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作家的生活迅速上流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冰岛三十多万人，丹麦四百多万人，瑞典九百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廷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养门客”；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再加一点波西米亚的那种。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前不久有一个“超女”事件。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是与“超女”毫无关系。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信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信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这样，“超女”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的名义。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商业炒作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入，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这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伯尔尼公约》诞生的一八八六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世界版权条约》达成于一九五二年，体现了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发育文化市场的趋势。到了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产生于一九九六年，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严密体系和一统天下。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推动创新，应该说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至少不会比宗教、宫廷、贵族来供养文艺家更糟糕。我本人也在这个市场里赚了稿费，似乎不该对它说太多的坏话。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场并不能代表全民，不能代表大面积的人民——这我们巳经说过了；第二，市场更不一定能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完全有可能破坏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滥，进而抑制优秀文学的产生。放在以前，写本下流小说只赚点小钱，赚不了大钱。受道德舆论的压力，作者还得隐姓埋名。但现在有了市场利益的诱导，八卦新闻正在淹没正当的新闻，垃圾小说正在淹没优秀的小说，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些翻译家，他们说到中国某一本三流小说，说它不过是垃圾，但是他们还是要翻译它。为什么？因为它畅销，因为它带来暴利，因为出版商和发行商都青睐它。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结果，这本书在全世界暴得一千万大利，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让更多写作人跟进，由此产生的利益联盟把更多的作家、批评家、研究家、翻译家、记者、文化机构等网罗进来，形成声势浩大的垃圾霸权。劣质文学的生产速度，常常超过优质文学的生产速度。
当然，在市场导向之外，还有政治控制下的很多资源，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及其他福利等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可以把一些作家圈养得乖头乖脑。所以作家圈里曾有一种行话，说作家分四种：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红道的。同学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吗？“红道”，就是专吃官家饭的，围着领导转，下笔就专冲着政府奖项去。“黄道”，就是专吃市场利润的，是怎么卖钱就怎么干的那种。“黑道”，是专吃西方政治饭，比方说恨不得每个作品都被中国政府查禁，一查一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涨。最后一条“白道”，指的是保持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有大体上洁白无瑕的境界。这四条道，当然是非常简化的概括，也不一定说准了。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很多文学现象都牵连到社会利益，都隐含着各种利益资源的分配。
中产阶级并不可怕。并不是说，作家们一进入中产阶级，文学就不可能优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除了一部分口头民间文学，文学的主流从来都有广义的中产阶级烙印，从来都属于那些可以写闲书和读闲书的人士。《红与黑》中那种个人奋斗秘史，《简·爱》中那种灰姑娘碰上好贵族的想像，不都有中产阶级的人生轨迹？根据有些专家的说法，广义的中产阶级还包括农业社会的中产阶级。中国戏曲中最多才子佳人，正表现了这个阶级及其知识精英的最大梦想。一是进京赶考做个官，二是讨一个漂亮老婆。差不多只有这两个兴奋点。毛泽东对才子佳人戏很瞧不起，因为从社会属性来分析的话，它们确实是不代表农夫、工匠、士兵的现实利益和思想情感，虽然很多农夫、工匠、士兵也可能爱看这些戏，并没有阶级意识的自觉。在这里，我无意完全抹杀这些作品，也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我想说的是，当中产阶级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倒可能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一个感觉和思想非常开放的阶层，一个文化创造力较为强旺的阶层。比如李白刚到长安的时候，在翰林院有个小官差，但笔下的宫廷诗和应景诗没有多少生气。他真正写出好诗的时候，是他比较倒霉的时候，从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于是个人情怀的表达，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表现，使他的诗歌喷发出来一种奇异景观。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也不光是玩所谓现代主义，玩什么magic realism，其经验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义加新自由主义下的悲苦历史，包括来自充满焦虑和伤痛的拉美中产阶级。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由此有了大关怀、大感觉、大手段。
