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里是东京远郊一个叫福成町的地方，距离成田机场不远，四处都是农田。到了东京之后，胡大叔如约到机场接我们，然后直接就把我们拉到了这里，这里距离成田机场大概也就是十来公里，头顶不时有起飞降落的飞机掠过。
晚饭时间过了，我才吃过不久，却又已经饿了。天空墨黑，远处有疏朗的星辰，还有隐隐约约的犬吠。我沿着田畴小心翼翼地走着，白天我已经查看清楚，这块地里种植的是萝卜，那种白色的，壮若小臂的萝卜，饥饿，让我晚上偷偷溜出来，我的目的很明确，从地里拔根萝卜充饥。
那位胡大叔把我和公鸡安排到他家跟他一块住。我和公鸡万分感激，我们原以为这样能让我们省不少钱，第二天他向我们收房租的时候，我们才恍然，我们住他的房子，并非免费，而且一点也不便宜。胡大叔家并不像在国内吹得那么富足豪华，小小一套公寓，比我弟弟的那套北京老式楼房强不到哪儿，好处是，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好像没有其他家人。他住大间，我和公鸡住小间，倒也不觉得拥挤。
日语学校还没有开学，胡叔叔就安排我们俩干点临时活，他给我招揽一些日本人，推拿按摩，日本叫形体整理，简称整体，不属于医疗项目，所以用不着考执照。我不懂日语，他对日本人说些什么，我不明白。我以为这些日本人都是他的朋友，帮他给这些日本人“整体”，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是感谢他为我提供担保。他给公鸡找了一份到一家小超市当搬运工的工作，公鸡头一天去了，当天晚上回来爬在榻榻米上唉声叹气，让我给他推拿按摩：“这破活真不是人干的，自小到大我就没受过这个苦，明天打死我也不去了，一天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
果真，从第二天开始，公鸡就再也没有出去工作。我不知道他到日本的时候随身带了多少钱，我却知道，我到日本带的那点钱，吃最便宜的便当，也只能维持半个来月。我到日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花钱。然而，我却既没有花钱的机会，更没有赚钱的机会，我的护照在胡大叔的手里，一下飞机，他就说，作为担保人，他承担着沉重的法律风险，他有责任替我们保管护照，以便随时替我们，也替他自己负责。没有护照，寸步难行，况且我也不懂日语。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听从胡大叔的摆布，每天按照他的安排，给日本人推拿按摩。日本是个勤劳社会，每个人都像工蚁工蜂一样整天忙碌不带停歇的，到了中老年阶段，长期劳累的疾患就显现出来。肌劳损、血脉阻滞之类的病痛特别普遍，而治疗这些病痛正是传统中医推拿按摩的长项，所以，前来作“整体”的人特别多。我推拿按摩从小练的那一套需要运用体内的劲气，并不是如普通中医推拿按摩师那样，仅仅用筋肉的力道，效果非常好，但却也非常吃力。每做完一个，通常都是大汗淋漓，需要休息片刻，才能接着做下一个。最高纪录，我一天做了十二个人。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过了吃饭时间，却又开始饥饿难耐。而胡大叔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储存任何熟食，
晚上我饿得受不了，便出外找吃的，可是，我没钱，也不懂得日语，身上又没有护照，担心碰到警察拘留。白天我注意到，这周边的田地里，种植了不少大萝卜，便决心做贼，偷几根萝卜充饥。做贼心虚，我忐忑不安，四处张望，深怕有农家护田，抓我个现行。其实，那会儿我刚到日本，不懂得日本社会，在日本，一般的田地、工场，晚上下班以后，根本就没有人看守，因为，不可能有人偷盗。
没有人看守却有狗盯着，那种体型不大，却凶猛伶俐的秋田犬，就像高明的警察蹲坑，我在田地周边踟蹰徘徊，与其说是寻找下手的机会，不如说酝酿偷窃的勇气和决心，秋田犬默不作声，我终于酝酿好了情绪，下到了田地里，刚刚拔出一个萝卜，就听到身后有粗重的喘息声和恶狠狠的喉音，我知道大事不好，拔腿就跑，这个时候秋田犬才开始大声咆哮起来，似乎在召唤它的同伙还有它的主人围捕我。我想到了早年间我爸爸教给我应付恶犬的招数，立刻蹲下，果然，这个动作把那条秋田犬给蒙住了，它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站在我的对面犹豫不决，嘴里却还在呜呜咙咙地恐吓着我。我高高扬起右手，手里是那根大萝卜，然后把大萝卜狠狠地朝恶犬扔了过去，恶犬吓了一跳，本能地退后闪避，我趁机返身就跑，恶犬没敢再纠缠，它可能怕我再有什么狠招，站在原地朝我吠个不停。
回到胡大叔家，我没进门，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心脏剧烈蹦跳，就像要冲破胸腔的束缚，跳到外面来看看我的狼狈。激烈的喘息和空虚肠胃令我浑身无力，整个人就像变成了拆骨肉，软塌塌地恨不能躺倒在地上。我靠到了身后的门框上，大地墨黑，天际星星点点的斑驳跟地上人间的灯火交相辉映，那一刻深沉的孤独感突然攫住了我的心灵，我忍不住自问：我到这里到底是干嘛来了？
我已经到日本一个多月了，却连周围五里都没有离开过，整天在身后这座小屋子里，埋头给胡大叔领来的那些日本人推拿按摩，分文不取，要做雷锋，我有必要到日本来做吗？可是，要是回国，那么我就更需要问我自己：我跑这一趟又是为了什么？
在这里，在这个时刻，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是人最恐怖的无奈，最深沉的苦难。当我被饥饿逼迫到几乎沦为窃贼的时候，尽管那仅仅是从农田里拔了一根萝卜，却也是我从小到大连想都没有想过的行为，这种与我从小就形成的道德观念、心理本能相悖的行为，击溃了我的精神，击碎了我的希望，让我品尝到了人生之梦破碎成齑粉的极度痛楚。
