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枢密院两周后可能审理玛斯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打算在这之前先去彼得堡一趟，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律师的建议，去告御状。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因为上诉理由不充足，可能会败诉，必须有所准备。聂赫留朵夫决定在出发之前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先去库兹明斯科耶，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中午。他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回去之后就开始处理事务。
通过查账和同管家谈话，聂赫留朵夫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收割，打捆，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农民从账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甚至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账房的债。这样，由雇来的农民耕种耕地以外的土地，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奇。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无视这种不合理的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协商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反对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做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同总管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这些事商定后，他才来到早已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休息。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悬挂着一面镜子。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是放在母亲卧室里的，如今看到，不禁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房子，舍不得这个已经荒凉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每一样都来之不易，而且好不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这一切是轻而易举的，到了眼前却又很舍不得。
“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但是，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结婚，要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一切都很容易，但重新创建可就难了。第二，你现在这样做真的是出于良心？还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品德？”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们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醒来时已经九点钟。账房派来侍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聚拢来。聂赫留朵夫立刻从**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
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往窗外张望，看到农民纷纷往网球场走来集合。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众人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有绿色竖领和大纽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讲话，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他忽然觉得有些胆怯。空中下着绵绵细雨，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他的话，让农民非常不满。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愿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们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或者不相信他的话。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去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你们应该守规矩。”管家斥责农民。
“守规矩，你说得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的中年农民说。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栏。”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栏！”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则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烦闷，他竭力想使大家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聂赫留朵夫问。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农民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了，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账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计划和愿望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且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的树林，出售的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但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置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
他的马车驶进庄园，所有建筑物特别是正房衰败荒凉的景象使他触目惊心。唯独花园没有衰败，更加繁茂。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盛开，编成篱笆的丁香也像十二年前一样盛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捉迷藏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摔了一跤，被荨麻刺伤了。当年索菲亚姑妈在正房旁边种的一棵小得像木橛子似的落叶松，如今已长大成材，枝条上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笑吟吟地请他到账房里去，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面。
聂赫留朵夫坐在窗口，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从双扉小窗子里飘进来春天的清新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风轻轻地吹动他汗滋滋的额前上的头发。河上传来妇女们噼里啪啦的捣衣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飘**在阳光灿烂的河面上。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他十八岁时的情景，觉得自己现在像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转瞬间他感到无比惆怅，觉得像梦境一样不可能重现。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哪？”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到村子里去走走。”
“请您告诉我，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
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当然有，就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第三家。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管家笑着说。
“不用了，谢谢您，我自己找得着的。倒是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也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处理好土地的事情，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天气炎热晴朗，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的畜粪味。有的从路上的大车上飘来，有的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敞开的大门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经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的畜粪，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把马赶出门外，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牵出来。
把马赶到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上，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您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您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是的，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您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老头说。
“难道自己种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种的？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老头冷笑一声说。
“那你们是怎么办的呢？”
“我们就把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但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每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都不知道该怎么过！”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请吧。”老头说着，迅速跑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小屋的门。
两个身穿粗布衫的小姑娘，从小屋里跑出来，聂赫留朵夫弯下腰，脱去帽子，进了门廊，接着又走进充满着食物酸味的肮脏小屋。小屋里放着两台织布机，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卷着袖子，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毕露的胳膊。
“瞧，东家少爷看我们来了。”老头说。
“哦，那太高兴了。”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热地说。
“我要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您看，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倒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房子挺不错。”大胆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晃动着脑袋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
“你们都吃什么呢？”
“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是面包下克瓦斯，第二道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笑着说。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今天你们吃些什么。”
“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老头说道。
“您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伙食吗？老爷，我看您这人太认真了，什么都想知道。我说过，面包下拌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婆娘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菜汤，吃完汤就是土豆。”
“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呢，最多在汤里加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说，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门廊里挤满了人，看着这个察看庄稼人伙食的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同老爷说话感到很得意。
“是啊，老爷，我们真是糟得很。”老头说，“你们跑来干什么！”他回头又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了。”聂赫留朵夫说，他觉得又窘迫又羞愧，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多谢您来看望我们。”老头说。
门廊里互相挤紧的人，给聂赫留朵夫让出一条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问他要去哪里，聂赫留朵夫说去找玛特廖娜，他们主动给他带路。
聂赫留朵夫觉得跟孩子们一起自在多了。一路上他同他们随便聊天。
“你们村里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米哈伊拉，谢苗·玛卡罗夫，还有玛尔法也穷得要命。”
“还有阿尼霞，比她还要穷，阿尼霞连一头母牛都没有，他们在过讨饭的生活呢！”小男孩费吉卡说。
“她没有牛，但他们家总共才三个人，可玛尔法家有五个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可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啊。”小费吉卡坚持自己的意见。
“玛尔法的丈夫不在家，同寡妇一样。”大孩子接着说。
“她丈夫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蹲监牢，喂虱子。”大孩子用老百姓惯常的说法回答。
“去年夏天他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被送去坐牢。”小男孩赶紧补充说。“到如今都关了有五个多月了，他老婆在要饭，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仔仔细细地说。
“那么，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他们已经快走到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在卖酒。”年龄小点儿的男孩断然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的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打发走，自己走进门廊，进到屋子里。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要是高个子躺到炉子后面的**，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生了孩子，后来又生了病的。”
“你找谁？”老婆子正因织布机出了毛病，心里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再说，她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婆子不再吭声，仔细对他瞧了瞧，她脸色顿时变了。
