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加驴肉火烧，有稀有干，没有酒精捣乱，吃得胃很舒服，孙乃夫抚摸着肚皮回家睡了一个美美的午觉。起来洗脸时孙乃夫看到自己有点乱糟糟的花白头发想起了自己刚退二线跟金剑北说时，对方说： “退下来了要把自己拾掇得利利索索的，别显出一副落魄的样子，让人瞧不起。闷得慌了来我这转转，给你个事做。”便决定到文化街上陈刹头佬的美发厅理个发，煱煱油。还没到跟前，就听到一向欢声笑语的“陈记理发馆”里传来一阵阵吵架声，不觉大为奇怪。
因为这位姓陈的剃头佬不是一个简单人物，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原来在一个工厂理发，后来通过本村的一个叔伯哥调到了市委理发室。机遇是市委行政处处长的老婆按照那个年代的政策农转非后，从家里带来的孩子多，在一次采购市委领导小伙房吃的肉食顺便给自家孩子蹭油时，发现河海边上的陈村烧鸡很好吃，列人了定点采购，因此认识了剃头佬的本家二哥。二哥在村里是支书，两人喝过几次酒后成了朋友。行政处长花了很少的钱从村里买了一件块宅基地，盖了三间房，一次喝酒时无意间说起了市委缺一个理发的，二哥便推荐了自己的这位兄弟。多大的官也得理发，陈剃头佬往市委传达室旁边一个宽敞的房间里一站，推子一拿，明亮的刮脸刀一晃，便认识了市委机关的许多头头脑脑。不管在哪里，物以稀为贵，机关干部多，后勤人员少，尤其是直接为领导服务的勤杂人员就更少，这些人大部分就有些道行了。全机关就一个剃头佬，负责人们头上那几根毛，那毛又有多种形状，人还要讲礼仪，头发很重要。陈剃头佬生活在城边，见识不少，嘴甜，手艺也不错，给大领导理发时特卖力气，除了把他们的发型弄得更加有官员的威仪外，还给他们掏掏耳朵，掐几下肩胛颈椎，敲敲背，搞得他们很舒服，他也趁机提出个事让领导打个电话，或者是让领导的秘书给办一下。其实，那些事在领导的眼里都是小事，但在老百姓身上有的可是天大的事。比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某人买个自行车、缝纫机，某人的亲戚各地方调动，甚至买瓶好酒，几斤白糖，几袋日本产的化肥都要票证的。衙门里的人手里这方面的资源丰富得很，所以刹头佬在乡亲们和原来的工友面前就显得大有本事了，成了他们村里和原来的工厂里面的大能人，很是红火了几年。在处于社会底层众人的颂扬和吹捧下，他还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每次借市委传达室的电话往外打，开口就说： “我是市委老陈。”唬得下面一愣一愣的。那时，河海的电话装机容量小，一个局也就一两部电话，多数领导都要到值班室接电话，所以值班人员听到“市委”两个字都诚惶诚恐。那时正好有个市委领导也姓陈，搞得下面接电话的人弄不清楚来电话的是市委的陈领导还是陈剃头佬，有些事就稀里糊涂办了。这些，都成了他退休后在闹市区开理发馆闲暇时向人们吹牛的资本了。
在小地方生活的人都有个习惯，办事找熟人。各县市和市直各局的头头基本都是市委出来的，都让老陈理了一辈子发，退居二线或者是退休后还是来找他，有的没事也来这坐会儿，这里又成了在野的时政议论中心。陈剃头佬年岁也大了，带了几个徒弟，来了老熟人就亲自动动手，其他的让徒弟干，自己也抽空到附近散散心。这会儿他又来到了旁边当街开杂货店的下岗职工李大素的摊前搭讪，模样黑黑的李大素看着几个本地把自己脸弄得挺白女人招摇而过的样子说： “花那么多钱，白得也就是那张脸，身上兴许还不如别人呢。”陈剃头佬看着她还算丰满的胸脯说： “对，可能还不如你呢，我给她们盘头时看见过，脖子以下都是黄不溜秋的。”李大素抢白他说： “你也是老不正经的货，看人家脖子底下干什么？”两人正在斗嘴，他女徒弟跑来说：“师傅，快回去吧，有人抢咱们的买卖。”他说：“是谁吃了豹子胆了，敢来我市委老陈这撒野？”赶紧走了。