我哭了，我的衣兜里装着我妈妈从北京寄来的信，我妈妈能写一手娟秀的行楷，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让她过得更好一些，让她的人生更加舒心一些。我妈妈在信中叮咛我，如果在日本不好过，就赶紧回来，如果没有路费，她马上给我寄。我到达日本以后，给家里去过两封信，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在日本过得很好，已经到日语学校报上了名，一开学就要去上课。我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十几万日元，等于在国内每个月工资的十来倍，虽然在日本这只能算低收入，可是，初来乍到，一个人花却足够了。我还告诉他们，我到了以后住在胡大叔家里，胡大叔虽然是日本籍，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很好，住宿免费，而且平常生活上对我们也很照顾。
我妈妈的信，说明她并不相信我说的一切会那么美好，我不知道作为母亲，她用什么方式能透过我的谎言，猜测到我的处境。也许，那仅仅是她作为母亲的忧虑，也许，每个母亲都有窥透儿女真实的天赋？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目的只有一个：让国内的亲人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自信，一旦我上学之后，办理了勤工助学手续，只要我勤劳不怕苦，我信上说的那一切都会成为现实。然而，现实，胡大叔为我们创造的现实却是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日子。他控制了我们的护照，就等于控制了我们的人身自由，他恐吓我们说，作为担保人，他随时可以到入管局解除对我们的担保，要求入管局将我们遣返回国。
那天晚上，我在门外沉沦在戈壁滩一样荒凉的心境中，日本的原野用刺骨的寒风磨砺着我的身心，我几乎被冻僵了，却不愿意回到身后这所屋子里边去。不愿意回也得回，那座并不属于我的屋子，毕竟眼下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我回到了我和公鸡合住的那间小屋，公鸡不在。最近几天，他天天晚上很晚才回来，我问他晚上上哪去了，他支支吾吾，说在屋里呆着发闷，到外边散步去了。他白天晚上都没有事情可做，也不想找事情做，不闷才怪，我又冒出来一个念头：他到日本干吗来了？就是要陪着胡大叔安度晚年吗？
我刚刚睡下，他回来了，我今天晚上在外边耽搁了时间，回来得晚，睡得也比平时晚，平时他晚归，我都已经入睡，今天还没有睡着，我看看表，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你今天怎么睡这么晚？”他看到我没有睡，就问我。
我说有点饿，睡不着。
他把手里的塑料袋扔给了我：“吃吧，里边有吃的。”
我大为惊诧，里边是两个面包，还有一瓶矿泉水。他跟我一样，吃住行几乎都被胡大叔控制，他怎么会搞到吃的？
“扒金库赢来的。”他说这话时满不在乎。
我吓了一跳，我刚到日本，还不懂“扒金库”并不是到银行的金库扒窃，而是日本最常见的一种赌博方式，类似于老虎机、弹子机之类的游戏机。公鸡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扒金库就是玩游戏机，一般分两种：片子机又叫斯洛多和弹子机。基本方式是玩家先买若干金属筹码，然后选择玩的机型和花色，搬动手柄，等待机器变化，根据投注情况决定输赢。
“这不是赌博吗？”我惊问。
公鸡不以为然：“赌博不也是玩吗？反正日语学校还没开学，呆着也是呆着，还不如抓紧时间玩呢。等到开学了，想玩也没时间了。”
我也顾不上多问，抓紧时间填肚子，两个面包一瓶矿泉水狼吞虎咽的就填进了肚子。
两天后，公鸡玩输了，要把衣裳扒给人家换筹码，人家不要他的衣裳，把他赶了出来，他向胡大叔要钱，胡大叔不给，两个人差点打起来，由此我才恍然知道了一个绝大的秘密。
2、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啼笑皆非，我到日本以后，稀里糊涂地被胡大叔哄骗，竟然养活着胡大叔和公鸡两个人。我原以为，在日本我给别人按摩推拿都是尽义务，那些人都是胡大叔的街坊邻居好朋友。我之所以愿意白干，一来是感谢胡大叔帮助我去了日本，二来是在胡大叔那儿吃饭，胡大叔没朝我要钱，我欠着他的饭钱，胡大叔明里没说，但是我不能不知好赖。
那天我正在他们给我腾出来的小屋给一个日本老伯按摩，就听到公鸡和胡大叔在另一间屋里吵了起来，刚开始仅仅是争执，声音压得很低，显然他们不愿意让别人听到他们的争吵内容。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也就不管不顾了。日本老伯问我话，我估计是问我他们为什么在吵，吵什么，我听不懂日本话，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当着日本人这样大吵大闹挺丢脸，就用手势请老伯稍候，我过去劝劝。
那位老伯也听不懂中国话，以为我作完了让他走，爬起来，从衣服兜里掏出来一叠钱递给我，连连朝我鞠躬，道谢告辞。我不知道这钱该不该收，正想问问胡大叔，日本老伯却已经把钱恭恭敬敬地放在我面前的矮桌上，然后起身走了。我实在不知道那钱该不该拿，就过去劝架，顺便告诉胡大叔一声，那钱如果不能收，就请他代为交还给那位老伯。
我到了大屋里，他们俩吵得正热闹，看见我进来，两个人同时噤声，马上不吵了。胡大叔一眼看到我手里的钱，抢前一把从我手里把钱夺了过去：“你怎么能收钱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收，那个老伯把钱放下就走了，我这不是过来问你么？不该收给人家退回去不就行了，你发那么大火干嘛？
胡大叔把钱揣进兜里，转身朝外边走，公鸡堵住了他：“把钱拿来。”
胡大叔瞪着公鸡，公鸡一点也不让份：“给不给？”
胡大叔居然屈服了，从兜里掏出钱来，数了两张，给了公鸡，我注意了一下，一张是一万日圆。我到日本的时候，身上全部财产才三万日元，外加我弟弟在机场男厕所塞给我的二百块人民币。他竟然一次就给了公鸡两万，公鸡还嫌少，说是要四万，胡大叔犹豫片刻，就又给他加了两张。
公鸡拿了钱，也不说什么，转身就走，我估计他又跑去扒金库了。我以为胡大叔可能保管着公鸡带到日本的钱，就像有些家里大人托付别人带小孩，怕小孩拿钱乱花或者丢了，就让托付的大人替自己的孩子管钱。以公鸡他爸爸对他的了解，把给他带的钱委托老朋友胡大叔代管，一点也不奇怪。
