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娜塔莎把希望得到这次日本人调兵的情况说给侯天喜时，侯天喜显出为难的样子。他抓着头，啧着嘴道：不好办呢，每次弄日本人的情报，我都是把脑袋别在腰上，这一阵不比平常了，日本人对情报管得太严了。
娜塔莎似乎摸到了侯天喜的软肋，她伸出十指，又翻了一下道：我朋友说了，这次比上次的价格翻一倍。
娜塔莎没料到她开出的价仍让侯天喜挠头。娜塔莎就说：你想要多少？
侯天喜望着娜塔莎道：你这个朋友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日本人的消息。
娜塔莎浅笑一下说：我这个朋友，是专门做这方面生意的。
侯天喜正经起来：这是日本人的绝密情报，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娜塔莎撒娇似的偎在侯天喜身上：我朋友跟军方没关系，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侯天喜不为所动：我要会一会你这个朋友。
娜塔莎把身子坐正道：他不在哈尔滨。
侯天喜一摊手道：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他说完这话，并没有在马迭尔逗留，匆匆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娜塔莎的电话，告诉他这个朋友今天到哈尔滨，在马迭尔西餐厅见他。
侯天喜放下电话，得意地笑了一下。
晚上他出现在马迭尔门前，娜塔莎早已等在那里了，轻车熟路地把他引到西餐厅一个角落里，那里坐着一位商人打扮的俄罗斯男人。他礼貌地冲这个男人点了一下头，便坐到男人对面。
娜塔莎闪身离开了。
俄罗斯男人说：我叫马斯洛夫，在远东做贸易。
侯天喜靠在椅背上，端着肩打量着眼前这个叫马斯洛夫的男人。看上去确有几分商人的气质，礼帽已经放在桌子上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两撇胡子，温文尔雅的样子。
侯天喜不想和这个马斯洛夫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说：先生，不知你为何对日本的事这么感兴趣。
马斯洛夫微微一笑道：兄弟，我是做生意的，只要挣钱我什么买卖都做。
侯天喜笑了一下：你可知道这是危险的买卖，弄不好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马斯洛夫：所以我给你出了最高价。他伸出十个指头又翻了一下。然后又补充道：这可是天价了。
侯天喜摇摇头，面露难色道：我只能答应你试一试，钱好花，命要是都没了，我还要钱干什么。
马斯洛夫：人有时就要赌一下。你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侯天喜和马斯洛夫告别时，马斯洛夫把一个包递给侯天喜，低声地说：这是订金。
侯天喜把包推回去道：不用。
他说完转身消失在了夜色中。他走过马路再回头时，那个俄罗斯男人已经不在西餐厅门口了。
城里城外的驻军被调空了，宪兵队的任务发生了改变。许多宪兵肩负起了城市守卫的任务，围剿山里抗联的任务，交给了满军。这是一支日本人打造的中国军队，由日本人提供后勤保障和军事装备，当然也为日本人干事，但战斗力和真正的日军无法相提并论。
宪兵队的任务繁重起来，在中村办公室里，不仅多了两部电话，还架设了电台，这里俨然变成了日军的指挥部。
明眼人一看便知，城里的日本守军已经空了，唯一的部队就是这支宪兵队了，还有城外几百人的伪满军。
侯天喜不用费力地去弄什么情报，驻扎在满洲国的部队几个师团，之前差不多有一半的兵力被抽调去了关内，去支援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剩下的几个半个师团又被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部调到了蒙古边境上一个叫诺门坎的地方，准备与苏军交战。
此时的时间是1938年的8月，卢沟桥事变刚满一周年，日本人侵华的野心正志得意满。经历了淞沪会战和武汉战役，侵华的日军遭遇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几场会战下来，损伤自然惨重，在国内兵员无法补充之时，只好把关东军一部分兵力调到了关内的战场。本来就缺兵少将的关东军，面对苏联军队在诺门坎虎视眈眈，又倾其所有，把关东军又调到了诺门坎，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
得到日军这份情报并不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侯天喜把东北的驻日守军的兵力，刨除掉留守部分，写了一张纸条，在见完马斯洛夫三天后，告诉娜塔莎，他要再次约见马斯洛夫。
这次约见地点，侯天喜一反常态地安排在了一家茶馆里。
马斯洛夫如约而至，他刚坐下，便迫不及待地冲侯天喜说：侯先生，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侯天喜看了眼马斯洛夫手里沉甸甸的包，他明白，那里面装的就是他想要的黄货。
他起身走到门旁，打开门，探出头又观察了一下，又一次把门关上。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马斯洛夫，马斯洛夫接到纸条看了一眼要往怀里揣，侯天喜伸出手制止了他，马斯洛夫不解地望着他。
侯天喜低声地：在这儿看，然后烧掉，这对你我都有好处。
马斯洛夫把纸条展开，睁大眼睛盯着纸条，足足有十几秒钟。
侯天喜把纸条拿过来，拿过火柴，把纸条点燃。
侯天喜站起来，提过马斯洛夫放在桌下的包：你慢用，我先走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下楼。
马斯洛夫喝了口茶，站起身，看到地下放包的位置已经空了，他耸耸肩，一脸遗憾的神情，他走出包间，向楼下走去。
茶馆的伙计一如既往地热情：慢走，下次再来。
走到街上，夏日的风吹在身上，马斯洛夫有些热，他解开衬衫，向中央大街走去。
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回头。他的身前身后围过四五个穿便衣的人。有一把枪硬硬地顶在了他的腰眼上。
马斯洛夫被几个人簇拥着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