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陷入平静的苏州城，突然爆发了瘟疫，这给刚有点起色的各大商铺，又带了灾祸。很多商铺都关了张，街上一片混乱。绣坊也是大门紧闭，里面病倒了许多人，让很多订单都不能如期交货。
瘟疫的传播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捉摸。
陈兰芳也很着急，瘟疫的到来，让她的舞厅直接关了门，而且有很多的舞娘感染上了瘟疫。
可是苏州自古以来，就是瘟疫的多发地，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有着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良自然条件，光热充足、气候温湿、河网如织，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有利。同时也为致病微生物的滋生、传播提供了便利。再就是人口的增加、城镇的发展也是瘟疫爆发的土壤。在东晋后，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运河的开通，把苏州连接成了一个河网湖泊的水系整体，推动了城镇经济的兴旺与人口的骤增。生活在水乡泽国，多数人随意将垃圾、粪便等倾入河水中，造成河水污染，导致卫生环境恶化。这样一来，水网又成为瘟疫传播的渠道。
还有战争、饥荒等影响。比如，据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记载，苏浙皖地区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战场，自咸丰十年起，由于战事频仍，环境污染，粮食短缺，大部分苏州民众体质下降，致瘟疫爆发，并在同治元年达到顶峰。随着战争的结束，到同治三年，疫情才渐趋平息。这场瘟疫，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遇难。
沈雪馨也非常着急，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外面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哭声。悦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微风阵阵，沈雪馨说：“我这是过的什么日子，怎么什么事情都被我遇到了。”
悦儿说：“话不能这么说，人活在世上，就得经历各种磨难。”
沈雪馨哀叹道：“这年头，当个普通老百姓都很难。”
悦儿说：“这人啊，只要活着就是希望，你看我当年被财爷劫走，幸亏遇到了贵人，不然我也就死了。放心吧，咱们苏州历年来，都会遇到大灾大难，这不是都过去了。”
沈雪馨坐回到亭子里说：“有时候真的想躲在一片竹林里，盖个小屋，就这么清净的过一辈子。不争不抢，不吵不闹。”
悦儿说：“等瘟疫结束后，就可以啊！”
沈雪馨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做不完，我心不安。”
悦儿说：“咱们苏州多次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除了依靠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的转变外，苏州百姓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防范体系，包括医学救治、应对机制、慈善救助、民众自我防范等，你就放心吧。”
沈雪馨赞叹道：“你心还挺大！”
悦儿说：“你别忘了，我是练武的，当年跟着我爹走南闯北，早就见多了。”
玉春坊心神不定，其他绣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张庆早就不理绣坊的生意，他给自己备了一份养老的钱，整天喂喂鸟，养养鱼，生活可是非常滋润。
张铭辉有些坐不住，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刚联系了几个客商，准备重振闺阁坊，就遇到了瘟疫。
张庆看到儿子这么着急的样子，心里反而有些高兴，这说明儿子的心在家里的生意上了。
张铭辉刚要出门，被张庆给劝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街上都是感染了瘟疫的难民，你出去就会被感染，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张铭辉抱怨道：“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张庆坐会摇椅上，眯着双眼说：“宋朝的时候，瘟疫频繁且严重，史书称‘死者十有五六’‘户灭村绝’‘流尸无算’。不过，抗疫机制也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张庆非常明白，如今的情况下，能沉住气的才是最后的赢家。他知道宋朝的时候，很多人都死于瘟疫，那个时候，活着才是人生大幸。与前朝相比，宋朝更加注重医疗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如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等。其中，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医疗设备先进，医生数量多，级别高，实力强，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疗百姓。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翰林医官院就成为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为了让百姓买得起药、用得起药，宋朝还对城市居民实行医药救助政策，在各地大力发展官办药局，如南宋临安府就有五所官办药局。当疫情发生时，这些药局会免费为民众提供医药。
除此之外，官方的另一项举措便是——隔离病患，而要说隔离制度，也并非苏州首创。据载，早在秦代就已经有隔离传染病人的措施了。但苏州人对这个制度有很好的传承。
史载南朝元嘉四年，建康发生瘟疫，苏州政府出资购买棺椁收殓无人安葬者，以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宋代的苏州还普遍实施漏泽园制度，掩埋无主尸体，从而大大降低了瘟疫蔓延的可能性。