“哎呀，我的主人儿，我这傻瓜怎么没认出您来呀。”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哎哟，我的好老爷呀……”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打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后面站着一个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老婆子把门口的人轰走。
“我正在琢磨，这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是我们的心肝宝贝，百看不厌的美男子！”老婆子说，“来吧，老爷，坐这儿，就坐在这个矮柜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擦擦矮柜。“我还以为是哪个鬼溜进来了，原来是东家，是好老爷，是恩人，是养活我们的好人，你可得原谅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臂肘，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讲起来：“老爷，您也见老了，您准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向你打听卡秋莎·玛斯洛娃的，你还记得吗？”
“卡秋莎吗？怎么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怎么不记得，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作过孽？谁没有犯过法？年轻人嘛，就是这样的，再加上喝了咖啡红茶，就让魔鬼迷了心窍。你又没有把她扔掉，你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可她干了什么呀？她就是没有头脑糊涂，她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会过日子了。她虽是我的外甥女，我得直说，这姑娘不走正道，我后来给她安排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不听话，竟然骂起东家来了，难道我们这类人可以骂老爷吗？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又到林务官家里干，日子本来也过得去，可她又不干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
“当年为了那娃娃我费了不少心思，我的好老爷，她那时病得太厉害，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哎，做母亲的眼看就要死了，何必叫这小宝贝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把娃娃撂下不管，也不会给他吃，让他去死算了。可我想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还有几个钱，就打发人把他送去了。”
“有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刚一送到，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女人，她是专干这个行当的，她叫玛拉尼雅，现在死了。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养在家里，喂他吃，喂了一阵子，另外凑几个再送去。等凑满三四个，一起送去。她干这事可聪明了：先做一个大摇篮，好像双层床，上上下下都装娃娃，摇篮上还有把手，她就这样一下子装四个娃娃，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各在一边，免得相碰，这样一次就送走四个。她还用几个假**塞在娃娃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卡秋莎的娃娃就这么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的样子，那娃娃在她家里就生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娃娃了，长得跟您一模一样。”老太婆一只眼睛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弱？一定是喂得很差吧？”
“哪里谈得上喂！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送到的时候活着就行。那女人说刚把他送到莫斯科，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就只打听到这些。
聂赫留朵夫出来时在小屋的门楣上和门廊的门楣上接连碰了两次头，才来到街上。刚给他带路的两个孩子在门外等他，另外还有几个孩子也凑到他身边来。另有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其中有一个抱着头戴碎布小圆帽，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这娃娃的脸像个小老头，一直现出古怪的笑容，摆动着**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明白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霞。”岁数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身招呼阿尼霞。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生活？”
“怎么生活吗？要饭。”阿尼霞说着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还没有走出两步，另一个抱娃娃的女人就追上了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都诉说着自己的穷困，需要周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零钱都散发掉后，十分忧郁地走回家。
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走到花园，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徘徊，回想着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先是静悄悄的，但过了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传来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厢房的台阶前。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要分娩了。
管家说：农民常常故意把小牛甚至奶牛放到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捉住，被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罚每头奶牛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再三说她们的奶牛是偶然闯进来的，她们没有钱。她们同意做工抵偿，但是要求先放还这两头牛。
聂赫留朵夫叫管家把牛放了，自己走到花园里准备继续想心事。但此时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像这样清楚的问题人家怎么看不出，他自己又怎么这么久都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能胜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未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知道并经常提及，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自己对它的信奉，弄不懂后来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羞愧。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他知道自己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或用作公益事业。
饭后，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他对这个方案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让土地的全部收益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管家满脸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开始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捞到好处。
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再理解他，就让他走了，自己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账房来，他决定亲自到集合农民的院子里去。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鼎沸，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交谈，并且纷纷脱下帽子。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院子里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也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清楚，农民也都听清楚了，但他们不相信地主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深信，维护个人利益是人类的本性，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集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的，应该由您定。”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是村，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
“这种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连头都没抬，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儿像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都过不下去了。”
“用不着这一套，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还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自己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轻轻、面色红润的赤脚农民说。
“是，老爷。”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
“不，老爷。”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想想吧。”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想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对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失望地回到账房里。
“能不能找几个最明白事理的农民来这里？”聂赫留朵夫问管家，“我想给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这个行。”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一下。”
“这都好办，我召集他们明天来就是了。”管家说。
农民们的拒绝并没有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丝毫困惑。正好相反，尽管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他的建议并再三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却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敌意，他却觉得心情平静而快乐。账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户外，坐在门廊里，吸着充满桦树嫩叶浓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花园，聆听磨坊汩汩的流水声，回想起单纯美好的少年时期。
那还是少年时期，他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种种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他不仅记得，而且重新体验到十四岁那年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的真理。他还记得，小时候怎样伏在妈妈膝盖上，哭着向她告别，答应她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他还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为一切人谋幸福。
他又想起白天那带着几个孩子而失去丈夫的女人，还有那荒唐的玛特廖娜，还有她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往育婴堂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样子像小老头，不住地苦笑的不幸孩子；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劳累过度，没有看好饥饿的奶牛而被迫为他白白做工。他又想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和镣铐，同时也想到了自己以及那些贵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
乌云逼近了，一道明亮的闪电照亮整个院子，雷声在头上隆隆震响，大颗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
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两个姑妈？为什么尼科连卡死了，可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卡秋莎，我会为她疯疯癫癫？为什么要发生那场战争？后来我怎么过起**的生活来？要理解这一切，我无能为力，但执行我心灵里的意志，则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做得心安理得。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直到下半夜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庄稼汉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的苹果树下。
等大家都坐好，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臂肘撑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张纸，他根据纸上的提纲开始说明他的方案。
聂赫留朵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土地不能买进，也不能卖出；如果可以买卖，那么有钱人就可以买进全部土地，他们就可以凭土地所有权任意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哪怕你在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向你收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能不能上天。”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头眼含笑意说。
“这话说得不错。”长鼻子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是的，老爷。”退伍的士兵说。
“有个婆娘给她的奶牛割了点儿草，就被抓起来，送去坐牢。”相貌和蔼的瘸腿老头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地又贵得要命，付了地租，本钱都不能捞回来。”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补充说。
“我同你们想的一样，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孽，因此我要把土地交出去。”聂赫留朵夫说。
“嗯，这可是好事。”留摩西式鬈曲大胡子的老头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想出租土地。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就是要想一下，土地应该怎么分。”
“把地交给庄稼汉，不就成了吗？”牙齿脱落，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句话含有怀疑他诚意的味道，乍一听来叫人很不舒服。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赶紧说完自己要说的话。
