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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市委翟副书记的电话，李明桥立马就明白了：事情正在朝着无法让他掌控的方向发展。
但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翟副书记毕竟是他的老领导，他了解翟副书记的为人，这是一个党性原则极强的干部，如果说，在衢阳市，还有那个领导能够做到“心底无私、一心为公”这八个字的话，那肯定就是翟子翊。
但是，翟副书记在电话中明确地告诉李明桥：别碰那几位局长，那不是你碰的。
李明桥试图解释一下，他说：“可是，翟书记，你不知道那几位局长……”
翟副书记打断了李明桥的话：
“没有可是。明桥啊，我告诉你，干部的任免问题，你让书记万清同志去打理，你只管干好政府这边的工作就成了……我提醒过你，任何事情，要注意方法，要讲究策略！你头上的‘代’还没有去掉呢”
李明桥不服气地说：
“不把这几名局长的‘铁板凳’撸掉，蓟原的工作就没法儿干了。”
翟副书记说：
“明桥，你还年轻，要珍惜自己的前途。人家万清同志，在蓟原当县长，当得稳稳当当的，当书记，照样当得稳稳当当的，你要向人家学习——我不妨给你透个底：你手底下那几个局长，上头有人说话了，别说你，就是我，也只能在一边干看着……”
停顿了一下，翟副书记继续说：
“市上的班子最近要变动，市委书记调回省上，市长何培基同志有可能接任书记……”
翟副书记的话说了半截，再没有往下说。
李明桥立马就反应过来了。他跟随翟副书记多年，不敢说百分之百的了解这个人，但对这个人的行事风格、言行举止等习惯，还是比较熟悉的。现在，事情非常明朗了：省上要动衢阳的班子，市委书记调离，市长何培基转任市委书记，市长的位子就空出来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要在衢阳市的干部当中产生一位市长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非翟子翊莫属。
听话听音儿，李明桥不笨，他从翟副书记的话中听出了一丝玄机。翟副书记所说的“上头”，肯定是来自省上的某位重要领导，而且，这个“上头”，完全可以左右翟子翊的仕途命运——也就是说，在调整衢阳市班子的时候，可以让他当这个市长，也可以不让他当这个市长。
对于年届五十二岁的翟副书记来说，这次调整班子的机会千载难逢。谁都清楚，他这个年龄，说提，就提起来了，多年的常务副书记嘛，当一任市长无可厚非；不提你，改去人大政协当个一把手，或者直接退居二线，也属正常，因为现在的干部多得跟牛毛一样，年轻的、高学历的、有背景的地厅级干部多了去了，你翟子翊一个老三届毕业生，有什么优势可言？
滑稽的是，关乎翟副书记仕途升迁的筹码，竟然握在了李明桥的手中：完全取决于李明桥“动”不“动”郝国光他们。如果李明桥执意要“动”郝国光几个，那么，这个“上头”，不但不会把翟子翊扶到市长的位子上去，弄不好，连常务副书记的帽子都得整丢了；如果李明桥听劝，不“动‘郝国光他们，说不定，翟副书记的市长，就当定了。看来，来自省上的这位要员，不但对衢阳市的情况非常了解，对蓟原县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而且不是一般的熟悉，否则，要市上领导出面办事情，书记市长都在前面横着呢，哪轮得到翟子翊说话？对方肯定清楚，以自己和翟副书记的渊源，他李明桥有可能买翟副书记的账，但未必会买书记市长的面子。
李明桥似乎听到内心深处“嘣”的一声，有某一根弦，突然间断了。他能够感觉得到，他心脏的某一个角落，已经深深地陷了下去，是陷，塌陷……像是一座大厦在一瞬间倾塌，又像是一块完整的玻璃，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力打碎：尖利、刺耳、破碎、疼痛，一片狼藉！
在李明桥的心目中，翟副书记一直是他的榜样，是他的坐向标，是他内心光明的灯塔。现在，这个坐向标的引导作用，似乎偏离了自己的运行轨迹；这座灯塔的光芒，似乎暗了一暗。这让李明桥很失望，甚至很痛心，他有意无意视为学习榜样的翟副书记，并不是他印象中一贯的“刚正不阿”和“大公无私”，也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无欲无求”。在李明桥的印象中，翟副书记似乎从来没有屈从于某一种权力意志的习惯，也从来不为个人的前途刻意呵弄，他确实是一名“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好领导，好干部。但是，一顶市长的帽子，就毁了一位优秀干部的政治良心和操守，以至于竟然为了郝国光这样一些常年舞权弄私的人出面说话？
李明桥想不通，他呆立在办公桌前，电话听筒还搭在耳朵旁边，但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该跟自己一直敬重的翟副书记，怎么样表明态度？翟副书记在电话那头也不说话，沉默着，似乎能够感受到李明桥内心的波澜起伏和煎熬……