来“陈记理发馆”抢买卖的也是市委的，还是熟人，此公姓左，全名是左超，部队出身，出生在河海下属的柳林县一个小镇的刹头铺里，也算带艺从军，当兵后分到了沈阳军区陆军部队，驻防在齐齐哈尔，从战士到排长凭着家传的理发手艺把军营和军营附近的脑袋修理了无数次，年年是学雷锋的标兵，官至正营职生活管理员，也就是一个大食堂的司务长，后来转业到家乡，通过孙乃夫的关系到市委统战部当了办公室主任。也许是在部队管伙房时油盐酱醋都要登记造册，事必躬亲习惯了，左超工作很认真也很令人厌烦，每天晚上都要把明天要办的事写成备忘录，早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布置，一件事至少要说三四遍，中间忙忙碌碌地去检查，晚上还要总结评比，要求办公室里大部分时间要有人来听他指示、汇报工作、受他批评和教育三部曲，中间检査工作时要有人时刻听他指挥，虽然整天忙得晕头转向，但他自己觉得乐在其中，机关人都喊他“左婆婆”。连他在师范学院教政治学的妻子都讽刺他，说你那个破统战部一共才不到20个人，办公室也就三五个兵，值当吗？他严肃地说当领导关键是用干部，指挥人做事，没有了指挥权这个领导人还有什么意思。后来他提拔为副县级调研员，部长让他腾出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也好多安排一个科级干部，他一想到离开具体岗位坐在办公室里寂寞的样子，没有人来向他请示汇报，不能给别人安排活干那个别扭劲，坚决不同意，一直兼任到了退居二线，遭到了单位不少人的唾骂。
左超离职后回到家，妻子上课去了，孩子在北京读书，自己躺在空****的沙发上对着天花板琢磨了半天，把三室一厅的屋子转了一个遍，把平时当作客房里的小床搬走，把卧室里的书柜搬过来，到家具店买来写字台、皮转椅，外带一把普通椅子，靠窗摆好，又把客厅的电话挪了过来，忙了一身臭汗，往转椅上一坐，又有了在办公室的感觉，只是对面的普通椅子上少了汇报人，总觉得是一种遗憾。他想了一会儿，铺开工作日志稿纸，拿起笔来写了起来。
女教授下班回来，看到家里的变化，理解地无声地笑了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说左主任有什么吩咐啊？不管是真是假，左超总算找到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清了一下嗓子，拿起手中的纸片，把明天家里上至到谁家串门，给哪个亲戚打电话，下至家里的油盐酱醋柴的琐事说了一遍，并明确两人的分工，规定了明天的碰头时间、检查落实情况，女教授都一一答应了。就这样过了几天，但夫妻关系毕竟不是机关里的上下级，到了第五天女人就烦了，第六天买来了一副跳棋，不同的是上面写上了各国政党的名字，棋盘是一幅世界地图，对他说： “你也别指挥我了，你给它们分派任务吧，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哪个政党该做些什么。”看着丈夫茫然的神情又说，“我说老左啊，人都有老的时候，也有退的时候，得适应啊，你也别坐在你设计的办公室里了，没事出去转转吧，找那些老同志侃侃大山也行啊，我真怕你闷出病来啊。”于是，左超也成了到街上闲逛一族。但是，到哪里去呢，向来不愿走路的他首选当然是机关退下来的老同志常去的“陈记理发馆”，坐了几天后，还真让他看出了名堂，心里蠢蠢欲动起来。