接着，又来了要做按摩推拿的日本人，我就过去忙。在推拿按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刚才，胡大叔给公鸡的钱，是我从客人那里得到以后，给他的，难道那笔钱他不打算还给那个日本老伯了？转念想想，我又觉得自己可笑，钱那东西又不是电影票，必须对号入座，这笔钱用在这里，再拿别的钱垫上，也没有什么不可。
过了两天，公鸡晚上回来，喝得醉醺醺的，精神有点亢奋：“许哥，赢了，今天晚上大赢。”
这家伙有语言天赋，依我看，根本用不着读日语学校，才来了一个多月，在外边玩耍游逛，居然能够跟日本人连比划带说，把自己和对方的意思弄个八九不离十。所以，他敢下酒馆、泡游艺厅，甚至旧病复发，开始泡日本女孩子，曾经带了一个挺漂亮的日本女孩到家里来泡铁观音。铁观音是我爸爸一个南普陀的武道朋友专门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喝，我到日本，他非让我带上，说是如果需要，可以当作礼品送人。我到了日本，没有可送之人，公鸡就摽上了我这一盒茶叶，把日本女孩带回来要喝铁观音，当着日本女孩的面，我不好说什么，只好由他。
我说：“那玩艺不是什么好事，今天赢明天输，我劝你还是少沾好，你们家据我所知也不是百万富翁，即便是百万富翁，也经不起你赌。”
他哈哈大笑，喝多了，脸红得活像正要踩蛋的公鸡，跟他的绰号名副其实：“许哥，你放心，我也就是玩玩。不过让我说，你到了日本以后，就这样整天在屋里闷着，你傻不傻啊？你到日本干吗来了？”
我没想到，在我自己心里千万次问过自己的问题，他也问了出来，我便请教他：“你说，你到日本干吗来了？”
“日本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花花世界，到日本来，不就是开眼、享受的吗？像你这样，真是可惜了，到时候回国，人家问你日本什么样，你总不能啥也不知道吧？”
“你想回国了？”
“我才不想呢，起码现在不想，到了实在混不下去那一天，好赖找个日本妞儿娶了，照样能在日本过好日子。”
他这话我从胡大叔那儿也听过，有两次公鸡急着要办永居，胡大叔告诉他现在还不可能，起码要在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以后，拿到毕业证，又有了比较安稳的工作，他才能出面办永居。
他就跟胡大叔呛呛，说：“你不是说到了日本你保证能给我办永居吗？你这不是蒙人吗？”
胡大叔就给他设计前程：“你跟小许不同，人家有手艺，你会干啥？人家日本要你这种人能干吗？我说能给你办，就一定能给你办，大不了找个日本女人结婚，你不是搞对象特在行吗？在日本搞啊，搞成了我还省事了呢。”
胡大叔这么说了，公鸡没有反驳，眨巴着眼睛在那儿琢磨，憧憬着怎样才能搞个日本对象。
“嘿嘿嘿，许哥，你有空也得出去玩玩，长长见识，别老闷在屋里。”
我说，我也想出去走走，长长见识，可是我没护照，没钱，也不懂日语，每天还有那么多日本病人需要我照顾，我怎么能走得开？
公鸡惊讶：“胡大叔还没把护照给你啊？他也没给你钱？”
我问他：“他把护照给你了？”
公鸡有了酒劲，说话有点把不住门了：“许哥，他扣我的护照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像你那样给他生财，养活他。”
我没有喝酒，我清醒着，我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胡说八道，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能养活别人？喝多了又开始瞎掰了。”
公鸡那个公子哥劲头让我激了起来，那就是什么事都要争个上风，证明自己：“你别不相信人，我没喝多，告诉你吧，你给那些日本人推拿按摩，一个人少则一万日元，多则八万日元，你以为胡大叔那么好心，没事招那么多人到家里伺候着？傻哥哥，他没给你分钱吗？”
我气得没话说，胡大叔这人也太黑了，我出力挣钱没关系，可是你也不能拿别人当傻瓜，挣的钱你自个一爪子全抓走吧？
我摇头：“没有，一分钱都没给过我。”
“你朝他要啊，凭啥不给你？我花点，那是应得应份的，你来之前，对我爸爸承诺了，有你吃的一口，就绝对不会让我饿着对不对？我们俩是哥们对不对？他凭什么？告诉你，我没钱花了就朝他要，他敢不给，我就领着你离家出走，看他怎么办……”
公鸡嘟嘟囔囔地睡着了，我却无比清醒，尽管累了一天，浑身上下疲惫不堪，脑子却格外活跃，各种念头纷至沓来。我愤怒，苦笑，自嘲，沮丧，我再次问自己：我到日本干吗来了？就是为了给那个胡大叔，还有这个公鸡当钱耙子，耧钱养活他们？我成什么了？傻瓜，弱智，白痴，小丑？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各种情绪刺激得我觉得身下的榻榻米变成了钉床、热锅，我盼望天亮，天亮了我要跟那个胡大叔好好算算账。可是，想到我的护照被他扣住，想到他还是我的担保人，我又失去了跟他彻底闹翻的勇气。
天亮时分，我刚刚睡着，却又被自幼养成的生物钟唤醒，该练功了，我却懒得起来，我今天该休息了，我要罢工，让胡大叔给他的客户解释去，今天为什么没人推拿按摩了。
我翻了个身，居然又睡着了。
3、这是我到了日本以后，第一次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我没有明说，但是却罢工了。胡大叔怎么跟他的那些日本客户解释我不知道，我也听不懂。那天，我就躺着，什么也不干，隐隐约约听到胡大叔在跟公鸡俩人争吵什么。我不用听，也知道，他们的话题中心是我。
那天，胡大叔也没有叫我吃饭，我知道，他在跟我较劲，你不是不起来么？我就不给你吃的。傍晚时分，饿得受不了，我起来出门。日本对中国人而言，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地名和很多商店的名字，都仍然用汉字。读音不同，也有很多意思不同，但是内容中国人却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看到不远处的路边上有一家小超市，我走了进去，都是明码标价，我买了两块面包，想了想，决定奢华一次，稍稍挑衅一下，就又买了几个鸡蛋，两包方便面，瞥到这里竟然有卖四川辣酱的，就又买了一瓶辣酱。
我带着吃的东西，回到了胡大叔家之后，用他的电暖壶自作主张烧了一壶开水，然后用开水冲鸡蛋、泡面。过去，我是没有权力使用他们家任何器具的，更不能随便使用他们家的水、电，尽管水电费我都按照每个月三一三十一的比例交了。
面泡好了，我加上辣椒酱，我也确实饿坏了，吃得非常香，公鸡从外边回来，嗅到我的泡面味道，一个劲嚷嚷好吃：“泡面我都吃腻了，你这泡面怎么这么好吃？给我来一包成不？”
