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之后，我又和果麦的几位年轻朋友合作，编撰了这部新的《楚辞》解注。从编撰的宗旨来说，主要是为了提供一部具有学术基础，可靠、易读、令人喜爱的读本，希望并非专业出身的读者，能够亲切地走近这部古老的文学经典。解注的内容，广泛利用了历代名家的成果，不讲求标新立异，但具体工作过程仍然是审慎而仔细的：有时前人成说不能使我们信服，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很自然。譬如《天问》一篇的文脉，本书的解析与各家纷异之说都不同。我相信，这个本子读起来，应该比其他注本清晰明白。
为了便于理解，把我和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楚辞的一章略加删改，作为这篇后记的主要内容。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战国时期，楚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交流。同时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楚国的国家制度不够成熟，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等，都被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却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南方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使谋生较为容易，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以克服艰难的自然环境、维持生存，所以楚国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中原文化中，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
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以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楚辞》则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中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后来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纂成集，命名为《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存歌辞较早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等。体式上，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作品除《九歌》外都是长篇巨制，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也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而是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楚辞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楚辞又被楚地盛行的巫教所渗透，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至战国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楚辞》作品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之感。
除楚文化本身的因素，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就有《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痕迹。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屈原的生平与作品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用欺骗手法破坏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却相继战败。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楚国全面陷入外交与战争的困境。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三年后死于秦。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顷襄王七年，竟然与秦联婚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等又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预示着楚国陷入危机。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的某日。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在外交方针和内政上展现了剧烈冲突，同时也阻碍了那些贪鄙贵族们的利益，这使他陷入困境。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悲剧的重要原因。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也同实际的政治环境难以协调。历史上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的悲剧，同时也造就了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除《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外，其余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现代研究者多倾向于《招魂》仍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和《九章》
《离骚》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面临个人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主要通过幻想方式展开。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第一句开始，诗人多方面描述自我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他们苟且偷安，危害国家前途。并认为诗人阻挡了他们的道路，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恶的一方。掌握最高权力、能够决定上述双方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王，却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忠诚，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诗人，最终却受“党人”蒙骗，导致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衰危。
而诗人曾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纷纷转向，自己被完全孤立。这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用各种象征手段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
诗人理智上坚定而明确，但在感情上却迷惘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先是假设一位“女媭”对他劝诚，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但紧接着，通过向古帝重华（舜）陈辞、表述治国之道，否定了女媭的批评。这是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天帝的守门人拒绝为他通报，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帮助自己的知音，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离开楚国。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这是第三层感情波折。 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为自己的理想殉葬，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之外，他别无选择。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因此，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其内容都与屈原的身世有关，所涉及的事实是生活中具体的片断，以纪实为主。
其中《橘颂》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为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窜逐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都郢被秦攻陷以后，屈原在流亡队伍中，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他思前瞻后，百感交集，以极沉痛的心情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
《怀沙》一般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在做出最终选择以后，诗人再次申述自己志不可改，以更为愤慨的语言指斥楚国政治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诗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自杀警醒世人。
《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经历，是研究屈原生平活动的重要材料。这些诗篇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的内容相结合，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激烈冲突的内心状态。
《九歌》《招魂》《天问》
《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
《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所祭神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
2）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河伯、山鬼。
3）人鬼：国殇。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的，人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则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九歌》中多数诗篇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和怀疑。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等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而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
《招魂》是一篇奇幻之作，“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此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创作了这部作品。全篇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竭力渲染四方以及天上、地下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它用夸饰手法，将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并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它的铺陈手法，不但影响了汉赋，也影响了后来的韩愈诸多诗人文学家。
《天问》是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及与其有关的神话传说，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这里有很多问题当时已经有了现存答案，但诗人并不满足，而是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答案。像尧舜，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但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都需要且必然会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而屈原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生命的全部热情为他的创作打上了个性鲜明的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的政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借用楚地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诗篇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因其引发的感动。他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生命和意志，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在诗歌形式上，屈原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一般说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极少是单独出现在世间的。我们不应把创造楚辞的功绩，完全归于屈原一人。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结尾处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我们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在屈原之后，都曾担任某种官职，都在文学方面学习屈原，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
宋玉的生平，其他晚出的书籍也有记载。作品见载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选》等。《文选》中《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存而不论。可具体评述的，只有《九辩》一篇。
《九辩》之名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实际应该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
《九辩》的主旨，王逸说是宋玉为悲悼其师屈原而作。谓屈原是宋玉之师，并无根据，其说与作品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他很可能是楚国的一名“小臣”，因《九辩》的哀愁，主要是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他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但绝不是说《九辩》只是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论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还在屈原作品之上。首先，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将其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讲究散文化。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
《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
汉代的楚辞作品
楚辞本来又可以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就直接称“屈原赋”“宋玉赋”。“辞”和“赋”原来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至汉代，从战国楚辞派生出两个不同的分支，人们开始用“辞”和“赋”来作为区分。一类多用“赋”命名，其特点是抒情性降低，多用华丽的文辞铺排描写各种景观，逐渐向散文方向演变，其典型作品就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另一类仍然沿袭“骚体”的风格，文辞华丽而注重抒情。西汉刘向编纂《楚辞》一书，战国作家之外，收入一部分汉代作家的作品，都属于骚体传统，凡以“赋”命名的都不收。像贾谊，收了他的《惜誓》，却没有收他的《吊屈原赋》。这表明，刘向在编《楚辞》时，有意识地把“辞”和“赋”区分开来了。当然，由于“辞”和“赋”出自同一源头，而且本来是不分的，有些赋也可以很接近骚体风格。
刘向《楚辞》所收汉代作品，包括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以及刘向本人的《九叹》；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又收入了自己的《九思》。
以上汉代楚辞，除《招隐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代屈原立言的方式来展开。虽然具体说来各有差异，但大多包含以下的内容：抒写忠直之士不能受到君主的信赖与器重，内心的失望、愁苦与悲愤；指斥政治昏暗、黑白颠倒；希望弃脱污秽的尘世，遨游于仙境。
这看起来像是模仿屈原，其实也不尽然。汉代是专制政治逐渐强化的时代，所谓“士不遇”，即文人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尊重，理想和现实不相容，成为尖锐的感受。因此，屈原的心声在汉代激起文士强烈的共鸣，而那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其实就是这种共鸣的声音。
所以上述作品中，又包含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在整体上用代言形式写成的诗篇中，又常夹杂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这甚至形成一种定式。如从王褒的组诗《九叹》开始，到刘向的《九怀》、王逸的《九思》，都是在第五首改用第三人称，打破了全篇的代言模式。这样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它把读者的思绪从历史拉回现实，暗示屈原的不平，也正是作者内心的不平。过去文学史对汉代楚辞不太重视，这一特点几乎完全不被注意。其实，这和屈原作品在汉代流行是密切相关的。
《楚辞》和《诗经》一样，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源头。同时，两者又分别是先秦时代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代表。和《诗经》的温雅、平和、朴素不同，楚辞是华丽、奇幻而富于**的。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重辞藻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楚辞》。它值得我们珍爱。
骆玉明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