“我是愿意交。”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汉？还有，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退伍士兵说了一句：
“是的，老爷。”
“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倒说说，要是沙皇说把地主的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牙齿脱落的老头儿说。
“没有，沙皇什么也没有说。这只是我的假设，要是沙皇说，把地主的地都拿出来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按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使人人满意。
“到底怎样按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做佣的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爷。”退伍士兵说，竭力想显出既快乐又有精神的样子。
“既然分，那就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想了想，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行。”聂赫留朵夫事先就准备好反驳意见，“要是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劳动的人，譬如老爷、官吏、听差、厨师、文书，所有城里的人都可以领到一份，他们可以把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又集中到了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一小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增加，土地就更加分散。财主又能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爷。”退伍士兵赶快响应。
“那就得禁止买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有地。”砌炉匠怒气冲冲地打断退伍士兵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说，谁在给自己耕种，谁在给别人耕种，很难区别。
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
“再说，土地有肥有贫，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能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粘土和砂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各省都要全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仅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敢拦着你？你做主就行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窘迫，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舞，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属于上帝。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谁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就是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比较合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些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鬈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有理，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
“那么，要是我希望弄到一块地，该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空地，您就自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没有地你也够饱的了。”眼睛含笑的老头说。
会议到此结束。
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顾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的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取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但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的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
聂赫留朵夫回城，从火车站回到寓所，个个房间里都还有樟脑的气味，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十分不便，因此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配备家具的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路上，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慌忙停下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的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啊！申包克！”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眼下我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把胸脯挺起来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饭馆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吗？”
“不，我恐怕去不了。”
“去吧！我自己现在虽然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我也不能去吃晚饭。”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我送你去吗？”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是不是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同申包克客套地聊了几句，就告别了。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缺乏根据控告他们表示愤慨。费多霞给沙皇的呈文已经写好了。律师建议聂赫留朵夫如果去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把它一下子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官司就完了。
“还有其他的事吗？”律师问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教派信徒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有一个村子，老百姓在礼拜日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
“这是真的吗？”聂赫留朵夫问。
“这并不奇怪。”
“一切都很怪，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草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不错，他们曾经是这样的人，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的日子，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都可以。”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这样的法律天下真有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胆敢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会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而且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会的。”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他们的恩德就要感谢。至于要剥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看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我家里吧，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这些问题了。”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感觉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是想法子不来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聂赫留朵夫雇了一辆马车去监狱。到大门口拉了铃，他不知道玛斯洛娃今天情绪怎样，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不禁心神不定，精神紧张。他向出来开门的看守说明要见玛斯洛娃。看守回去打听了一下，告诉他玛斯洛娃现在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去了医院，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去，问明他要见什么人，就把他领到儿科病房。
一个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的青年医生，在走廊里遇到聂赫留朵夫，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说要见见玛斯洛娃，他正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想把这东西交给她。
医生态度缓和下来，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斯洛娃叫来。聂赫留朵夫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斯洛娃在医院里工作的情况。医生说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是很好的了。
这时玛斯洛娃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了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唰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不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了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一种新的表情在脸上出现了：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很旧的一张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给您！”
她扬起黑眉毛，惊奇地看着他，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兜里。
“我看到您的姨妈了。”聂赫留朵夫说。
“嗯。”她冷冷地回答。
“您在这怎么样？”
“挺好的。”
“辛苦吗？”
“不算辛苦，但是我还没有习惯。”
“我很替您高兴，与那边相比要好一些。”
“哪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就是监狱呀。”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比那边的人好些。”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就去彼得堡，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是否撤销，如今对我都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
“不为什么。”她说，并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似看非看地对着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得够多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像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来的手，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
想把她得意的神气竭力掩饰起来，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发生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是她要考验我，还是真的不原谅我？她是无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仍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她的这些变化使他欢欣鼓舞，心中充满了温暖。
玛斯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倒，脖子上扎着绷带的一个男孩，正在休息，看见她差点儿跌跤，笑起来。玛斯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几个孩子被逗得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把饭拿来。”
玛斯洛娃默默地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了。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斯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快速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又从信封里把照片取出来，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和她以及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以至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了看照片，问道，“这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斯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你难道看不出来？”玛斯洛娃问。
“怎么看得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斯洛娃说完，突然间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一条皱纹凹了进去。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玛斯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服苦役都比那儿强。”
“怎么会？”
“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斯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愤怒的眼泪好容易忍住，砰的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
刚才她看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目前的处境，想到了在那边的生活，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搭理同伴的话，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斯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与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住下。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把姨妈得罪，而他知道姨妈交际广阔，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可能极有帮助。
“啊，关于你，好多事我都听到啦。真是太奇怪了。”姨妈等他一到马上请他喝咖啡，这样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你帮助罪犯，视察监狱，平反冤案。”
“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那很好。不过。这里面好像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吧？”