每逢瘟疫流行，各地官员均广施医药，以期尽快消灭疫情。但官方力量再强大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有一定的局限和缺漏。因此，战疫之时也需民间的力量来灵活处理疫情的发展、遏止瘟疫的流行。
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也注重教化。在瘟疫面前，除了官府之外，民间力量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意愿去聘请医者诊疗病患。
最为后人所熟知的是苏轼的“安乐坊”。那是北宋元祐四年，杭州城爆发瘟疫。由于政府财政匮乏，又没有助民治病的专门经费，情急之下，太守苏轼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引发众商、乡绅赞助，创办了“安乐坊”，成为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成为苏轼的众多政绩之一，至今仍在杭州流传。
同时，苏州文化教育的繁荣也使得江南地区名医辈出，对瘟疫的研究、诊治，乃至重视程度往往处于国内甚至世界领先水平。明末吴县人吴又可在细致探究了瘟疫的形成及传播机制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瘟疫论》。该著揭开了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新篇章，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如今，吴又可观点的正确性也已被现代医学及微生物学所证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吴又可这位名医，行医一开始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本职工作是担任里长这一职。据资料记载，崇祯十七年前后，吴有可曾任吴县二十六都一图的里长。当时明朝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长主要负责掌管户口、赋役等事务。吴又可在担任里长的时候，曾组织一些有名望的乡绅和商人，为一名席姓寡妇修建庙宇。由此可以看出，吴又可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长者。而根据现有的《温疫论》的序分析，吴又可主要是因为疫病流行而开始走上行医之路的。
由于历史资料记载有限，关于吴又可师从何人、学习过什么，读过哪些医学著作等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苏州在明清时期出现过很多名医，如明代外科医学家王维德就是洞庭西山人，清朝的叶天士、薛雪都是吴县人，这些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在吴县一带医学水平发展较好。
当年，吴又可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瘟疫是由一种“疠气”引起的。这种“疠气”和风、寒、暑、湿都不同，它不是虚幻的物质，而是从患者口鼻里传出后，再通过空气传入其他人体内。人在呼吸间，不经意吸入疠气，转化为疫邪，盘结在体内的膜原之中。而伤寒之邪，则是通过肌肤传入，就像浮云飘着，没有根基，下药即除。但是疫邪藏在膜原，就根深蒂固了。
吴又可所在的时代，科学没那么发达。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瘟疫和普通疾病不一样：疠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疠气的浓度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疠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由疠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搞清了病源后，吴又可还注意到，健康的人和患者接触之后，要若干天后才会显现出这种疫病的症状。所以他认为从感染到发病是有一段间隔的，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潜伏期”。吴又可提出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得以落实：把患病者隔离，进行集中诊治；把病死者进行焚烧，防止疠气聚集；在军营里提倡带“面纱”，就是用一种面巾盖住口鼻；远离人群，防止日常接触传染；保持空气流通……
连吴又可自己都感叹，自己医术有悖于常理，吴又可最终成功了。他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一些患病的人在药物治疗下逐渐好转。
而这一些，张庆内心非常熟知，因为他的妻子就是死于瘟疫。那时候，张铭辉根本没有任何记性。但张庆熟读了各种关于瘟疫的医学书籍，但后来他忽然明白，读这些书又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一部人类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同瘟疫抗争的历史。
在瘟疫面前，那穿着白西装红旗坡来来往往的男女，那花园洋房里小资情调的动人生活，甚至，还有十里洋场上各种灯红酒绿的繁华喧嚣。就是在这些“风情”画卷下，瘟疫把一切五颜六色的生活变成了灰白色。
街上，有些穷苦的人们开始打劫那些死尸。许多奄奄一息的穷苦百姓都被丢弃在街边上。在江边，一群狗跑来争相啃食尸体。有些大户人家没办法，看到门口的死尸，就地烧毁人的尸体。在郊外，狗和乌鸦在田野里啃食着几百个奄奄一息的人。
有些人，火烧了整条街道，并且认为有必要把整座城市都烧毁。百姓们把死尸掩藏在房屋里，以免被带到隔离区，去了那里就差不多被判死刑了。每天早上，街道上都会堆满前夜扔到那里的尸体。瘟疫来势凶猛，令人望而生畏。人们记录了好几个类似这样的病例：本来看起来面色很好的人，当医生来巡视时，还没等医生走到他的跟前，他便突然踉踉跄跄、倒地身亡。
瘟疫刚开始爆发，一大群惊慌的百姓便准备从逃亡北方，但是封闭的城门，让他们束手无策。
苏州在瘟疫蔓延之下，死一般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