过了良久，李明桥缓缓地搁下听筒，转身走出县委办公室。他没有再回会议室。已经没有必要回去了，甚至这次的常委会，也没有必要继续往下开了。他也没有返回县政府这边，他觉得自己无颜回到县政府的办公大楼上去。他走出县委大院，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动作呆滞、迟缓，像一位年老的瞎子，摸索着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躲过一辆紧跟一辆的车流……他不知道在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个方向……他只是默默地往前走着，一味地往前走……
李明桥承认，他处心积虑发起的这场进攻，以他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但是，击败他的，不是县委书记杜万清，也不是常务副书记年长富，更不是黄志安等其他常委们，而是翟子翊，他一直视若父辈的翟副书记：是翟副书记彻底把他的这场行动推向了绝境，让他失去了任何还手之力。
翟副书记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但他向市长的“位子”妥协了，向那个发话的“上头”妥协了；李明桥也不是个容易妥协的人，但他又不得不向翟副书记妥协。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书记杜万清宁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愿意去“碰”郝国光他们，原来，这些人的能耐如此之大，竟然轻易之间就可以动用省上的领导。他们背后的这只“大手”，远远超出了李明桥的想象，也远远脱出了李明桥的掌控范围。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不听从翟副书记的劝阻，继续一意孤行，又能怎么样呢？在常委会上，他明显处于劣势，就连自己的副手都在拼命反对自己的提议，何况其他常委们？这还不包括书记杜万清，杜万清压根儿就没有表态，也没有打算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来，姜还是老的辣，身为县委书记的杜万清，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子的，根本不屑于在常委会上跟自己交锋。
真是好笑，就好像是李明桥自个跟自个儿玩了一场闹剧，不但没有奏效，反而让他这个代县长在其他常委们面前威严扫地。这还不算，他提议撤换的几位局长，从现在开始，就由潜在的敌人变成了公开的敌人……想想看，今后的工作中，将会遇到多大的障碍？九月份的人代会选举，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李明桥默立在高耸的纪念碑前，一动不动。他无意之中走到了这里。这是一座解放军纪念碑，刚解放那会儿修的，花岗岩底座，钢筋水泥浇铸，高达37米。半个世纪以前，这座不大不小的县城，曾经遭受过一场战争的洗礼，在这场除了蓟原县志、在任何史书中都没有记载的战斗中，有117名解放军战士，把他们的热血，挥洒在了这片苍黄的土壤之中；把他们的生命，永远熔铸在了蓟原的地面上。在纪念碑的后面，是117座坟茔，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墓碑上，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周围簇拥着的，是高大的松树和柏树；再过去，就是麦田，绿莹莹的麦子正在吐穗儿……
死人和活人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李明桥在常委会上的举动，不但彻底惹恼了煤炭局长郝国光和公安局长黎长钧他们，也让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嗅出了一丝危机。
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新来的代县长，似乎不是易与之辈。他们都清楚，大凡这样的人，要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要么就是宁折不弯的英雄——李明桥显然不是蠢材，不但不蠢，而且，聪明着呢。对黄志安和郝国光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在官场上面对的人，只有两种：朋友和敌人。既然李明桥没打算做他们的朋友，那肯定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的出手很快，很辣，不符合常规。
对待“朋友”，有对待“朋友”的办法；对付“敌人”，有对付“敌人”的招数。按郝国光的意思，自己既然能让李明桥处心积虑的常委会中途夭折，也就能把李明桥撵出蓟原县。黄志安认为应该改变策略，他说：