聂赫留朵夫把他同玛斯洛娃的往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爱伦对我说起过，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她们好像要你同她们的养女结婚。”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原来就是她啊？她现在还漂亮吗？”
这位姨妈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很健谈。她的身材又高又胖，唇上有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
“不，姨妈，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再说她这辈子弄到如此地步，我更是罪责难逃，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力量替她奔走。”
“可我怎么听人说你要同她结婚呢？”
“是的，我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她不同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默默瞧了瞧外甥，她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高兴的样子。
“嗯，她比你聪明。嘿，你可真是个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过那种营生，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是的，因为我是罪魁祸首。”
“哼，你简直是个蠢货。”姨妈忍不住笑着说，“十足的蠢货，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她反复说，特别喜欢“蠢货”这个名词。因为她认为这个名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
“我就是来替她奔走，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是这样！那么她的案子归哪里管呢？”
“枢密院。”
“枢密院吗？对了，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当承宣官。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我丈夫认识他们。”
这时，一个穿长筒袜的男仆端来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
“是阿林写来的信，这下子你就可以听见基泽维特的讲话了。”
“基泽维特是什么人？”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晚上来吧，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死不改悔的罪犯听了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诚心忏悔。”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来。那么，你倒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我要求他们准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
“要塞那边吗？可以托尔维扬斯基，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她肯为我出力的，她挺可爱。”
聂赫留朵夫聊天的时候，一个身材很高、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里来，这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着，凑过刮得光光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什么时候来的。”
接着，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哦，他这个人真是少见。”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丈夫说，“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光吃土豆过日子，十足的傻瓜，不过他求你的事，你一定要办。”
“那么要给玛丽爱特写封信吗？”
“劳驾您了，姨妈。”
“你去吧，不过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的讲道，我们一块儿做祷告。只要你不反对，对你这是很有益的。”姨妈叮嘱聂赫留朵夫。
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像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另一封信是关于费多霞一案，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他想，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拿着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去了那几个地方。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关于他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冷酷无情，且特别擅长折磨人。
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自己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把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稍稍减轻一下。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对求情与否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
这样做，他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但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受罪的不幸女人却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就不会再备受折磨。此外，他觉得向那批人求情往往言不由衷，因为他已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身处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入惯常的旧轨道，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笼罩这个圈子的轻浮罪恶的气氛。他在察尔斯基姨妈家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口吻。
总的说来，久别的彼得堡仍旧对他起了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马车夫载着他来到河滨玛丽爱特的房子前，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模仿英国人气派的马车夫，留着络腮胡子，穿着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驭座上。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要出门。”值班的勤务兵说。他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刺刀。
聂赫留朵夫拿出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拿起笔来写道：“来访未晤，甚以为憾。”他刚写到这里，一个身材瘦小而步伐快得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太太从楼上下来了。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可爱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公爵！”她用愉快动听的声音叫道。
“怎么，您连我的头衔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我跟我妹妹当年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唉，您的模样变化可真大，可惜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到楼上去吧。”她说着，犹豫地站住了。
她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她非常伤心。”
“我还是去一下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着，迈开轻快的步子向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他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回答说，“要知道，我有事找您。”他说着，眼睛却瞧着那对向门口走来的棕黄马。
“什么事啊？”
“喏，这是我姨妈的信，信上讲的就是那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递给她上面印有很大花体姓氏字母的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去求下我的丈夫。”她说，接着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马车，打开阳伞，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种母马就被缰绳拉住，仰起好看的头，站住。
“您务必要来，不光是为了办您那些事。”她说着嫣然一笑。她把面纱放下，让车夫出发。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把头摇了摇，对自己感到很满意。“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避免浪费时间，聂赫留朵夫去了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斯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斯洛娃一案在这次未必能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这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了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沙皇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聂赫留朵夫到达沃尔夫家的时候，他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沃尔夫在书房接见了聂赫留朵夫，然后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着，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被告姓什么？”
“玛斯洛娃……”
“哦，玛斯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礼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这个案子，聂赫留朵夫便起身告辞，回到姨妈家里。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上桌，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拿出男子汉气概，为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们就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也说起沙皇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沙皇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沙皇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晚饭后，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讲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怎样才能得救哇？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呢？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他的情绪更加激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精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
讲道人忽然露出温柔甜蜜的微笑，声音温和地说：“现在有救了！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命，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用苦难，他用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他又流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
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悄悄站起来，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正准备下楼，听差就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他说，如果玛斯洛娃一案枢密院即将审理，他愿意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同他掠身而过，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玛斯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他听了微微一笑。
“这三个枢密官正好是三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他在三人中间最活跃。”律师说，“希望也在他身上，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了？”
“今天我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没有机会遇到他，现在就去找他一下。”
“嗯，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用车子送您去。”
临走以前，聂赫留朵夫在前厅接到听差送来的玛丽爱特的法文信。
“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遵嘱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情，此人不久即可获释。丈夫已对该司令官发了手谕，那么，您就堂而皇之来看我吧。”
“这叫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被关了七个月，原来什么罪也没有，如今只需要一句话就把她放了。”
“这种事向来如此，至少您的愿望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容易解决，反而使我觉得不是滋味。请问，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追本溯源的好，我送您去吧。”律师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马车来到门前。
“您现在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是吗？”
律师告诉车夫到什么地方，几匹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另外还有两位太太。
“贵姓？”青年官员异常洒脱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把姓名报了过去。
“男爵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则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身穿礼服，快活地用眼睛瞧着前方。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双颊鲜红、胡子雪白的和蔼的脸立即浮出亲切的微笑。
“见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过，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请坐，您说说，我能为您做什么事？”他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摇摇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说吧，说吧，我全明白。是的，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提出上诉了？”
