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无可奈何,一气之下,上了九华山。

“五旬三过九华山,一度晴寒一度雨。”现存诗《弘治壬戌尝游九华值时阴雾竟无所睹至是正德庚辰复往游之……》记录了他两次上九华山的时间,第一次游九华山是在弘治十五年壬戌,第二次是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另有他的《赠周经偈》为证,此偈原刻在东崖禅寺的岩壁上,现在寺毁刻石尚存,偈文《全集》未载,不妨抄出:“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羼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筒里偷闲。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不难看出他玩禅宗那一套是多么娴熟,落款居然是山人。这第三次便是正德十六年辛巳。

他这次上九华山留诗很多,却几乎没有留下展现自己境界的篇章。他毕竟心不静。一些拐弯抹角的牢骚,既显得无聊又显得可怜。除了一再表示“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外,就是大喊“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唯《江上望九华不见》,情绪主线还像个心学家的样儿,因为他没望见九华山,与他此刻的生命情景吻合了。经一番“精神胜利”的鼓捣,有了“驾风骑气揽八极,视此琐屑成浮沤”的超越气派。美感从摆脱压抑中来。快感,有时就是美感。

“逢山未惬意,落日更移船。”尽管“世途浊隘不可居”,但,他还是得回来。九华山哪样都好,就是没有政治舞台,阳明生命中更强的指向是政治,他有隐逸气,但无隐逸心,他还得去安顿江西百姓呢。

此番上山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艺术呢?《年谱》说,他此举是为了向皇上和抢功的人证明他不是要造反的人,只是个学道之人。还说,皇帝派人暗中监视他,见他“每日宴坐草庵中”,才对他放了心。这种说法有点儿过于政治化的玄。他赌气上山,气平了就下来了,要有上述效果,也是意外的收获。

他在九华山上住过的地方成了“文物”,譬如化城寺是九华山的开山寺,其西在嘉靖初年由青原县令祝增按老师的意图建成了阳明书院,入清后改为阳明祠,祠前有“高山仰止”石牌坊。祠与牌坊均毁于“文革”,只存一阳明石刻像,高七十公分,宽三十五公分,像为便服方巾,端坐太师椅上。

他从山上下来,就到了九江。他要加强武备,以防再度变乱。他认定一条:国家不能乱,一乱百姓就遭殃。哪里乱哪里的百姓遭殃。他深知正德不足以治天下,但任何推翻现行政权的行动都是祸害一通百姓拉倒。他在九江检阅了军队。别看在皇帝和阁臣面前他有些窝囊,但在下僚和士兵面前,他神气着呢。这也是他公开说“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重游开先寺戏题》)的原因之一吧。

军歌过后是文化。他登上庐山,游东林寺。东林是我国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晋慧远在此建寺。阳明自比学佛却援儒的远公、嗜酒不入社的陶渊明,说自己的两栖性是“我亦爱山仍恋官”,在“同是乾坤避人者”(《庐山东林寺次韵》)这一点上,跟他们是异代相同的哥们儿。在远公讲经台,感叹“台上久无狮子吼”。他说九华是奇观,庐山更耐看,但“风尘已觉再来难”。一次性的生命,使任何活动都充满了一次性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