“郝局啊，我知道你手眼通天，能耐大，但是，光把李明桥撵出蓟原县，又能怎么样？你都撵走两任县长了，怎么着？还不是每来一位新的，都打算拿我们这帮老哥们开刀？”
黎长钧说：
“是啊，老黄说得有道理，光把这个县长赶出蓟原县，还不成，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周伯明说：
“我这个财政局长，都成了摆设了，空架子一个，这个姓李的一天不离开蓟原，我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郝国光打断周伯明，说：
“周局啊，不是我说你，你就那点儿出息。你是财政局长，钱袋子在你手里面攥着，他李明桥一支笔批钱怎么啦？还不是得从你手里面过？”
周伯明嘴唇蠕动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国土局长张得贵想了想，认真地说：
“我觉得，黎局说得有道理，是该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不然，大家都不得安生。我们啊，不光要想办法把这位新县长赶走，还得想办法把我们信得过的人扶到县长的位子上去。”
黄志安一拍面前的茶几，抢过话头说：
“对对对，得贵说得对，这才说到了点子上嘛……不能光是动脑筋撵人，还得把我们自己扶起来。”
郝国光说：
“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嘛，不然，老黄早都扶正了，还用得着我们在这儿瞎磨叽？”
提起这件事情，黄志安就有情绪，他不高兴地说：
“郝局，如果你当时给把力，有他李明桥什么事儿？有仨李明桥，蓟原的县长都挨不到他当。老弟当了县长，还用得着老哥你费尽心思跟人较劲儿？”
当初，黄志安暗示郝国光动用一下自己的关系，替自己说点儿好话，但郝国光光是嘴巴上答应，实际上没动弹——否则，一个能把县长撵走的人，把他这个常务副县长扶起来，又能有多大的困难？
郝国光笑着说：
“老黄啊，千万别生气，当时的情形，不是太过于复杂吗？你知道，有些关系，是不能接二连三动用的，不然，关键时刻，连救火的人都没有。”
黄志安说：
“我当了县长，我就是在座各位的救火队长，还用得着你们去市上搬人、去省上搬人？”
周伯明跟黄志安的私交最好，一迭声地说：
“对呀，对呀，黄县长扶正了，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才不担心被人摘走。”
郝国光微微一笑，嘴里不说，心里却不住犯嘀咕：真出了事，一个小小的县长，能救什么火？更何况，局长这顶帽子，迟早得摘下来，只不过是迟摘与早摘的问题。
黎长钧说：
“看目前的情形，把李明桥赶走，也不是太现实。我们可是连着赶走了两任县长，那俩位，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就卷铺盖走人了——这次，恐怕不那么容易……”
张得贵说：
“是啊，如果短时间内再把李明桥赶走，让外人看起来，还以为咱们蓟原是独立王国，铁板一块……这可不好，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郝国光细一琢磨：可不是？赶走的第一任县长干了两年，第二任只干了八个月，李明桥时间最短，才来不到三个月。
黄志安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说：
“你们担心的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要把李明桥赶走，但是，不能动用上面的人，得想别的办法。”
郝国光问：
“别卖关子了，老黄你有什么好办法，直接说出来。”
黄志安略一沉吟，说：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黎长钧有些不耐烦，说：
“黄县长真是，我黎长钧是握枪把子的，粗人一个，不懂掉书袋这一套。”
“我们不撵他，让李明桥自己走人，”停了停，黄志安接着说，“九月份的人代会，我们只要把李明桥选下去，他就只能灰溜溜地拍屁股走人。”
黎长钧拍拍腰间的“五四”手枪，大笑着说：
“就是啊，我怎么忘了这茬呢？姓李的，还只是个‘代县长’，我们不选他，他当个屁的县长。”
郝国光说：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在人代会上把姓李的顺顺当当地选下去，再把老黄顺顺当当地选上来，是再好不过了。”
周伯明说：
“这倒好办，只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代表团提名，就可以把黄副县长列为县长候选人，然后，咱们再分头做些工作，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郝国光说：
“对，周局的儿子是乡镇书记，一把手，理所当然的代表团团长，算一个；工业口，我算一个；公检法口，黎局算一个……不敢说百分之百，胜算还是有的。”
黄志安说：