这就是说，对中产阶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需要注意中产阶级的沉浮之分，看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地位是稳固还是脆弱呢？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是更接近于权贵还是更接近于底层呢？一般来说，文化与精神差不多是人类的救灾用品，放在平时倒用处不大。中产阶级身陷危机，或者身涉危机，便可能获取较丰富的经验资源，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幅度和强度。眼下，很多作家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化——他们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社会里迟早是要这样化掉的吧？问题在于：他们的感觉幅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种自恋——成天照着镜子。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女性作者来稿，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在这里，我不是说**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那点事。
感觉的“幅度”之外还有一个“强度”问题。现在很多作者的感觉不可谓少，但常常是滑溜溜、轻飘飘的，一锥子扎不出血。比如说要表现底层和人民吧，他表是表现了，但给人一种假惺惺的感觉，勉强为文的感觉，缺少细腻、丰富、真切以及强烈。我对这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写作，哪怕它冠以左翼写作或革命写作的光辉名号，也不敢恭维。
再往下说，中产阶级还有精粗之分。这取决于他们修养的深度和精度，取决于他们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寡。有时候一个民族受苦受难，经验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也不一定出现什么好文学，，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民族文化资源太贫乏。可以担忧的是，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激进的市场意识形态再次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读书无用论”一次次流行，对作家们也有极大影响。王朔说过，我最自豪的是在我们摄制组里最高学历者是小学毕业生——大意是这样。这样开开玩笑是可以的，但我不相信王朔不读书，不相信他从不学习和钻研，不相信随便在大街上找几个民工就拍得出伟大的影视作品，所以对他的贫嘴忽悠只能姑妄听之。我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如果做广义的理解，行万里路，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资源。读万卷书，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一个作家群体也好，一个作家个人也好，要使文学优秀起来，离不开老祖宗说的这两个前提。
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人类最新的一个乌托邦，即所谓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的神话并没有把大家都带入天堂。相反，深重的灾难和危机正在扩大，正在加剧，正在逼近。屏幕上接下来的这些图片可以让同学们重温一二。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种灾难和危机，同时表现在受害者们的反抗缺乏建设性方案，缺乏价值重建和体制创新的能力，就像封建皇权时代的很多农民起义。这在历史上常常构成漫长的时期。他们可能今天在愤怒地反对战争，但他们昨天或明天可能正是战争的热烈支持者。他们在街头诅咒资本主义，但一旦游行示威结束，他们可能就返回资本主义体制内的互相倾轧和争相腐败。对这种缺乏精神曙光的造反，我这里也不多说了。
我想，如果人性仍然让我们屡感陌生，文学就应该在这里苏醒。但我得坦白地向同学们说，我也是一个梦游者，有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今天提出这些线索，只是与同学们来做一个交流，向在座的各位请教。也许有人会说:你今天的题目是《梦游与苏醒》，怎么没听见你谈“苏醒”？对不起。我只能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昏睡状态有所觉悟，那也许就是苏醒的开始吧。
谢谢大家。
答与会者问（选录）
问：我提一个问题。韩老师刚才讲了文学的整个功能和作用，视野很开阔，有自己独立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而且非常严肃。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有正直感的作家非常少。我的问题是，作为大学生，我们应用什么思想武装自己？大学生应读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怎样才能走一条正确的路，走好自己的路？答：这个问题有点大，我好像能力不够，回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生观啊，世界观啊，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我觉得你们首先要珍惜在大学这段时间，同学们之间、师生之间，可以多切磋多讨论，找到一些方法，使读书尽可能地更有效果。另外一方面，希望你们尽可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从口舌之学走向心身之学。从书本到书本的思想一定是没有活力的，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从亲历性实践感受中产生的，是从生命中分泌出来的。一般是这样。这样回答也许不能让你满意，对不起。
问：韩老师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你《山居心情》。这不能说是小说，有点像日记一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些文章里你贯穿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思，这也是你持续多年的一个思考。你选择乡村居住是你反思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方式，我想问的就是这种方式啊，选择在乡村居住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人所享？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事件而不只是你个人的一种事件？谢谢！
答：其实我对现代文明一直热情赞扬，包括这次几个作家来讲演，我是惟一釆用多媒体技术的，可见我对好的现代技术一点也不排斥，而且非常愿意学习它，使用它，享受它。我只是说，现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对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这样一种态度也许比较可靠。至于这种态度怎样才能成为更多的人的态度，对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有时候我很悲观地说：危机才能带来觉醒。没有社会灾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和宣传，虽说也是有效的工作，但效果很有限。一种思想实现社会化和大众化，常常得依托灾难的出现。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残酷？但事实上就这么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乱跑，说乱跑就会摔跤。你说一百遍，他都可能没有反应，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关于摔跤的真理。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真摔跤了，才会回头，才会长见识和明道理。沙尘暴不刮到中南海的时候，我们用一千个喇叭呼吁环境保护，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所以说灾难是最好的老师。这真是让我们很无奈。我们只能希望，灾难到来的时候，牺牲品少一些。我会经常告诉我的亲朋好友：牺牲品会有的，但愿你不是，但愿你能躲过一劫。
