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言老师决定很快就陪同章丽萍飞到贵阳来，与哈玉、余思燕一起寻找章校长。在电话里，章丽萍说出了界牌岭这个山寨的地名，却说不出它究竟属于哪个省、哪个县？“可能就在广西与贵州搭界的地方！离铁路不远，走二十里山路，寨子不小，一百多户，有石头寨门，石头房子，唔，有位贺举人，大管家贺老七，中等个儿，唔，还有个贺家祠堂，砖瓦房，扶轮中学就设在祠堂里！祠堂旁边有个小池塘，山泉水，清凉得很，有半亩莲藕，一条很小的采莲船，还有鸭子，红蜻蜓……”五十七岁的章丽萍女士，已经“返老还童”，完全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之中了……她详尽地描述着凤凰山和界牌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花了一百多元长途电话费，换来了两行热泪。
有了界牌岭这个地名，余思燕和哈玉立刻觉得章校长近在眼前了！她俩向贵阳文艺界和教育界的同行求援，只用一天时间，便查到了这个小山寨。又赶紧租汽车，等章丽萍和周立言一下飞机就去……其实，自从中美通邮之后，章丽萍曾经多次往界牌岭写信，只因为这个两省搭界的小山寨变化频繁，三四十年之内，有时候属广西，有时候又属贵州管辖；县界也作过调整，一会儿属这个汉族县，一会儿又属那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特别是它自身的名字，改动的次数更多，土改的时候叫乡；初级社的时候叫村；高级社的时候叫社；人民公化的时候又叫大队。这些乡、村、社、队前面还冠以革命化的字眼：得田，抗美，幸福，曙光……到了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它干脆被叫做“东方红公社红卫三连”了。这么多变迁，远在北美洲的章丽萍如何知道？她写给“界牌岭贺家祠堂”和“树人小学”的信件谁去投递？……幸亏这个“红卫大队”去年已改名为界牌乡，所以在贵阳同志们的帮助下，很快就查询到了。
与此同时，北京的教育和外事部门也出面大力协助，通过有关系统，迅速寻找“美国友人”的友人，办事效率极高……当章丽萍和周立言走下飞机的时候，发自青岛、济南、广州、上海、重庆等地的加急电报如雪片飞来，立即送到了萍萍手中。亲人们这些简短的、发自肺腑的话语，无一例外，都是对老校长的衷心祝福和问候。他们真诚相信，象章树人这样高尚的一代师表，当然健在人间！
由于各方面都予以关心和支持，章丽萍、周立言、哈玉、余思燕一行，简直变成了一个众人瞩目的访问团，乘汽车直接向界牌岭出发了！
电话先到界牌岭。关于老校长的传说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凤凰山上数十个大小村寨，方圆百里，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好比本乡本土出现了一位闻名中外的圣贤。于是，又有许多自称“受业”的当地人，包括汉、壮、苗、侗、水、布依族，带着许多令人伤心的礼品，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界牌岭的贺家祠堂——如今的乡办中学来了。他们自发地筹备着一个亲切的仪式……
在驶往界牌岭的面包型旅行车里，章丽萍女士流着眼泪追述往事。女作家余思燕悄悄打开袖珍录音机，一盘又一盘磁带交替使用着，要把这声泪俱下的“第一手材料”搜集全。她现在可说是一心二用了，既关心章校长的下落，又随时笔记自己的灵感——随着萍萍的哭诉，她文思泉涌，浮想联翩，必须把这些稍纵即逝的灵感抓住，那《大撤退》的第二部也就有了灵气儿了！
“我真傻呀，”章丽萍说，“爸爸亲手交给我两封英文信，说一封面交给祖父，另一封是写给他女儿的。后来，乘飞机到了青岛，詹姆斯叔叔才告诉我，说‘密斯特章只有一个女儿，就是你章丽萍小姐’！原来这封英文信是写给我的。爸爸在信里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叫我听爸爸的话，跟着詹姆斯叔叔到英国去读书。不久，内战爆发，南北交通阻绝，音信不通，我便跟着詹姆斯所在的那个新闻社撤离了青岛，也没去英国，而是到了美国……没想到呵，竟然是一别四十年！”
