑够租一个小门面的钱了，到时，我们开一个水果店。”
“可是，我拖着一个孩子，哪里打得了游击战！”她哭着说。
“不行的话，你在家照顾孩子，顺便也管管我的女儿。”这个叫韩露的女人说。
韩露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往常都是丢在家里，让邻居沈奶奶照顾。韩露用一个铁轱辘推着火炉去街上卖烧土豆，每天能挣好几十块。邻家沈奶奶七十多岁，干不了重活儿，就帮她带孩子，每个月从她手里拿二百块钱。彭玉素来了，邻家奶奶就可以卸任了。沈奶奶说：“我是看这孩子可怜，才答应帮她的，我这手脚，早就硬邦邦的了，照顾自己都成问题，你来得正好。”
两个月后，韩露果真在一条小街上租下一个二十平方米的铺子，开起了水果店，生意还行。彭玉素和两个孩子也都搬到店里，她一边帮助韩露卖水果，一边烤土豆。
彭玉素在南京一待就是两年。韩露的水果店越开越大，最后扩展到两个门面、三个门面，一月下来，能挣到七八千块。那年彭玉素找到老家的电话，打电话回家问家里的情况，结果村里的人告诉她，她父亲已经去世，哥哥去了安徽，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守着旧房子。
过年，她准备回家看看母亲，就对韩露说：“姐，我得回去一趟，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回来的。”
韩露说：“你这一去，能不能回来也没个准儿，这两年我俩在一起劳累，我得分你钱。”
彭玉素说：“我只要路费就行了，其他钱我不能要。”
韩露说：“哪有这样的道理？一起做生意，挣了钱就应该分你。虽说当初是我垫的本，但生意是我俩一起扛起来的，不说分你一半，也得分你三股。”于是算了算，韩露给了彭玉素三万块钱，说，“其实也不只是这些，你还应该多分一点才是，只是眼下我手里没有钱，全都押在货上了，就算我截留了一点，以后你回来，我再给你，要是你不回来，我给你邮过去。”
彭玉素抱着韩露哭了好大一会儿。那时，彭玉素的孩子三岁，韩露的孩子五岁。彭玉素背着孩子离开的那个清晨，韩露的孩子张着嘴巴使劲儿哭，不肯上幼儿园。
那时已经是彭玉素离开家的第四年了。彭玉素回到家，还是没有周楚阳的消息。有人说，周楚阳可能在外面出了事情，要么进了牢房，要么就是已经死了。
彭玉素把母亲安顿在大羊嘴姐姐家，对姐姐说：“妈暂时交给你，我出去再苦两年，买了房子，就把她接过去。”
姐姐扯着她的头发哭，说：“你这败家的东西，放着一份牢靠的工作不干，非要到外面去，一个人拖着孩子受累，真是前世造孽了。”
母亲也哭。这些年，母亲天天哭，哭得都没有眼泪了。可是彭玉素还是要走。“走吧，但愿你能找到一个可以过日子的男人，跛的瞎的都行，只要他对你好。”
彭玉素又回到南京，却没见到韩露。沈奶奶说，韩露嫌卖水果太累，前些天和一个男人到安徽去了，说是做化妆品生意。“那个男人，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上眼皮上有颗痣，我猜想，八成是个骗子。”
“有没有留下电话？”彭玉素问。
沈奶奶从枕头下面翻出了一张纸，递给彭玉素，说：“走的时候留下的，说你要是回来，就给你。”
纸上果然写着电话号码，还有一句话：我去安徽澄湖了。
彭玉素打这个电话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却是此号码已欠费的提示音。怎么办？韩露莫非真给某个骗子骗了？要是这样的话，这几年她卖水果挣到的钱，肯定已经一分不剩了。
次日买了去安徽合肥的火车票，彭玉素就带着孩子出发了。到了合肥，又坐客车去澄湖。人生地不熟，到哪里能找到韩露呢？在城里逛了三天，彭玉素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先找一份工作，于是进了一家专门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做了一名弹簧电镀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工资每月两千块。
算是有了一份工作。彭玉素住在厂里，把孩子送去厂联合幼儿园，每天上午七点送孩子上学后，就去厂里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再去幼儿园把孩子接回来。是辛苦了点，但踏实，毕竟这个工厂在当地很有名望，信誉度好，从未拖欠过工人的工资，最重要的是，工厂老板心肠好，对外来务工者很是照顾。
彭玉素在澄湖待了下来，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找到韩露。
“没有比我更懂得‘始乱终弃’这四个字意思的人了。”后来彭玉素对王白璐说，“你不知道，我回去安顿好我的母亲，再漂泊远方之后，听说他回到罗卓了。”
“他不是误入传销窝点，险些丧了命吗？”王白璐问。
“可我的家人告诉过他，我在安徽澄湖，他为什么不去找我？”彭玉素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
“一年后，他再度人间蒸发。从此，我们的缘分就断了。”她甚至反问王白璐，“你觉得所有美丽的爱情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吗？”
王白璐答不上来，但她始终认为，周楚阳是一个好男人，他要是没有苦衷，肯定不会丢下彭玉素不管的。
“我觉得你和他最合适。”彭玉素说，“在你的心里，他还是那么干净、那么纯粹。
“而且，他现在是一个成功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过日子，你一定会感到无比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