“上诉书我已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我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向上奏明这个案子。”男爵说着，那张快乐的脸上竭力想装出怜悯的样子，但装不像。
“察尔斯基伯爵说，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聂赫留朵夫话音未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把上诉书送到办公室去吧，我将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他一生有卓著战功，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纽扣孔里挂一个白十字章。他非常重视上司的命令，认为天下万事都可以改变，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在十年之内一半饿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
这一切老将军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触动他的良心。这一切都是执行以沙皇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意义的。老将军也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容许他考虑，免得在执行时心慈手软。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老将军寓所，老将军正坐在阴暗的会客室里，挨着一张嵌花小桌，跟他一个部下的弟弟一起做游戏。这个游戏是通过一个茶碟，告诉老将军人去世后灵魂如何相认。
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的名片进来，老将军吩咐把他请到书房里去。
老将军迈开刚毅而均匀的大步朝书房走去。“欢迎，欢迎！”将军用粗糙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写字台旁那张圈椅请他坐。“到彼得堡好长时间了吗？”
“来了没多久。”
“令堂大人，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妈妈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太遗憾了。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了。我跟令尊同过事，我们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怎么样，您在担任什么差事吗？”
“不，我没有担任什么差事。”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麻烦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如果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但这件事我不得不来麻烦您。”
“什么事啊？”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这件事，老实说，我做不了主。探监的问题，最高当局有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可以同意。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无事生非罢了。”
“不过，他们的处境是这么艰难，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消磨时间哪。”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老是诉苦，”将军说，“我们可知道他们。”他谈到他们就像谈到一群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服，这在监狱里是少见的。”将军继续说。
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就详详细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各项舒服条件，仿佛他们的宗旨就是为囚犯安排舒适的居留地。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是不会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挤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并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斯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穿着漂亮制服的民事执行吏，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哪一个案子要办，听说是办玛斯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噘起嘴唇，用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接着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一个样子像家长的小老头，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体形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的年轻人。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还是立刻认出他是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双方已有六年未见面。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您本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聚精会神倾听着案情报告，低声说。
先审理的是报上一篇揭发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的案子。显然，沃尔夫此刻在报告时有意偏袒被告，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裁定。谢列宁呢，一反向来的稳重作风，用意料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意见。一向老成持重的谢列宁如此愤激，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其中却是有原因的。原来谢列宁无意中得知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沃尔夫几乎就在临开庭之前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此刻沃尔夫在报告案情，虽然措辞十分慎重，但分明是在偏袒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火冒三丈，就用异常愤激的口气痛加驳斥，他的话显然触犯了沃尔夫。他面红耳赤，身子哆嗦，带着威风凛凛而又深受冒犯的样子跟其他几个枢密官一起向议事室走去。
“请问，您办哪一个案子？”等枢密官们一走，民事执行吏又问法纳林。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是办玛斯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对，对，这个案子今天要审理。不过……”
“不过怎么样？”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不公开辩论了，因此枢密官先生在宣布案子的裁定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但我可以去通报……”
“怎么去通报？”
“我会去通报的。”民事执行吏又在纸上记了些什么。
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诽谤案的裁定后，不再离开议事室，在那里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其他案子，包括玛斯洛娃一案在内。
枢密官们在议事室里围桌坐下，开始讨论那桩董事长舞弊的案子。
正讨论时，民事执行吏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斯洛娃一案时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啊。”沃尔夫说，“倒是一件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跟玛斯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就这事谈了一阵，吸足烟，喝够茶，然后回到法庭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接着开始审理玛斯洛娃案。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子详细报告了玛斯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又不很公正，明显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有什么您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身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措辞庄重而准确，逐条证明法庭有六点背离了法律规定。此外他还扼要提了一下本案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令人发指。法纳林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他的口气仿佛是在表示歉意，因为他相信所坚持的理由，诸位枢密官凭他们明察秋毫的目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更能透彻地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的要求罢了。法纳林这番话似乎使人觉得，枢密院无疑会撤销原判。法纳林发言完毕后，得意洋洋地微微一笑。聂赫留朵夫望望律师，看见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不过，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却露出厌烦的神色。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转身对副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要求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又纷纷起立，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意见有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尼基丁照例主张严格从事，恪守官样文章，反对撤销原判。这样，本案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理由是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至极。
就这样驳回了上诉。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个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抠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沙皇告御状，趁您还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你来彼得堡我根本不知道。”
“你当上了检察官我也不知道……”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斯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完全缺乏根据。”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呀。”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
“枢密院是无权这样说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暂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回想刚才的案子说。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无辜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话锋一转，“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
“是的，我去听过，但是不喜欢。”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仔细瞧瞧谢列宁，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忧郁，却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
“太奇怪了。”聂赫留朵夫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家的门牌号码。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对往外走的谢列宁说，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他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专程前来致谢她女儿的救命恩人，并恳请他明天早餐光临她家。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自己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沙皇，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沙皇。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如果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的几天里，感觉到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觉得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就像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走进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于是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姨妈请他上楼喝茶，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玛丽爱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过程，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人呢？”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谢列宁。”
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谈话，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转身对玛丽爱特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玛丽爱特，你一定要去，叫他也一定过去。”
“伯爵夫人，我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再者，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像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最后一点，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你不要耍嘴皮子。”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看完法国戏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看戏是看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信仰会使人快活。”聂赫留朵夫说。
“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玛丽爱特笑着说。
“恐怕我去不成……”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伯爵夫人离开去接待。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难过。”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似乎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没有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不够。”
玛丽爱特迎合着聂赫留朵夫的话同他继续聊天。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缘，仿佛老朋友一般。