想到昨天晚上他向我透露了事情的真相，让我明白了我的价值，我点点头，答应给他一包泡面以示奖励：“你这话问的，我不是说过了么？只要我有吃的，就一定会分给你一口。”
他也去泡面，我指教他：“先冲鸡蛋，用冲的鸡蛋汤泡面，然后加点辣酱。”
他泡好了，吃饭间，他悄声问我：“今天罢工了？”
我点点头：“你说我应不应该罢工？”
他起身扒着门朝外窥探了一番，然后回身把门关严实，鬼鬼祟祟地对我说：“许哥，今后我就跟着你。也怪我，刚来的时候觉得他是地主，跟着他吃不了亏。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其实我们俩应该是一伙的，我跟你认识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姓胡的那么一号人呢。”
我趁机追问他：“你说说，你的护照是怎么要出来的？万一他翻脸了，取消我们的担保怎么办？”
公鸡告诉我，他到了日本以后，也有好一段日子胡大叔把他的护照卡着不给他，后来，他说要是再不给他，他就要回国。胡大叔没办法，就给他了：“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利用价值，你的利用价值大大地，他肯定不会给你护照。你要是真的跟他闹翻了，他会咋对付你，我还真没底。所以啊，你还是要小心点，你跟我不一样，我大不了就地找个日本女人结婚成家，反正我是光棍一条。你是有家有业的，也不能走这条路，如果真的闹翻了，你可能还就得回国了。”
回国？我到日本两个多月了，如果现在回去，出国这一趟花的钱白扔了不说，回去怎么给家里人、街坊朋友说啊？虚荣心，有时候也是挺有用的精神鞭策因素。我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回国，既有经济原因的考虑，也有怕丢面子的因素在里边。我要坚持，坚持就有机会，否则，我连机会都没有。
想通了这一点，我对付胡大叔也有了策略，那就是不能跟他硬来，如果他好说好商量，我也就好说好商量，如果他跟我来硬的，我也坚持以理服人，我想，主动权毕竟在我手里，我不干活了，他也没办法挣钱了。
“许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这老爷子，就是胡大叔，其实在日本混得跟你我差不多，除了这套房子，屁毛没有。”
我讶异：“不会吧？在国内的时候，他不是说他有好几家料理店么？哪一家料理店不得值个几百万日元？”
公鸡不屑地咧咧嘴：“这样好不？咱俩让他带咱俩到他的料理店看看去？在国外混惨了，回国假模假式鼻子上插根大葱装大象，瞅准机会就蒙人，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我仍然不敢相信：“不会吧？胡大叔可不是最近才跑出国捞世界的，他到日本几十年了，再怎么着也有点家底，不会像你说得那么惨。”
公鸡说：“没那么惨，怎么你挣点钱他都耧了，我朝他要两三万日元他都舍不得？”
我到觉得那没有什么不正常，我挣的钱，他捞着了，凭什么要给不相干的公鸡呢？
罢工两天，我花了三千多日元自己买吃的，算了一下，如果这样耗下去，我撑不到十天，就把家底都搭进去了，到那个时候，如果想回国都没路费，唯一的路子就是上街乞讨去。人生的帐算到了这个程度，我想任谁都会心里着慌。我甚至都打算屈服了，胡大叔却比我更撑不住，一大早，我吃了个面包当早餐，他主动问我：“你到日本带了多少钱？”
我说，还行，反正不管多少，我得把回国的路费留出来。
他眯缝着眼睛瞅我，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心里琢磨我。头天晚上打算屈服的念头顿时被我清理干净了，我断定，他开始坐不住了。
“你想回国？”
我说：“我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就算日语学校开学了，我没事做日子也没法过，熬两年等我毕业了，说不准早就饿死了，干脆回去算了。现在国内改革开放，政策越来越好，我回国开一家推拿按摩诊所算了，我想，生意肯定能不错。”
他作出了一副极为惋惜的样儿，愁眉苦脸，摇头长叹：“唉，想让人理解真的不容易啊，”说着，从兜里掏出来一沓日元，抽出几张递给我：“这是五万日元，你拿着，你肯定认为我是想靠你挣钱，挣来的钱却一点也不给你，生我气了。”
五万日元，对于那个时候的我，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大数额。我埋在心里的理想说出来确实不够档次：我到日本以后，理想就是每个月能攒十万日元。
有人说过，真正的男人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牺牲，伟大的男人可以为了理想卑贱地活着。我的理想很卑微，甚至说出来都会被人耻笑：每个月攒十万日元，寄回北京那个大杂院里，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妻儿。这能叫做理想吗？可是，这确实就是我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我当然不会壮烈牺牲，然而，为了这个理想，如果这也能算作理想，我会卑贱地活着。
我接过了那本应就属于我的五万块日元，心里有点酸，也有点热，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如果公鸡不在醉酒中，挑破了其中的猫腻，别说这五万日元，就是五日元，他也不会白给我。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不给你钱，是不敢给你，你刚来，人生地不熟，连日语也不会说，把钱给你了，你万一弄丢了怎么办？我替你存着呢，你放心，到时候我会打总一起算给你的。”胡大叔用这种说法替自己的做法作注解。
我对他说：“谢谢您了胡大叔，我的钱还是我自己管好一些，我不是小孩子，您也不是我的家长。”
拿到这笔钱，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邮局给我爸爸汇款。这笔汇款对于我和我爸我妈还有我的妻儿，意义非凡。既可以让我爸爸尽快把他借的钱还上，同时，我也用这笔钱证明，我在日本混得可以，尽管我混得实在不可以，起码可以给他们一个安慰、一份安心。