陈剃头佬毕竟是市委出来的，对政治颇感兴趣，看到许多下野的干部在自己的店里坐着很有荣誉感，也给自己聚了人气，但靠墙的沙发椅子都让这帮人占了，为了让来理发的顾客有座位，就在中间安了一排塑料联排椅子，编上了号，按号叫人排队，理发的时候还不断地询问顾客最近用了什么洗发水，讲各种品牌的特性以及注意事项，颇有领导训话和布置工作的气派。这一下启发了左超，唤起了他的旧手艺和早在脑子里积淀的知识，似乎是一种离开位子再找位置的觉醒。左超回家置办了一套行头，还特意买了几个小马扎，编上了号码，让人有次序地坐等，在 “陈记理发馆”门前的小广场安营扎寨，旁边的电线杆上还挂了一个小旗，上面写着“弘扬雷锋精神，义务理发”几个字。小城的人贪图便宜，来的人还真不少。他兴奋起来，一边指挥着大家按号入座，一边手里忙乎着，嘴里也不停闲，不断地给人讲着什么样的人应该留什么发型，还问来人的职业，利用自己在市委机关工作，政策知道得比较多的优势，给人指点迷津。这会儿，来理发的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小老板，左超一边修理着他的脑袋，一边给对方讲党对个体户的宽松政策，还说我们河海是熟人社会、农民城市，和北京不一样，北京开饭馆宰生客，宰一个算一个，我们这里无论干什么，都是要的回头客，做好回头客的生意要注意几条等，开饭馆的小老板一般都嘴甜，白享受着理发，自然一一答应，还不住夸他几句，说对左主任的指示一定要好好落实，下次来理发时汇报。左超的满足感立即在各个细胞里游走，浑身通泰。
陈剃头佬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一看是左超，毕竟是一个机关出来的，自己怎么说也是一个勤杂工，对方好赖也是当过县级干部的人，不能一开始就像对待乡下或者是附近城边的人一样恶语相骂或挥以老拳。他于是先旁敲侧击地讽刺说： “我说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呢，以为来了耍猴的呢，原来是左大主任在这练摊啊，跟我们老百姓抢饭碗啊。你缺钱花吗？”
左超说： “我不要钱，是学雷锋做好事，老陈，这不算抢你的生意。”
陈剃头佬说： “那你也不能在我的铺子前干啊，不算抢是什么？”说着就要把摊子踢到一边去，旁边几个刚理完发和等着理发的人不干了，纷纷说人家占的是马路边，也不属你管啊，再说左主任干的都是不锔油的粗活，你那理发馆做一个女活要好几十块，赚得还少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和陈刹头佬斗起嘴来。剃头佬一看众怒难犯，回到店里想了个嘎法，把洗头水一盆一盆地从台阶上往下倒，一会儿就流到了马路上，逐渐把左超的地盘浸湿了一大片，大家纷纷躲避。开始左超手里忙乎着没注意，感到脚底下一凉，回头一看还在台阶上倒水的陈剃头佬，火气就上来了，用军人的敏捷两步就蹿上了台阶，一把夺过了他的脸盆，就要往外扔。眼看着两个半大老头要动手打起来，众人有的劝架，有的起哄，正在这时，孙乃夫到了，首先劝住了他俩，说不要冲动，冲动是魔鬼，随即训斥道： “你们两个也算是市委机关的职工，怎么能当街打架呢，一点素质都没有。”他毕竟曾是市委的大管家，资历、职务都比两个人高了一大截。两人立刻自我缴械，各自诉说自己的理由。孙乃夫也立刻有了领导的感觉，心里美滋滋的。他坐在陈剌头佬特意给他搬来的一张椅子上，点燃一支烟，略加思考后说： “首先，大家要认识到社会的大趋势是和谐，差异是现实，共生是美德。其次，老左也不是完全学雷锋做好事，我看主要是为了排遣心中的寂寞，但客观上起到了拉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总不能在书店门前摆书摊，在武术馆门口打把式卖艺，这不符合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最后，老陈你到底比老左大了几岁，不能为老不尊，先动手，还用上不得台面的阴招损人。这样吧，我看你这里人手不是太多，活不少，老左的手艺也不错，让他在你这里义务帮工，因为你老左还没正式退休，按规定是不能从事第二职业赚钱的，主要管人们的排队秩序，忙的时候也搭把手，上班时间不固定。”两人连连称是，旁边等待理发的人和来闲坐的市委、市政府的大部分是退到二线和退了休的大小干部也纷纷称赞，说到底是老秘书长，就是有水平，几句话就化干戈为玉帛。孙乃夫心里那个高兴啊，把二线后几个月来的郁闷全部排遣出来了，拿出在位时人们送的软中华给大家散了一圈，随后议论起别的事来。