“胜算肯定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做到万无一失。”
凭郝国光的人生经验，他压根儿就不认为有万无一失的事情，而且，他个人对黄志安当县长，多少有些顾虑。他觉得，这个黄志安，偶尔用一下，可以，但扶到重要岗位上去，天知道会出什么事情？这个人的手伸得太长，太贪，当副手，捞点儿油水捞点儿好处，倒没什么；当一把手，就得奔前途去，不能老朝钱看，不能老朝女人看，不然，全县上上下下的人都盯着你呢，容易翻船不说，真翻了船，能不能挺得住，更不好说。
郝国光多精明的人，他要想当官，县委书记都当上了，上面说话的人有的是，顺当点儿，说不定还能弄一顶副厅级的帽子……但是，既然钻进了生意行道，就不能再琢磨政界的事儿，只要稳住局长的位子，往自己腰包里装钱要紧，其他的，最好甭想……弄翻李明桥容易，把黄志安扶起来也容易；担保黄志安不出事，却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肯让李明桥这样的人当县长，只要自己上头照应得好，他李明桥也不敢把自己怎么着；但黄志安不一样，这位黄副县长，跟自己这几位哥们的关系千丝万缕，万一哪天，伸出去的手被人逮着了，他嘴边上可没站着警察，缺个把门的。
担心归担心，留着李明桥，肯定是祸害；但把李明桥赶走，看来还必须得把黄志安挺起来，也只有黄志安，有资格名正言顺地竞选县长。
黎长钧说：
“公检法这块儿，有我扛着，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郝国光说：
“黎局最好不要太乐观，凡事朝最坏处打算……我小舅子那件事，可是让你们那个韩什么，狠宰了一刀……”
黎长钧说：
“韩大伟嘛，那是沈小初的人。沈小初你知道，他是副局长，仗着当过全国优秀警察，又兼着刑警队长，凡事爱较真，总得给他个面子吧……再说了，你们家富贵干的那事儿，也真是不够体面。”
郝国光说：
“要是体面事儿，还用得着劳黎局大驾？我这小舅子，是该好好教训教训，多关他几天也行啊，别老是罚钱罚钱的……”
黎长钧心里明白，郝国光这是心疼自己的钱了——刁富贵实际上是空架子，罚的钱还不都得郝国光出？他就打哈哈，不愿意再谈这件事情。
张得贵说：
“老哥们了，别斤斤计较的，相互照应着，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
黄志安心说，光是说得好听，有肉的时候，还不是都琢磨着吃独食？自己说是常务副县长，可这几位局长，哪个比自己差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还不如人家呢，拿点儿不大不小的好处都战战兢兢的；郝国光几个，局长当着，矿山开着，美女搂着，舒服着呢。
几个人就人代会选举过程中的相关细节，详细筹划了一番。最后，黄志安一激动，端起面前的茶杯，慷慨激昂地说：
“只要兄弟我能当上县长，甭说别的，蓟原地面上，你们哥几个，就是我黄志安的左膀右臂；我黄志安，就是你们的大后腰……来，我以茶代酒，敬各位老哥一杯！”
郝国光、黎长钧、张得贵、黎长钧几个，各自端起面前的茶杯，“咣”的跟常务副县长黄志安碰了一下，喝下一大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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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清准备上一趟省城。在省人民医院当主任医师的同学打过好几次电话，说是馋酒了，让他捎两箱蓟原老白干上来。杜万清的这位老同学，身为医生，却嗜酒如命，每天早晨，就着二两烧酒啃一颗苹果，权作早餐。老同学的话只能听一半，馋酒是假，让自己上去复查身体是真。杜万清原本不想去，他心里面有顾虑，怕查出什么不好的结果来，自己和家里人一时承受不住。但老同学一再强调，只是例行复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杜万清放心了些，加上不愿拂了老同学的好意，就决定上去一趟。
走之前，杜万清决定开一个小型会议，他让办公室主任通知李明桥等所有在家的常委，来自己办公室。
上次的常委会，代县长李明桥中途离开，会议不了了之。杜万清清楚是怎么回事，他知道，结果肯定会是这样子的，在蓟原县，谁都可以碰，唯独煤炭局长郝国光不能碰；郝国光碰不得，那么，公安局长黎长钧、财政局长周伯明、国土局长张得贵就一概碰不得——他们都是可以穿同一条裤子的人。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李明桥的前任，就是因为不听劝，结果，灰溜溜地走人了。让杜万清感到忧虑的是，常务副县长黄志安跳腾得比较厉害。他固然不希望李明桥在他退休之前给自己招惹来什么麻烦，但也不希望黄志安和郝国光他们骑到李明桥的头上。