4、胡大叔在我和公鸡的软硬兼施联合挤兑下，终于答应带我们俩去看看他的料理店。他答应我们的那一刻，我和公鸡都有点出乎意料，我们原本没有真的想看他的料理店，我们都认定他是吹牛的，挤兑他，就是拿他取笑，让他难堪。
我跟胡大叔妥协了，条件是，每做一个按摩推拿，他要给我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公鸡拿百分之三十，他拿百分之三十。我对公鸡他爸爸有承诺，他又确实什么也不会干，只能让他白占便宜。胡大叔负责给我招揽客户，所以他正大光明拿百分之三十，我并没有意见。想让人家没有任何好处的给我找这条来钱的路，人家没有那个义务，用他的话说：“我把你们搞到日本，就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
这样一来，实际上成了我在养活他们俩，以这个妥协结果为基础，我们的关系平等了许多，胡大叔不再摆出一副恩人、施舍者的姿态。我们成了生意伙伴，尽管这是一种极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却毕竟比原来那种主人与奴仆似的关系要好过一些。
约好去胡大叔料理店的那天下午，胡大叔跑出去不知道干什么，我和公鸡猜测，他可能是躲了。到了傍晚，他总算是回来了，然后就催促我和公鸡跟着他走。我们跟着他换乘了好几条轻轨，然后又步行十几分钟，来到了一条街上，我注意看了一下，街道路牌上写着：“浅草”的字样。
他把我们领到了一条街巷里边的料理店：“这就是我的料理店，我现在年纪大了，不直接管了，由我的儿子在管。”进门前，他这样给我们介绍，公鸡对我说：“怎么样？胡大叔还是有家底的。”
这家料理店很小，跟其他日本小料理店不同的是，除了柜台前边的座位以外，还充分利用空间，在柜台对面靠墙的地方也摆了三四张小桌。在日本，大部分这种小料理店的老板同时也就是厨师，这家店也不例外，我们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外边招待客人，柜台里面有一个中年男子。女人将我们热情地让到了柜台前的位置上，这个时候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柜台里边的中年男子抬头跟我们招呼的时候，看到了胡大叔，立刻从柜台里边出来，跟胡大叔嚷嚷起来，不停地朝料理店的门挥动着两手，我虽然不懂日语，却也看出来了，他是在让胡大叔出去。
我之所以用了震惊这个词，因为在日本，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店老板居然驱赶客人出去。公鸡也懵了，嘴张得活像小便池的下水口。
胡大叔在跟他争执什么，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女招待，显然同时也是老板娘，站在一旁束手无策，连连给客人们鞠躬道歉，忽然想起我们俩，便朝我们俩一个劲鞠躬，两手挥舞得就像在跳伦巴。
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莫名其妙，旁边一个人用汉语告诉我：“老板娘请你们俩看在跟那个老头是朋友的份上，劝劝他不要吵了。”
公鸡拽了我一下：“我听着怎么好像他们俩是爷俩？看来今晚上可以白吃一顿，他们是不是正在争着给我们买单呢？”
我问他：“怎么办？”
公鸡摇摇头：“不管，我们点。”
于是我们喊老板娘点料，还是做生意要紧，老板娘看到我们开始点菜，连忙扔下胡大叔跟老板，过来招呼我们。公鸡估摸着这顿饭不用花钱，要了黑鲔鱼片、虾肉寿司还有几样小菜，又要了清酒：“告诉你一个知识，清酒啊，分两种，一种是混合酒，一种是吟酿，千万别喝混合酒，那玩艺咱们根本喝不惯，要多难喝有多难喝，要喝就喝吟酿，要是嫌吟酿太贵了，起码也得喝上撰才行。”
我到日本以来，还从来没有喝过酒，只知道日本酒都是米酿的，不像我们国内酒品那么丰富。倒是公鸡，不愧为公子哥儿，到日本没几天，吃喝嫖赌样样都尝试了一番。我尝了尝日本的清酒，寡淡，微甜，与其说是酒，还不如说是我们的醪糟，后来我才知道，清酒其实就是我们的醪糟经过蒸馏以后的酒，度数很低，放在国内，没有谁会把它当成酒喝，可是在日本，那就是酒，而且是人人都喝的名酒。
“咱们别管他了，我们赶紧吃，吃完就走，扔下他买单去。”公鸡对我悄声嘀咕。
没成想，胡大叔却先我们离开了，平心而论，不管他那天有没有买单的打算，他先离开，却跟买单无关，他是被老板从店里推出去的。等我们反应过来，起身要去抢救他的时候，老板娘却拦住我们，鞠躬道歉地请我们买单。
“买什么单？我们还没吃完呢。”公鸡一看走不了了，只好回身又坐了下来。
我到日本以后，基本上没有正经吃过东西，一碗方便面就算是很不错的饮食。平常在胡大叔那儿吃的都是饭团蘸酱油，他告诉我们说，那是日本人最好的饭食，天天吃。我对吃没有什么高的要求，可是即使在北京，我们家那么穷，也不至于天天吃饭团蘸酱油。今天算是逮着了，也顾不上别的，先吃饱肚子再说，就把公鸡点的寿司、生鱼片那些东西，凡是上来的一概清扫干净。
老板把胡大叔推出去以后，返回来，站到柜台后面他的岗位上，连连朝我们鞠躬道歉，公鸡操着半生不熟的日语问他：“你怎么能对客人那个样子呢？”
老板却用中国话回答：“真的很不好意思，他是我父亲。”老板的中国话很不标准，分不清四声，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也分不清，而且没有儿化，很像闽南人说普通话，听着别扭得要命，但是表达意思足够用了。
公鸡踩了我一脚，悄声说：“看见没？日本也有不孝之子。”
公鸡有点挑衅，明面上是跟我咬耳朵说悄悄话，实际上声音却挺大，故意让老板听得见。
老板给我们一人分了两根虾，虾是裹上面用油煎的，我偷看了一下柜台上挂的价目表，一份两根，六百日元，按当时的汇价，相当于中国的二三十块钱，当时在国内对虾的价格五六块钱就能买一斤，而且是活蹦乱跳的。人家是明码标价，也不是存心宰我们，可是我舍不得花那笔钱，连忙提醒老板：“对不起，我们没点这个。”
老板咧嘴笑笑：“我听我爸爸说了，你们是中国来的客人，我身上也有一半的中国血统，这是请你们品尝的，多多关照，多多指教。”
我听他能说汉语，就问他：“你怎么把你爸爸赶走了？”
老板摇头叹息：“让你们见笑了。你知道过去我们家有多少料理店吗？”
公鸡插话：“我听你爸爸说了，你们家光是在东京就有五六家料理店，现在有几家我可就不知道了。”