哈玉当年与萍萍最要好。现在也把她们在打狗河谷里徒步逃难的情形诉说了一遍。这些事，余思燕是知道的，而且已经写进《大撤退》第一部里去了，所以没用心听，而是继续在笔记本上勾勾画画，构思新书。
旅行车要走四个多小时才到。大家的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立刻赶到界牌岭，又害怕到达之后跌入现实中的痛苦深渊。在车上是个互诉衷肠的好时机，可是，简单交谈难以满足思念之情，稍为谈得详细一点呢，别说四个小时，就是四十小时也诉不尽四十年的离情呵！
“……走到独山的时候，我们十个人还在一起。为了搭乘去贵阳的木炭汽车，只好分散了，周老师领四个学生，王老师领四个学生。到了贵阳之后，这五个人的小组又进一步分散了……”哈玉说着，“后来，日寇投降，难民复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奔他乡……每个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坎坷经历吧。就拿我来说，抗战胜利之后当了两年纺织女工，才考上公费大学的。我还是要感谢扶轮中学，尤其感谢章校长，使我们在逃难途中也没有荒废学业，否则怎么有今天！”
余思燕说：“萍萍回国，万里寻父，首先给我这本书带来了生机！现在又收到了老同学们从各地发来的电报，这就算联系上啦。所以我又产生了个新想法——用半年时间转一大圈儿，找他们去！把每一个学生孤儿的经历都写出来，从中一定能认识教育的真谛。这也是对老校长的一种……安慰！”
她本想说“是对老校长的一种纪念”，突然觉得“纪念”二字不祥，话到嘴边，临时改成“安慰”。但她这一停顿、修辞，反而引起了别人的不安，谁也不说话了。
旅行车开到了凤凰山的半腰，路变得又陡又窄，只好停住。“大约还有五公里！”章丽萍已经认路了，一边说着，急忙下车。
路边一声唿哨，树丛中跑过来十几个手执“长棍”的青壮男子，吓人一跳！定睛再看，原来是五副“滑竿”赶过来接迎贵客。
“是界牌乡的滑竿吗？”从贵阳陪同贵客前来访问的外事干部问道。
“是喽！接客人的！”
“县里打电话，说是五位，对不对喽？”
“坐滑竿吧，你们辛苦了，多老远来的！”
青年轿伕已将“长棍”支架成滑竿，客客气气地招呼着，热情得很。
其中一名打头的，数了数，正好是五位客人，笑着说，“对头咧，是五位客人喽，章校长清早接的电话嘛，还有错！”
这句话，好比电闪雷击，灼热了亲人们的心，一时哽噎，只顾流泪，谁也没说出话来。
滑竿抬起来之后，周立言才呜咽着嚷出声来：“那位……那位小兄弟！你刚才说什么？是章校长接电话……？！”
“是喽，县里来的电话，章校长接的……”
“好好！我的天哪……你再大声说一遍！是章校长吗？”
“那还有错！我在旁边看到的，听到的！”
“谢谢你呀……谢天谢地……”周立言已经泪流满脸了。
三位女士现在还说不出话来，只能听，只会哭。
陪同的外事干部也受到了感动，此种骨肉重逢的场面他见过多次了。现在主动代替外宾问了一句：“是界牌岭中学的章校长吗？”
轿伕行走如飞，又是爬山，喘着气，不肯多谈，“是喽！是他老人家……”
一听到“老人家”这三个字，周立言和哈玉彻底放心了。章丽萍也忍住了呜咽，追问一句：“他老人家身体好吗？”
“好！啥子病也莫得！”
余思燕再追补一句：“章校长他老人家，是高高的个子吧？”
“是喽是喽，高高的，瘦瘦的，蛮精神的！”
章丽萍的心怦怦猛跳，撞击着胸腔，自己都能感觉到这种碰撞。此时，她想的只有一件事了：我是中国人！就要按照中国的老规矩，给爸爸磕响头！
滑竿一直抬进了界牌岭的石头寨门，抬到了贺家祠堂的门口。章丽萍两眼发直，顾不得任何礼节寒暄，管不得迎接的人和同行的人，她三脚并作两步，跌跌撞撞地扑进了贺家祠堂，看见的却是满堂白花！冰清玉洁的花环，撼人肺腑的挽联！她心如刀绞，唤一声“爸爸呀——！”便双膝跪倒，失却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