原劳动局长“孙猴子”说： “你别说，像老左这样的人要是多了，这个社会还真会好起来，现在的人啊，都坏了良心了啊。早晨我去车站站前街买菜，听到两个卖菜的农村大嫂说话，一个说，你的韭菜这么鲜亮，一个虫子也没有，准是拌了不少呋喃丹吧。另一个说，那当然，要不怎么卖上好价钱啊，我自家吃的一点儿药也不上，也不卖，就是烂了也不拿到这里来，省得他们说咱的产品不好，挑三拣四的还给降价。唉，咱们朴实的农民兄弟也变质了啊c ”
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市委原讲师团的赵主任说： “这就是典型的道德沦丧、思想滑坡！如果社会的人都去追求钱了，一切都用钱去衡量了，这就是乱世的征兆啊。天下大乱以人人谋取不义之财开始，天下大治以国家合理平均分配财富为凭啊，这是千古不变的辩证法。不能眼看着贫富不均、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了。”
报社也是退到了二线的副总编沈墨说： “现在咱们说这个也没用了，在位时还能写篇文章在报纸上呼吁一下。”不甘心的他接着又说： “跟老百姓比，好赖现在我们有退休工资，维持温饱没问题，可要说钱，谁不缺啊，不过，我们用什么去挣钱呢？ 一是钱不好挣，二是都快60 了，挣了钱也没什么用，吃不动，跑不动，别的也快做不动了。”
“谁说挣钱没用？ ”从洗头的里屋里传来一个女声，也是刚退了职务的原水利局副局长马霞顶着一头刚刚煱过油的大麻花黑发走了出来说， “谁说钱没有用？钱不好挣，前两天我碰见咱们的革命老大姐‘雄伟的井冈山’了，她还在为钱发愁呢，你说她革命了一辈子，还不如一个年轻的暴发户呢。我在乡镇企业局工作时，扶持了多少大小老板啊，又是免税，又是贷款减息，而今他们都开着奥迪、宝马，养小三了，而我们呢，连坐个车都困难了，你说跟谁说理去。”
“孙猴子”打趣道：“我说怎么闻着里面有不同的味道呢，原来是你啊。你说，你那腰身都快赶上大水桶了，还染这么一头黑发，真是老黄瓜刷绿漆，装顶花带刺啊。”
马霞说： “你这个花果山上下来的家伙，哪里知道人间的事啊。不理你。”说着坐在理发椅上等着老陈给她吹风，一边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说： “各位前任领导，现在可有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听说大军寨要搞国外的化妆品基地了，说种一种什么草。那里的地多是出了名的，咱们这些老家伙都是从庄稼地里出来的，包几亩地，抡抡镐头铁锨还是没问题的吧。”
沈墨问： “现在以讹传讹的太多了，消息确实吗？”
陈剃头诸插话说：“我也听说了，听说咱们河海最有钱的‘生铁锅’和 ‘大运摩托’都参加了，说他俩竞争得还很厉害呢。”
孙乃夫谨慎琢磨着，又是大军寨，那一男一女两个魔头都去参与了，恐怕就不是简单的化妆品基地问题了。
马霞提供的消息使讲师团的赵主任以及沈墨等人有点动心，说道：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孙主任你在那里有基础，和他们的支部书记也熟，咱们去包点儿地吧，名义上说是锻炼身体，面子上也过得去。”
见多识广的“孙猴子”说：“我看这事靠谱的可能性不大。”说着看了看表，站起来随走随说， “还是回家喂脑袋去吧。说起来还是金剑北那小子有见识，发了一笔财，回家去搞庄园了，听说他那个村兼并了好几个小村，能管一两万人了，农村支部书记又没有年龄限制，这个官能当到死啊。”众人听了一脸的艳羡。
听完“孙猴子”的话，孙乃夫心中有了一个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