老板说：“那五六家都是过去，现在就剩下这唯一的一家店了。这些店都是我妈妈辛辛苦苦一辈子创建的，我妈妈去世以后，我爸爸就沾染了两大毛病，一是赌博，天天去‘扒金库’。二是酗酒，天天喝得烂醉，没到三年，就把我妈妈的店都给赔光了，剩下这一家店如果不是我妈妈专门有遗嘱，留给了我，现在也不存在了。”
公鸡说：“那你也不能把老爷子赶出去啊，这么做太过分，要是在中国，你就是大逆不孝啊。”
老板说：“你们知道给我爸爸戒酒花了多少钱吗？光是给他戒酒，我们就消耗了一座店。今天如果我不赶他走，他一定要跟你们一起喝酒，一喝，酒就戒不住了。而且，我跟他有协议，我每个月给他十万日元，他不准踏入我的料理店。”
我们这才知道，他在国内吹嘘的那么风光，根本就是假的，他在日本属于贫困潦倒的老人，虽然有养老金，可是也架不住他赌博酗酒。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和公鸡面面相觑，公鸡挣扎着笑笑对我说：“管他呢，我们打一开始也没打算靠他活着。”
是啊，你们都打算好了，靠我活着，我心里这么想，当然不会说出来。
那天，我们花了一万日元，吃了个半饱，就这一万日元，据老板说，还是给我们打了对折。公鸡说他出门的时候，以为是胡大叔请客，就没带钱。我如果也说没带钱，那我们俩在日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心里没数，也不想去尝试，只好忍痛掏钱。付完账，心里算算，我从国内带来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的守在胡大叔身边，老老实实给他找来的那些客户按摩推拿，帮他，公鸡，还有我自己挣钱。
5、日语学校的报名手续完成了，胡大叔说我忙，不让我去，他和公鸡代我报了名。我心里明白，他是不愿意把我的护照交给我，怕我拿了护照脱离他的掌控，那样，他也就没了我这条生财的路子。
虽然我跟他们之间有挣来的钱三一三十一分账的协议，可是，最关键的问题我却没有办法自主：我到底挣了多少钱，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胡大叔知道，我和公鸡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懂得日语，而且，客户都是胡大叔招来的，他跟人家怎么谈的，我不知道。钱人家直接交给他，人家给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协议只不过是一页没有任何保障和约束力的废纸，甚至连废纸都不如，因为，我们之间，连可以签字画押的那张纸都没有。
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胡大叔计较了，因为，日语学校的注册、报名手续办好之后，我也要去上学了。所谓的日语学校，很多放在国内不过勉强能算得上一个培训班。开学校的人大都是日本人，他们雇用几个中日籍的老师，到有关部门获得日本日语学校的开办资格，就可以租几间房子，向我们这些从国内跑出来闯日本的留学生收学费挣钱。
实话实说，那个时候，读日语学校的人里边，没有几个是真正到日本留学读书的，大都是像我这样，把留学当作一条路子，渴望到日本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淘金、寻找希望的。因而，我们对办学条件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让我们学会日语、日文，能够满足在日本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就可以了。
我每天要去上学，就不能再继续为胡大叔挣钱，胡大叔挺不高兴，却也没办法明说，只能拉脸子、减少我们的开支，把过去的米饭酱油改成了稀饭酱菜。公鸡愤愤不平，跟他争吵，骂他不讲诚信，他说是跟中国人学的，我气坏了，也跟着骂：“你他妈的是哪国人？”
胡大叔嬉皮笑脸：“我是中国种，日本人。”
公鸡说在北京的时候，胡大叔就跟他爸爸拍了胸脯，说到了日本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结果现在连大米饭都不给吃了，喝粥：“他妈的，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胡大叔反过来讥嘲他：“你又不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这么大了我也不养活了，你到日本来干嘛来了？你要是像小许那样，能挣钱也行，连个对象都搞不定，你说你还能干吗？不行就回去，再这样混下去，连粥都没得喝。”
两个人争争吵吵，公鸡硬是从冰箱里把胡大叔存的鸡蛋掏出来几个，用油煎了，我们俩一人两个，撒了白糖吃。胡大叔干气也没有办法。
吃了鸡蛋，公鸡硬拽我跟他出去，我知道他叫我出去有事要说，便跟着他到外边的街道上散步，不时有路过的女人跟公鸡打招呼，我暗自好笑，公鸡这家伙真有趣，到哪公鸡的本性都扔不下。
“许哥，今晚上陪我喝酒去。”
我连忙推辞：“算了吧，我没钱。”
公鸡嘿嘿笑：“不用你掏钱，我请客。”
我问他：“你哪来的钱？”
公鸡说谁还没个私房钱，真要是花空了，碰上什么事，往回跑都没钱买票哪成。我正闷得慌，又有人肯掏钱请客，也就不再推辞，跟着他到了一家小酒馆。
在日本，这种小酒馆叫居酒屋，据我所知，跟我们国内不同的是，居酒屋的酒菜，一般反而比大酒店要贵。我没想到公鸡居然有底气把我领到这种地方来喝酒。好在，他已经承诺他买单请客，我便也不客气，跟他钻进了那所叫做“千叶”的居酒屋。
一进门，女招待便热情洋溢地迎上前来招呼我们。刚开始我还没在意，因为日本的女服务员的服务态度，有的时候真会让中国人误会，以为她对你有意思了，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对谁都是那么热情、亲切。所以，眼前这个女服务员称呼着公鸡的大名“红旗君”我都没有在意，以为公鸡没事就过来喝酒，跟人家搞熟了。
“这是千叶小姐。”公鸡给我介绍她。
千叶小姐朝我鞠躬致意，我也连忙鞠躬，心里暗想：既然到了日本，还是应该多跟日本人接触，入乡随俗，不但要学习人家的语言，还要学习人家待人接物的习俗，这样才能逐渐融入人家的社会。我还在那儿瞎想，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把我们安排下之后，那位千叶小姐也跟我们坐到了一起，对公鸡的态度非常亲昵、随便。