临走时，玛丽爱特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因为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聂赫留朵夫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天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回想一下，也没做什么。但有过一些坏的想法，那就是他现在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无法坚持，都脱离实际。
早晨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重温昨天的思想，不由得感到惊奇，自己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哪怕只有一刹那。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也知道，这样行动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
今天是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了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女人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色。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是您救了我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拼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
房间里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他们正在聊天。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
姑娘紧张地跳起来，用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着来客。
“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着，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着，露出一排漂亮的牙齿，像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来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
那青年也像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这时候，从另一扇门里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她就是丽达的姨妈。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生活得如何？”
“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总是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姨妈摇摇头笑着说。
“是的，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她只为您的侄女操心。她说您的侄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她是替我受罪。”姨妈说。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委托我，那些文件我也会保管的。”
“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丽达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有人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一直没有讲。”丽达慌忙地说。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张望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丽达的母亲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着，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什么也没说，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就对我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丽达慌慌张张地说。
“啊，你别讲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着她那绺头发，不断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这要使我发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走来走去，头脑难以安静，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来，还没有说完就开始哭起来，她从房间里跑了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统统绞死那些混蛋！”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姨妈问。
“没说什么……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摇摇头说着，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听说，真正的革命者把蹲牢房作为一种休息。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了。不过，对像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说肉体困难难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并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是一件任人摆布的东西。后来我就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不好，不来了。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康复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费了心，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这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
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状子呈交沙皇。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的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声音洪亮，“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递上去，当面呈交沙皇，这没有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到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托波罗夫。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
值班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沙皇呈送状子，值班员就问能不能先让托波罗夫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值班员就把状子送了进去。
“这状子万一落到沙皇手里，可能会引起
麻烦，造成误会。”托波罗夫想。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知道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且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考虑到判决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可如今，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际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则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沙皇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很感谢您提醒了我这件事，这事省当局做得过分了……”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麻烦您坐一下，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像他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
聂赫留朵夫同托波罗夫握手告别，然后一言不发地匆匆离开，出门后就后悔同他握了手。
聂赫留朵夫原定那天傍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玛丽爱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明明知道不该去，但他还是违背理性，以履行诺言为理由，到戏院去了。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场，打听玛丽爱特的包厢。这时，《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
包厢里坐着玛丽爱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女人披着红披肩，头上盘着又高又大的发髻。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爱特的丈夫，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将军。聂赫留朵夫一走进包厢，玛丽爱特立刻转过头来，用扇子指指自己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嫣然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
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剧场里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走到包厢后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她丈夫眼睛里一直含着笑意，嘴里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不再作声。
“我本来今天要走，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您要是不愿来看我，那么您就看看那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爱特针对他话中的话说，“她在最后一幕里演得太漂亮了，是吗？”她转身对丈夫说。
她丈夫点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太多不幸的事……”
“您坐下来，讲一讲。”
她丈夫留神听着，眼睛里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了，借抽烟为名，出去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待玛丽爱特对他讲她要告诉他的那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甚至没有要讲的意思。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无非是要让他看看自己穿着晚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迷人罢了。他感到又愉快又嫌恶。
他看着玛丽爱特，心里明白她是个虚伪的女人。他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只是一味要把他迷往，至于为了什么，他不知道。他对她又迷恋又嫌恶，他几次拿起帽子想走，却又留下了。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浓密的小胡子散发着烟味，他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门关上，就来到走廊里，找到大衣，走出剧场。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斯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医院看门人一眼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斯洛娃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去哪里了？”
“回牢房了。”
“怎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种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愣住了。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感到难受极了。他觉得自己很可笑，他竟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拒绝接受他的牺牲，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只不过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又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既然她这样做，我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对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搭，就由她吧……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固执地自言自语着，走出医院，向监狱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希望同玛斯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像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被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简直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皮不抬地说。
“我要她在呈交沙皇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我要求见一见这个犯人。”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同时伸出瘦长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再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很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等玛斯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斯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斯洛娃像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冰冷，气愤，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垂下眼睛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像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已不能像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并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仅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更加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斯洛娃十分反感，但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沙皇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泪汪汪地看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去过医院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放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着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着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他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也正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好字站起来，看了他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聂赫留朵夫说。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像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斯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而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斯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想法使他高兴，使他的精神升华到空前的高度。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即玛斯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被冤枉的。