黄志安不是个安分的人，杜万清不担心别的，就担心九月份的人代会，黄志安联合郝国光他们动什么歪脑筋——在人代会上能够威胁到李明桥的，也就只有黄志安了。如果人代会选举出了问题，那他这个当班长的，既无法给上级领导交代，也无法给全县人民交代。李明桥虽然跟他的主子翟子翊一样，都是“犟板筋”脾性，但这个人身上有正气，不玩歪的邪的；至于黄志安，就不好说，这个人平时爱揽权，还喜欢往有钱的老板跟前凑，以他平时对黄志安的了解，这个常务副县长，十有八九屁股不大干净。
杜万清知道，上次的常委会对李明桥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小伙子能不能扛过去，还在于自己的一碗水如何端。自己这碗水如果倾向李明桥这边，那么，李明桥绝对可以重拾勇气和信心；如果自己这碗水倾向黄志安他们，那么，李明桥的日子肯定不怎么好过。所以，杜万清决定利用这次去省城，把自己这碗水向李明桥倾斜一下。
杜万清的办公室比较大，将近40个平米，一套阔大的办公桌椅，背西面东，居中摆着；办公桌后面，靠墙站着一排栗色的书柜，书柜里面除了文件，还象征性地放了些零散的书籍；东、南两面，顺墙摆着一圈单人沙发，每两张沙发之间摆一张小茶几，形成一个半圆的弧度，刚好延伸到杜万清的办公桌前；从南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政府那边的办公大楼。
平时，一些临时动议的小型会议，就在杜万清的办公室里面召开。
过了十来分钟，常委们陆陆续续到来。先是常务副书记年长富，再是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然后是政府那边的黄志安。李明桥最后一个进来，但面容平静，并没有杜万清想象的那样颓丧和气馁。
等人到齐了，杜万清才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要去一趟省城，少则一周，多则十天半个月。他强调，自己离开蓟原的这段时间，县委和政府两边的工作，由明桥同志主持……
杜万清发现，自己的话一落音，年长富的脸色就是一暗，黄志安的脸上也不大自然。倒是李明桥有些不解，往常杜万清去外地出差，只是跟李明桥通个气，县委这边，一般让年长富临时主持一下。李明桥疑惑地问：
“不就去一趟省城嘛，又不是去出国，工作上的事情，需要你做主的，电话上请示不就成了？”
年长富接过话头，说：
“就是嘛，蓟原虽然离省城远一些，但去省城出差，一年下来少说也得一二十趟，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有事情电话上联系呗。”
黄志安也说，就是，就是，何必搞那么严肃。
在甯江省，衢阳市处于全省行政区划的最南端，离省城最远；而在衢阳市的行政区划里，蓟原县又是最偏远的一个县份，不光离衢阳市远，离省城更远，八百多公里，即使是越野车，也要加大油门跑一天。
远也罢，近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书记杜万清这次的做法有些奇怪，不就上一趟省城吗，非要郑重其事地让代县长李明桥临时主持县委的工作？
杜万清这样安排，无异于把其他常委往远里推了一步。他不在蓟原的这段时间里，其他常委工作上有什么事情，肯定不能直接电话里找他，而是必须先给李明桥汇报，再由李明桥向杜万清转达。
也就是说，杜万清去省城的这段日子里，代县长李明桥才是蓟原事实上的一把手，不光政府那边由他说了算，县委这边，也得由他说了算。
年长富心里不痛快，脸色就有些灰，张口还想再说什么，杜万清却摆了摆手，不让他说话。
杜万清转过头，面向李明桥，神情严肃地说：
“我这次上省城，是个人的私事，耽搁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大凡县上的一应工作，请明桥同志多担待；其他同志，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先跟明桥同志沟通；需要向我汇报的，由明桥同志向我转达。”
李明桥明白了：书记杜万清试图挽回李明桥在常委会上失去的“面子”。
所谓“面子”，说穿了，就是个人的尊严。这个东西，很微妙。作为代县长，李明桥在常委会上不仅仅是丢“面子”那么简单，丢“面子”事小，有损李明桥在其他常委和其他副县长面前的威严事大。当一把手的，如果在自己的副职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威信，很难想象他的工作将如何开展。
书记杜万清显然煞费苦心。李明桥在心里暗暗感激的同时，愈发捉摸不透这位年龄远长于己的县委书记，他不知道对方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李明桥自问，打他来到蓟原的第一天起，一言一行都是出于公心，都是为蓟原的发展着想，从来没有出于个人的什么目的和想法。如果书记杜万清支持他，事情也不至于糟糕到这般田地，问题是，当头第一棒是书记杜万清砸过来的，第二棒是翟副书记砸下来的，当头棒挨了，杜万清又反过来安抚自己，什么意思？怕自己想不开，消沉下去？不至于吧，李明桥相信自己不会脆弱到如此轻易地就被人打倒，他自信还是有一些抗击打能力的。不管怎么说，书记杜万清的态度，无疑是向自己伸出了一支橄榄枝。既然是橄榄枝，就接过来吧，作为蓟原县的两位主官，在他们之间，和平总比战争要来得好一些。李明桥说：