闲谈中我才知道，公鸡给我介绍这家店是千叶小姐继承她父亲的，她既是老板娘，也是服务员，柜台里边负责给客人配小菜、斟酒的，是她的叔叔，已经在这个居酒屋干了二十年。
公鸡有语言天赋，在国内的时候，各地方言，只要他听过一两遍的，都能惟妙惟肖的模仿。到了日本，他并没有正经地到日语学校上学，却已经能够配合着形体语言，凑合着跟日本人对话。他跟千叶小姐聊得挺热闹，聊了些什么，我却大部分不懂。好在，我到这里并不是找千叶小姐聊天的，我是来喝酒的，便也不管他们，他们照应我了，我点点头，不照应我了，我就吃菜喝酒。
告辞的时候，千叶小姐没让我们结帐，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一顿是白吃，所以公鸡才叫了我。
回家的路上，公鸡问我：“你看千叶小姐怎么样？”
我问他什么怎么样，他说长相，人品，风度。
我说都不错，那又能怎么样？
他笑了笑没吱声，我问他：“你是不是跟人家搞对象了？”
他说有那个意思。
我没有再问，我心里有数，他是在按照胡大叔定的调子唱、指的路子走，想找个日本女人结婚成家，然后办理永居。
他却看出了我沉默隐含的意思，告诉我，他绝对不是想靠找个日本女人办理永久居留权：“许哥，你别那么看我，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跟她好。”
我说：“你那些小青小红小白之类的，哪一个不是真心实意地想跟人家好？现在呢？人都哪去了？”
公鸡说：“我跟你不一样，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我还是单身，我有选择权。”
我说：“我也没说你没有选择权啊。”我心里想的是，他跟那位千叶小姐根本就没戏，除非那个千叶小姐瞎眼了，拿着棒槌当人参才会嫁给他。不能否认，公鸡相貌堂堂，就像白杨树高高大大却木质松软不成材，那个千叶小姐，如果不注重材质，只看外表，说不准能把他这棵打不成家具的白杨树栽到家里当景观看。
想到这阵儿背过了胡大叔，能问他点真话，这才是我跟他出来喝酒的根本目的，便抓紧时间他：“你说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独自闯**，不再受胡大叔的制约？”
公鸡说：“他也没制约什么啊。”
我说我的护照一直由他扣着，到现在也没给我，我哪也不敢去，啥也不敢做。现在学校开学了，我要上学，还要挣钱，整天在他这儿控着，连肚子都吃不饱，今后该怎么办？
公鸡对我的事情好像不感兴趣，不咸不淡地说：“他凭什么扣你的护照？你问他要啊。”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胡大叔有共同利益，都需要我挣钱养活他们，可是，现在我要上学，即使我想挣钱时间也有限，挣钱也有限，三个人一分，根本就没有几个钱。我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摆脱胡大叔，我最怕的就是拿不准胡大叔的反应将会造成什么结果。
“你说，我能用什么办法把我的护照要出来？”公鸡的护照一直在他自己手里拿着，现在我明白了，胡大叔发现了，扣他的护照没什么用处。我这么问他，明知他不会给我一个答案，与其说是问他，不如说是我自言自语。
果然，公鸡转了话头：“哪天我们真应该到东京逛逛去。”
我蓦然想起，我们到日本以后，就住在这千叶的郊区，却连东京市区都没去过。
我应合他：“是啊，到日本这么长时间了，连东京什么样都不知道，真应该去看看。”
公鸡是个爱玩爱逛的人，马上说：“我们给胡大叔说，或者他带我们去，或者他把护照给你，我们俩自己去。”
我马上想到，如果胡大叔把护照给了我，我一定想尽办法不再让他扣住我的护照。那会儿，我刚到日本不久，还不明白在日本国内只要有外国人登记证即可，一般不会要求查验护照。在我心目中，护照就是我身份的最基本证明，没了护照，我就没有身份，寸步难行，也不敢到处去走。况且，我的护照，长期由这位胡大叔扣着，极不公平，也不合理，总是我心里边的事儿，我一定要尽快把我的护照从胡大叔受理要回来。
我有我的目的，公鸡有公鸡的目的，我们俩就开始要求到东京逛逛。胡大叔刚开始不答应，说他没时间陪我们，我们自己去，万一丢了他负不起责任。公鸡说，如果他不去，我们俩自己去：“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至于跑趟东京就丢了。即使丢了，我们还能找警察帮忙。”
看到我们俩态度坚决，他改了主意，说他要带我们俩去：“你们俩从来没去过，日语又不过关，我真不放心。”
那趟东京之行，应该说是我到日本以后的一个重大转折，或许是命运垂怜，让我碰到了老熟人，也最终让我走出了胡大叔的阴影，摆脱了他的控制。
6、去东京乘坐的是国铁列车，非常便捷，然而，一路的车票，都是我和公鸡买的。胡大叔振振有词：他进城，是为了陪我和公鸡，给我们当向导，一切费用自然应该有我们负担。同时，让我们自己买车票，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省得今后单独出门的时候，连车票都不会买。
我们来到了国际著名大都市东京。东京宏阔而清洁，空气清新，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都井然有序，丝毫听不到在北京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和自行车铃声。胡大叔说我们没钱，那些需要花钱的地方就不去了，到新宿、浅草寺看看就行了，那些地方不用花钱。
新宿是东京著名的商业区，浅草寺是东京著名的旅游点。我们面对琳琅满目的时尚，五光十色的现代，还有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行色匆匆却又显得自信满足的人群，心里充满的是惶惑、局促还有若隐若现的自卑。这种感觉来源于钱袋的空虚干瘪和对未来的毫无把握。在出轻轨车站的时候，我站在扶梯的右边，右边没有拥挤的人丛。
从我的身后传过来熟悉的汉语：“先生，您是刚从国内来的吧？”
我回过头，一个瘦削却结实的男人，年龄跟我差不多，手上提着一个日本人经常用来送便当的提篮。
我奇怪地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
他笑笑：“日本人不会站在您这个位置上，您最好靠左边站，右边是留给有急事的人的。”
