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华大使夫妇的到来，暂时填平了我身上张开着的每一个孤独的毛孔。我原本以为，人来疯只有小孩才有。母亲说我小时候就有点人来疯。有客人来，我会变得很兴奋。照这样说，儿子小松小时候也一样，这大概是遗传。我一直认为人长大后，人来疯会不治而愈。现在终于明白，这不是治愈不治愈的问题，人从根本上都怕孤单，都喜欢热闹，小时候如此，长大也不会有多大改变。
居华大使夫妇的到来也让我感觉有了依靠，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也悄然消失。平日里，使馆只有我一个人，我工作使馆工作，我休息使馆休息，我走到哪儿，使馆就走到哪儿。理论上，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我可以找大使，找国内请示。但只是理论上的。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依靠自己。生活上的事还好说，工作上的事，就显得身单力薄。外交这个东西，再小的事，都涉及国家利益，处理起来就得格外小心，就像艺术家对待自己的艺术作品。所以就有外交是门艺术一说。既然同艺术沾了边，就不能随意，就得拿出艺术家的范儿，需要慎之又慎，一笔一划都得有讲究，不得马虎。我手上的这幅作品就是我们同吉多的关系。居华一来，这个作品就交还给他，由他来主笔，我可以只当他的下手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跑前跑后为居华大使夫妇张罗，安排一场接着一场的活动。我陪他们见总统达鲁、副总统穆尼，差不多见了所有的部长。我给他们当司机，当秘书，忙得三头六臂似的，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当礼宾官小跑腿的感觉。我发现，这种忙竟然是最省心的，只需要坐在那儿听，不用琢磨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些都是居华大使的事，我要做的，就是把会见安排好，把礼品准备好，把会见的纪要写好。
就像我事先预料的，居华大使同达鲁总统的会见亲切友好。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相谈甚欢。达鲁主动提到第三方来人的事。从红鱼岛回来后，我找过塞克莱，同他谈了第三方来人的事。看来塞克莱向达鲁作了汇报。达鲁着重重申吉多一贯支持我们的国家统一。这让我十分感激。达鲁还提到海洋观察站的事，说他已经指示狄维普部长给予全力支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达鲁还不忘在居华大使面前提到我，夸我能干，是个好外交官，还说我做得一手好菜。我给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看来，那次宴请给达鲁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会见实在令人愉快。会见结束时，我客串摄影师，给达鲁总统和居华大使夫妇拍了合影。
“等印出来，别忘了也给我一张，”达鲁笑着说。
“一定，”我说。
“对了，大使阁下，我今天就要出国，您明天晚上的招待会，我参加不了了，很抱歉，”达鲁把居华大使送出门的时候说。达鲁总统出国是去参加一个地区组织会议，原本打算前一天就走，因为居华大使要来，特意推迟了一天。
从总统府出来，居华心情很好，不无感慨地说，“达鲁总统一如既往对我们友好，每次见面，他都让我感动。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他都同我们站在一起，真是难得。”
“是，”我说。
“他信任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不骗他，”居华说。
“可惜，这次大选，他不参加了，”我说。
“他不当总统，确实对我们损失很大，”居华说。
同见达鲁相比，见穆尼可谓一波三折。见完达鲁，我们直接去见穆尼。穆尼副总统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楼里，离总统府不远，一踩油门就到了。结果穆尼不在办公室。秘书说他临时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们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人来。我同秘书商量改到第二天。第二天我们再来，还是扑了空。
“Heisdifficult，”居华很少这样说别人。
“是，是不好弄，”我生气地说。
“说好了见，又不见。看来就像你说的，他对我们有二心，”居华说。
“他在第三方问题上一直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我说。
“那就不见了，他不见，我们也不好强求，”居华挥了挥手说。
“好，”我说。我嘴上答应，心里想，居华这么说可不像他的性格。居华看上去是个斯文的学者样，内里却有很倔强的一面。
果然，只不过一会儿工夫，居华就反悔了，“我看还是再争取一下，看看我走之前能不能见他一面。见总比不见好。见个面至少还可以做做工作。”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我说。
“想办法挤一挤，”居华说。
我想了想说，“硬要挤，只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晚上的招待会，看他能不能来。要是能来，可以安排您和他单独聊一会儿。还有一个就是明天早上，您离开吉多前去见他一面。”
“最好是今天晚上，明天太匆忙，”居华说。
“是，”我说，“我再试试。”
我抽空给穆尼办公室打电话。穆尼秘书答应去问，然后给我回电话。等陪同居华大使夫妇活动回来，我问留在使馆的小张有没有接到过电话。小张说没有。我再给穆尼办公室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
我很郁闷。我把情况告诉居华大使。居华大使听了，也很郁闷。
招待会是以居华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这是一个嫁接的招待会。我原本打算办一次图片展，介绍我们国家的文化，再放一个风光纪录片。居华大使夫妇来访和图片展时间正好撞到一起，我同居华大使一商量，决定把这场活动改成一场招待会，图片展和放电影保持不变。
前期准备只有我一个人。小张来了之后，我就把准备招待会的事交给他。小张把带来的红灯笼挂在使馆门口。灯笼一挂，使馆一下有了喜庆的气氛。
晚上，居华大使和夫人林伊站在灯笼下面迎接客人，小张在里面安排酒水和食物。布莱恩带着几个人在也在前后忙着。我今天成了“自由人”，可以一会儿站在居华大使夫妇身边，陪他们迎接客人，一会儿又跑回屋内，看看小张那儿的情况。这同到任招待会时我一个人左支右绌的窘迫样子形成鲜明对照。
“大使，您把小张给我留下吧？”我笑着对居华说，“我好有个伴，也有个帮手。”
“小张不能给你，”居华说到一半，意识到我是在开玩笑，笑起来，改口说，“要给，也可以，一个换一个。”
我知道居华大使说的一个换一个，就是用吕淑琴换小张，便嘿嘿一笑，不再吱声。
说笑归说笑，我的心里并不轻松。有时，说笑只是为了掩饰心中的不安，一如此时的我。我一直惦记着副总统穆尼的事。在知道达鲁总统不能出席招待会后，我瞒着居华大使给塞克莱打过电话，希望总统指定一位代表，作为主宾出席招待会。我甚至向塞克莱暗示，希望副总统穆尼能来。因此，我还心存希望，希望能有奇迹出现。
部长一个接一个到，伦杰代办、史密斯代办也到了，副总统穆尼迟迟没有出现。我更加着急起来。
“穆尼副总统肯定不会来了，”居华大使把我拉到一边说，“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开始吧。”
“再等一会儿？”我不死心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驴脸德皮出现了。这让我很惊讶。德皮居然没有陪同达鲁一起出国。正常情况，总统出国，外交部的常秘是一定要陪同的。
“欢迎常秘先生，”我说。我把德皮介绍给居华大使夫妇。
“欢迎大使阁下访问吉多，”德皮同居华大使夫妇边握手边说，“我很高兴通知阁下夫妇，副总统阁下一会儿就将莅临你们的招待会。”
我以为我听错了。
“那我们将万分荣幸，”我听见居华说。
果然，没过两分种，摩托车的警笛声传来，由远而近。穆尼副总统在两个保镖陪同下，第一次出现在我们使馆。后来我才知道，穆尼是在达鲁干预下才勉强同意出席招待会的。达鲁还专门把德皮留下来陪同穆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