尽管玛斯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让自己相信，正像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但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只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是因为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而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种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又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玛斯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聂赫留朵夫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
聂赫留朵夫现在要做的事可分三类。第一类事是为了玛斯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方面主要就是为告御状奔走，争取支持，以及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第二类事是处理地产。在巴诺沃，农民已得到土地，由他们缴付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为了使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他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且在上面签字。第三类事是帮助囚犯们，并且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无法一一帮助他们，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来。这一类事他近来最感兴趣。第四类事就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有了这种机关，也就产生了他同部分囚徒相识的监狱，即从彼得保罗要塞起到萨哈林岛止的种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有了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同囚徒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牧师和典狱长的谈话，以及对被监禁人的经历了解，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谓罪犯，归纳为五种人。第一种是完全无罪的，是法庭错判的受害者。据神父估计，大约占百分之七。第二种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做了什么事而被判刑的。这种人，据聂赫留朵夫估计，大概超过全体罪犯的半数。第三种人受惩罚是由于他们做了自认为极其平常甚至良好的事，但他们的行为，按照那些和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制定法律的人看来，就是犯罪。属于这一种的有贩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还有盗窃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属于这一种。第四种人成为罪犯，只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社会上的一般人，这些人包括教派信徒，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也包括为反抗政府而被判刑的各种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工人。这种人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据聂赫留朵夫估计，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最后，第五种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要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重得多。社会把他们抛弃，他们经常受到压迫和**，以致头脑愚钝，就像那个偷旧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内外看到的几百名罪犯那样。他们不断受到生活的压力，以致做出那些所谓犯罪的行为来。据聂赫留朵夫观察，有好多盗贼和凶手就属于这一种。
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与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这就是聂赫留朵夫所关心的第四类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上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所有与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的著作，用心阅读，但越读越感到失望。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上万个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那些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
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他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像同龄人那样默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曾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很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则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也不理解她。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头脑灵活的官场老手，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他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还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并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聂赫留朵夫也憎恨姐夫，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且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感到按捺不住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后，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去找弟弟。
娜塔丽雅走进聂赫留朵夫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也发觉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又对眼前的景象摇了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对弟弟的两件事很关心：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她心里一方面有点高兴，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另一方面又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则感到不寒而栗。相比之下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于是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一看见弟弟，她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自从母亲去世以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知心话要说，却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了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去你那里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寂寞、孤独。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默默不语。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都了解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娜塔丽雅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重新做人。”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没有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把自己应做的做好。”聂赫留朵夫说，同时瞧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懂。”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想着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像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他坐下后就为聂赫留朵夫要到西伯利亚去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事同聂赫留朵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思想不肯让步，言辞上起了强烈的冲突。
“孩子们都不错吧？”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结束争论，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像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使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与谈话，她就讲起卡敏斯基决斗的彼得堡新闻。
但是，对于这件事，她丈夫和弟弟的想法又发生了冲突，于是原来的分歧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都固执己见，谴责对方的想法。
这次争论，聂赫留朵夫得罪了姐姐和姐夫，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于是他很窘迫的同他们告别，回家去了。
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想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在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自己的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感到又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行为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找到自己的良知，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就要开始过新生活了，别了，过去。百感交集，但一个头绪也理不出。”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聂赫留朵夫把行李匆匆收拾好，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最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要早开两小时。
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左右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拐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在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群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大门隆隆地打开来。一大批穿白军服扛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被剃光头发，头上戴着像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苦役犯是先出来的，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苦役犯标志的方布。他们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拼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急着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大约十步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按顺序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拥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聂赫留朵夫在人群中寻找玛斯洛娃，可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对全体人犯进行了清点，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
大车都装满行李，行李上也做满了被允许坐车的人，押解官下令全体出发。
队伍很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让车夫跟上前面的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寻找玛斯洛娃。
天气更热了，一丝风也没有，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由于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聂赫留朵夫走到女犯旁边，在女犯的第二排认出了玛斯洛娃。她肩上扛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斯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到跟前，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檐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回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和队伍并排走去。
聂赫留朵夫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走了半里路，他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让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此刻已不像早晨那样不安了。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就问车夫哪里有卖水的。车夫说饭店有，就赶着马车把聂赫留朵夫送到饭店门口。