原来如此，刚才我站在扶梯的右侧，心里还在纳闷，为什么别的人都要顺溜着排在左侧，而把右侧空出来，白白浪费空间。
我连忙给他让道，他却没有马上超越过去，打量了我片刻，问我：“您也是在十条日语学校上学的吧？我见过您。”
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也在那里上学，在学校里见过我，我却没有印象。
“听口音您是从北京来的？”
我说是的，他说，他还认识一个从北京早两年过来的留学生：“等有机会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
我把公鸡也介绍给他：“这是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又对公鸡介绍：“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这个时候胡大叔满脸不高兴地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到后面，用他自己把我跟那个人隔开：“快点走，别碍事，这不是聊天的地方。”然后又用日语咕噜了一大串话，我们听不懂，但是从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得肯定不是好话。
那个人仔细地看着胡大叔，没有吱声，脸上却有恼怒。我轻声给他解释：“我们的担保人，不愿意招惹他。”他点点头，也不再跟我说什么，越过我们，拎着提篮急匆匆地走了。
我们出了车站，外面是新宿的繁华街道，这时候在扶梯上偶遇的那人从旁边经过，碰了我一下，塞给我一个小纸团，我估计是联络地址、联络方式之类的东西，连忙塞进了口袋，没让胡大叔和公鸡发觉。
那一整天，我们饿着肚子满大街瞎逛，三个人谁也不愿意主动提出吃饭，潜意识里，似乎谁提出来了谁就得掏钱。而我和公鸡，谁也不愿意额外招待胡大叔吃一顿，哪怕是一个海苔寿司。回到胡大叔家的时候，三个人都饿得只剩下喘气的力气了。胡大叔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没什么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睡觉，希望睡眠能让我忘记饥饿。公鸡一个人跑了，我估计他又去找千叶小姐混吃混喝了。
躺在铺上，我才想起来打开那个北京同乡留给我的纸条看看，上面没写别的，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赵刚。第二天，我趁胡大叔出去不在的时候，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了电话，接听电话的人声音很熟悉，却不是给我电话号码的那个人，我问他：“赵刚先生在吗？”
对方说：“不在，您哪一位？我听声音怎么挺熟的？”
我说我听您的声音也挺熟，您是哪一位？刚刚问完这一句话，我马上想起来了：“您是黄大满？”
对方马上兴奋起来：“我靠，你老许啊？啥时候来的？”
我说我刚来两三个月，正上日语学校呢。他说难怪你找赵刚呢，你们俩在十条的日语学校上课认识的啊。
我说我们不是在日语学校认识的，昨天在东京地铁站认识的，他给我留了这个电话号码，我在东京也没什么朋友，试着打打。
他“我靠”了一声说：“原来你就是他昨天回来说的那个让老蚂蟥给叮上的北京小子啊。”
我没明白：“什么老蚂蟥？”
黄大满说：“行了，你的情况我知道了，见面再聊吧，我现在要上班去了，明天，我到日语学校找你去。”
说完，他就扔了电话，给人的感觉非常忙碌。黄大满是一个武功不高、絮絮叨叨的热心人，自打他到日本留学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想不到在这儿又碰到了。
第二天，到学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赵刚，找到了赵刚，跟他聊了起来，才知道，他现在就和黄大满合租房子住在一起，黄大满兼了好几个工，整天忙得要命，累得贼死。
赵刚告诉我：“黄大满本来说今天要到学校来找你，我看他昨晚上回来太晚，反正我也要跟你见面，就没让他跑这一趟，放学了，你跟我一起过去，到我们那儿认认门。”
赵刚则是读日语学校的二年级，下个学期结束就毕业了。因为跟我们不在一个年级，所以我没注意到他。他作为老学生却对新入学的人比较关注，所以在新宿地铁扶梯上一下就认出了我。
“那天跟你们在一起的华侨，是一条蚂蟥，把你给叮死了，你的护照是不是让他给扣了？”赵刚问我。
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蚂蟥是什么意思？”
赵刚说，你们不知道，在日本有一些老华侨，混得不好，就靠给国内想出国留学的人提供担保赚钱：“你来的时候，他提供担保，收了你多少手续费？”
我说交了一万块人民币。他说：“还不算太黑，到日本办签证，正常手续费才三百多块人民币，可能他估计太多了你也拿不出来。这是赚你的第一笔，到了日本以后，他就以担保人为借口，扣住你的护照，然后让你租住到他们家，挣的钱给他分，这种人很可恶，就像蚂蟥扒到你的身上吸血，扯都扯不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万元户就已经是富人了，胡大叔一下子就从我手里黑了一万块，赵刚还觉得他不算太黑，我惟有苦笑。
“放学了你跟我走，去见见黄大满，商量个办法，不能总让那家伙控着你，扒在你身上吸血。”
放学以后，我们按照约定，在学校门口会合，公鸡也跟了上来，问我们俩干吗去，我说遇到了一个北京来的老朋友，跟赵刚住在一起，我要去他们那儿看看。公鸡也要去，我没有理由不让他去，只好叮咛他：“别告诉胡大叔。”
公鸡信誓旦旦：“没问题，你不让告诉他我绝对不告诉他。”
赵刚带着我们坐国铁走了十几站路，到了东京大田区，钻进了一个小巷道，为了不至于出来的时候迷路，我注意看了一下路牌，牌子上写的是“东港町”。小巷道里边并排建满了参差不齐，已经明显破败了的小楼房，有的三层，有的两层。“这就是我们住的寮。”赵刚给我们介绍，口气里有些寒羼劲儿。
我们来到一座二层小破楼跟前，小破楼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木林莊”。我们跟在赵刚的后面从楼下面的门洞里钻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