问：韩老师你好，我还是接着刚才这位师兄的话题。我想问一下，你在乡下生活的这段经历当中你感觉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你觉得这种收获对你的文学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答：我在乡下的第一个好处，是突然觉得时间多了。因为我以前居住的海口，是一个旅游城市，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很多时间浪费在应酬啊接待方面。第二个好处是我对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以前在文联和作协工作，接触的都是教授啊、评论家啊、作家啊、出版家啊，大家同性繁殖。我读的几本书他们也读过，我想聊的话题他们也能聊，这种交流的效益很差。相反，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三，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就是尊敬我。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对方就可能高兴。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问：韩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本来刚才我还想继续问乡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讲得太多了，我认为你自己是在逃避什么东西，但现在我不问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写《马桥词典》这本书就是要说明人类经验的差异，但现在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马桥词典》中你是不是要表达人类经验的一种普遍性，好，谢谢！
答：其实，每一本书虽说是独特的角度，甚至只写非常小的人和事，但所包含的经验都有普遍性，是一种接近人类精神的全息载体。我以前特别不同意《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说法。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或者其他蒙昧特点，美国就没有？英国就没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
问：韩老师你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文革”为何结束》，然后你也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我有一个问题:当昆德拉写东欧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作家也在新时期写所谓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也在讲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这一段历史。那你翻译昆德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描写的东欧共产主义经验与中国人“文革”的经验，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反差？“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巳成为了我们想像“文革”的一种主要方式。你能不能谈一下你是怎么看的？
答：我在一九八几年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很欣赏昆德拉的批判勇气和很多想法。当然我个人也是有变化的，比如今天我会不大满意他的某些想法，认为那些想法过于简单。从今天来看，“伤痕式”的写作有揭示性也有遮蔽性，有一些不够全面——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吧——就是“不够全面”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免得大家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沉闷。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叶蔚林，写过《没有航标的河流》，得过全国的奖。他说他们“文革”中下乡的时候，农民经常骗下放干部的钱，借了就不还。好些基层干部也来揩油。他是用这些事实来诉“文革”之苦。但他忽略了一个情况：他之所以能被别人骗钱，恰恰是因为他当时还拿着高工资。所以我赞成全面地、深入地揭示“文革”灾难，但也反对刻意把“文革”妖魔化。我对“伤痕文学”的不满，并不是说所有“伤痕文学”都是假的，只是说很多作品在强调一种真实的时候，往往在掩盖另一种真实，从而被某种冷战意识形态所利用。是这样一个问题。
问：韩老师你好。很荣幸和韩老师还是校友。韩老师刚才讲到很多观念我都很赞同，但韩老师说在危机的时代更容易产生更好的文学，事情真是这样吗？比如古希腊时代的白历克利斯时代恰恰就是古代雅典最繁荣稳定的时期。还有文艺复兴是在当时意大利几个繁荣稳定的城市产生杰出的艺术。包括我们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我们也知道，恰恰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多好作品，所以我对韩老师的观点还有一点疑问。请韩老师解答一下。
答：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因为”什么“所以”就什么，比如说“因为”有社会危机，“所以”就会有好的文学。这种一因一果的描述肯定是不对的。危机不构成文学繁荣的充分条件。你说的古希腊，我暂时没法讨论，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它。至于说到文艺复兴，当时“上帝死了”，其实是一个令欧洲人很痛苦的时代，至少是一个心理和文化的危机时代。当时地中海地区一些都市很繁荣，但据我粗浅的了解，那种繁荣也是与野蛮和残暴紧密相关。很多内乱和外乱。曾经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艰难时世》，是狄更斯写的。还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悲惨世界》，是雨果写的。他们描写那些资本主义上升的繁荣时代，为什么都用这样的书名？为什么要大声感叹“艰难”和“悲惨”？回头说我们中国，晚清是个危机时代，这一点大概不会引起多少异议。但假如我们远距离地看看，晚清也是欣欣向荣啊，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多红火，中国的舰队吨位当时还超过了日本。所以说，第一：我们不要把“危机”与“文学繁荣”做一个固定的链接。第二：不要把发展当做惟一指标，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一定意味着危机消解。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最初发表于2006年《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