“既然这样，那就请杜书记放心，我一定看好‘家里’，不会给您添乱的。”
其他常委也跟着点头，连说让杜万清放心地去，不会有事的。
时令进入夏季，天气一天天变得热起来。黄小娜向来对时令的变化比较敏感，对她来说，根本不需要看台历之类，只需要关注一下煤炭市场的价格波动，就知道是什么季节了。
一到夏天，用煤量减小，煤炭滞销，价格就会相应地大幅度回落；而一进入秋季，随着用煤量的增加，煤炭价格会逐步回升；到了冬天，越是寒冷，煤炭价格涨得越凶。这几乎成了每年的规律。但今年有些奇怪，销售量明显地下降了，价格却没有落下来多少。她有些犹豫，考虑是否像往年一样，压些货，等冬季来临涨价时再行出手。
黄小娜把自己的忧虑跟郝国光说了一下，她担心煤炭价格回落的幅度太小，冬天时价格涨不上去，差价就没有多少，赚头小，那么，压货除了押进去大笔真金白银以外，就没有任何切实的意义。
郝国光琢磨了一下，分析道：
“价格降不下来，有可能不是市场需求量的问题。我听刁富贵说，最近山上闹腾得厉害，工人们吆喝着要涨工资。刚开始，我还以为这小子又动什么歪脑筋，去山上看了看，工价真涨得厉害，原先150就下井了，现在要180、要200块呢；别的煤窑涨，你不涨，工人们都不下井，跟你耗着……我看啊，工价上涨，导致开采成本增加是首要的因素。”
“那倒也是，”黄小娜审慎地说，“如果是开采成本增加造成的，煤炭价格就不会稳在那儿，到了冬季，还是会有一波大的上涨。”
郝国光说：“肯定会上涨，不管涨幅大小，都有赚头。按老规矩，你联系老周，让他弄些资金过来。”
郝国光说的老周，就是财政局长周伯明。
黄小娜给周伯明打电话，说想从他那里拆借点资金。
周伯明最近上火，腮帮子疼，说话漏气。他哼哼着说，今年不同往年，不好整，新来的这个县长下了硬茬，财权一股脑收上去了。
黄小娜轻轻一笑，说：
“蓟原县的财神爷是你，又不是他李明桥，再说了，李明桥收上去的是权，又不是钱，钱还不是在你腰包里揣着吗？”
周伯明嗞嗞地吸气，说：
“别胡说！政府的钱，在公家的账上放着……”
黄小娜说：
“你是财神爷，政府的钱该怎么花，也得你经手是不？”
周伯明不松口，说今年真的不成，风声太紧，局长的帽子都要保不住了。
黄小娜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打电话的时候，郝国光就在她旁边坐着，一只手撩起裙边，顺着大腿摸进去，隔着真丝**抚弄黄小娜的私处。
离得近，电话里周伯明的声音，郝国光听得一清二楚。他有些生气，觉得这个周伯明真是没有出息，堂堂财政局长，一个代县长就把他吓成这样……李明桥不就是想撤了他们几个吗？只要他郝国光不答应，李明桥的阴谋就不能得逞，有什么好怕的？转念又一想，这个周伯明向来老奸巨猾，别是借机跟自己打哈哈吧？
想了想，郝国光用自己的手机打通周伯明的电话。他说：
“老周，咱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蹦跶一起蹦跶，要歇菜一起歇菜，别玩那些虚的……你的路数，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变通变通，不就是半年时间吗？”
电话那边，周伯明嗞嗞地吸着气，半天没吭声。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俗语放在夫妻情事上，最是恰当不过。男人家，无论在外面怎么花哨，沾个花惹个草，偷个嘴什么的，很正常；但是，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给自己戴绿帽子。
那天，郝国光一进家门，看到赤条条的刁月华，和一个同样赤条条的男人在自己的**纠缠，大白天的，连卧室门都没有关，他脑袋里“嗡”的一下，当时就懵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女人疯了，竟敢把野男人往家里带？竟敢给自己戴绿帽子？
郝国光的第二个反应，就是想自己应该冲上去，掐死那个丑陋的男人。
但郝国光没有冲上去。因为他看清楚了，这个肚腹上满是赘肉、皮肤松弛、双腿细得跟蚂蚱一样的丑陋男人，不是别个，正是自己的同僚，多年的老哥们，财政局长周伯明。
郝国光气得手指头都在不住地哆嗦，“你……你……你……”，你了半天，郝国光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知道背地里有人戏谑性地称自己为“王八局长”，这个原本不带任何暧昧色彩和影射意味的外号，没想到竟然变成了事实，他真的当了“王八”，被妻子刁月华戴了绿帽子。
事情就是这么滑稽，老天给郝国光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两个多月前，刁月华还在为黄小娜的事情拼命跟郝国光闹腾，而现在，刁月华自己反被郝国光抓了个现行，赤条条地和另一个男人一起，被堵在了**。