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着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他很想在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给姐姐写信。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接下去写些什么呢？千头万绪，犹豫不决，最终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账，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扫院子的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久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而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恐怕他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笨拙地解开犯人脖子上的带子，并且呵斥群众把风挡住了。店员说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聂赫留朵夫说把他的头枕高些，给他点水喝。水拿来了，可是犯人咽不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让警察把男犯送回警察分局。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们，马车他们可以用，钱他来付。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
马车载着犯人，驶进警察分局院子，在一个门口停下。
马车一停下来，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他们从胳肢窝下抱住没有生气的犯人身体，抬起他的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送到楼上。
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们上去，他们把死人抬到一个不大的肮脏房间里，里面放着四张床。两张**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扎着绷带在脖子上；另一个害着痨病。另外两张床空着，他们就把那犯人放在其中一张**。
警官和一个医士跟着抬死人的警察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人跟前，摸了摸犯人雀斑累累的蜡黄的手，那只手虽然还软，但已现出死灰色。
“完了。”医士摇摇头说，“送太平间。”
几个警察抬着死人穿过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警官拦住了他。
聂赫留朵夫又坐上马车向火车站走去。
马车走了不到一百步，聂赫留朵夫看见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由持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明显已经咽气了。聂赫留朵夫拍拍他的车夫的肩膀，跳下马车，跟着那辆大车走去。
警官也站在这里，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旁边。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运来的。”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是第二个了。”警官说。
这个死人也像刚才那个一样，由几个警察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仍旧往他们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医士说。
医士透过眼镜瞧瞧他。
“您是说，他们怎么会中暑死掉吗？您看，整整一个冬天蹲在牢里，没有活动，不见天日，突然给带到今天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不中暑才怪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流放？”
“那您去问他们好了。不过，请问您是谁？”
“我是局外人。”
“噢！……对不起，我可没闲时间。”医士说，又恼火地把裤腿往下拉拉，向病人床铺走去。
聂赫留朵夫下楼走到院子里，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向火车站跑去。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
聂赫留朵夫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快点谈。
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经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斯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斯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斯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栏。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我们要到下城才能再见面了。”
“您难道也去吗？”玛斯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高兴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斯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斯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临产的女人留下来，不然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着，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
聂赫留朵夫要搭乘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本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他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就立即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说有位太太在找他。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各种事情。
头脑刚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原来是柯察金一家，当然公爵小姐也在。几乎同时他也看到了姐姐娜塔丽雅。
她同公爵小姐互吻，然后转身对弟弟说终于找到他了。聂赫留朵夫站着和公爵小姐及她的家人打招呼，就同姐姐交谈起来。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来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女管家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我们四处找你。”
“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如何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她的情意感动了他。她的意思是，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的，他们之间的任何不愉快在她都是痛苦的。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一定尽力去做。”
“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分手了？”
“分手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可是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地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对待姐姐这样冷淡，使他立刻感到羞愧。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句心里话，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我想这只是她一时冲动。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我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和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得出她听了这话觉得很高兴。
聂赫留朵夫刚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出现在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跟阿格拉斐娜并排在车厢旁边站着，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如何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冲出来，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一直在思考上午的事，对政府官员都进行了批判。他沉思着，都没有注意到天气变了。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大雨。湿润的空气被雨云送来，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雨点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聂赫留朵夫望着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不禁快乐起来。
大雨下了没多久就停下来了。太阳又出来了，大地万物闪闪发亮，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
“我刚才在想什么呢？”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聂赫留朵夫又陷入了沉思。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呢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洋洋自得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这名乘客是个花匠，正打算到外地去工作。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老人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把长袍前摆掖起，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怎样在城里招待了她，现在她要回乡下去了。
“你得经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挣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望着小姑娘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
“看来是个聪明人，”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着嘴，仰起头，咕咚咕咚喝着酒；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紧紧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女人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喝了几口。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在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得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比较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在啰唆什么呀？”她补充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向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塔拉斯也对聂赫留朵夫讲了他同费多霞的故事，故事很曲折，聂赫留朵夫很感兴趣。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聂赫留朵夫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走到站台上，一眼就看见柯察金一家正在下火车。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就站住，等队伍浩浩****地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他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这时候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大声赶他们出去。
“你们闯到哪儿去，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迎着他们走来，嚷道。
工人们像度过重大危险似的，感到如释重负，停住脚步，分头找位子坐下，卸下背上的袋子，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
塔拉斯旁边和对面有三个空位子，三个工人就坐在这些空位子上，可是聂赫留朵夫一走到他们跟前，他那副老爷的装束便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站起来想走，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坐着不要动，自己在靠近过道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聂赫留朵夫不像一般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吆五喝六，把他们赶走，反而给他们让座，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甚至担心到头来会不会出现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不过，他们看到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这才放下心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起初畏畏缩缩，拼命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后来他同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甚至在他想让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的话时，还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讲到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泥炭田的工作。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干了两个半月活，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的。他讲到，他们干活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从日出干到日落，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当家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找点乐子。
“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罪过。”他露出歉疚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显然在发疟疾，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那孩子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给些钱，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
“我出过多少次门，这样的老爷还没有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让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各不相同的。”他最后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筋骨强壮而又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心里想。同时觉得他周围这些人，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他们有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他好像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