刁月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待反应过来，“嗷”的嚎叫一声，触电一般弹坐起来；财政局长周伯明看看刁月华，又看看站在客厅里的郝国光，再看看自己**的身体，满脸惊恐，他抖抖索索地伸出手，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衣服。
郝国光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但他实在冷静不下来。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背叛自己，尽管他在外面有很多女人。他尤其生气的是，跟自己老婆**的，竟然是财政局长周伯明。
这个女人疯了！
这个女人真是疯了！
一头蠢猪！蠢驴！蠢猪，蠢驴！
郝国光在心里面诅咒着。老天把玩笑开大了，他实在不知道，事情该如何收场。他想掐死周伯明，他还想掐死刁月华，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都无法解决问题。女人如衣服，如果刁月华仅仅是作为自己的女人，那么，郝国光完全可以把刁月华当作一件穿旧了的衣服，顺手扔掉。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和他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女人，她的身份不仅仅是妻子，还是自己生意上的合伙人，还是自己仕途生涯的知情者和见证者。这就比较麻烦。她知道得太多！一个女人知道得太多，往往容易坏事，尤其是一个比较愚蠢的女人。她怎么就不明白：男人在外面再花哨，只要回到家里，就还是她的丈夫，就还是她的精神支柱，就还是她的一片天空，她始终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她怎么就不明白：她自己一出轨，就会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和走向！
郝国光那个气啊，这个蠢女人！
郝国光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他的手哆嗦着，打火机打了几次，才把烟点着。他心里最清楚不过，自己还不能跟刁月华撕破脸皮，不仅仅是现在，这辈子都不能跟刁月华翻脸。他们必须是夫妻。假如，他们不再是夫妻了，会是什么后果？他郝国光会是什么下场？郝国光想都不敢想。所以，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离婚的问题，而是他能不能离婚的问题。郝国光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自己一旦和刁月华离婚，不用过脑子想，刁月华百分之百地会失去理智——一个韶华已逝的半老太婆，一旦失去理智，可是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郝国光很情愿自己没有看到刚才的那一幕。但是，很遗憾，他看到了，不但看到了，而且，究竟怎么样收场，成了摆在郝国光面前的一道大难题。
刁月华已经穿上了衣服。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仔细瞧过去，似乎还有一丝隐隐的红晕。刁月华显然知道自己的筹码在什么地方。她慢吞吞地走进客厅，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拿出一面小镜子，给自己补妆。
周伯明脸上的惊惧始终没有褪去。他走到郝国光面前，哭丧着脸，嘴唇抽了抽，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上身穿一件白颜色带格子的衬衣，扣子扣错了顺序，两边的衣领，一边高，一边低；下身裤子的拉链还只拉了半截，漏出底裤的灰白色来。
周伯明的形象，让郝国光更加憎恶。他真想冲上去，朝那张哭丧着的脸狠狠地扇几个耳刮子。他觉得，这个周伯明真不是东西，什么玩意儿，竟敢骑到他郝国光的头上？在蓟原，敢给他郝国光打主意的，还真没有几个人，周伯明算老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怂样儿？
但是，郝国光还顾不上理会周伯明，他只希望他赶快离开，尽快地离开自己的家。他真正要对付的，是妻子刁月华。他们之间的冷战持续了好几个月，如果战争继续升级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血肉横飞的场面！郝国光当然不希望这样，所以，尽管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但还是不得不把发起战争的冲动掐灭在萌芽状态。他不希望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大厦，被这个短见识的女人毁掉。
他和刁月华，必须继续做夫妻，现在是，将来也是，永不分离。
现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