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朋友们所讨论的主题是要知道但丁在地狱中过多少日子：是从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晚呢，抑是星期四晚至星期日早晨？他们去请教米开朗琪罗，他比任何人更了解但丁的作品。
[240]米开朗琪罗并辨明暴君与世袭君王或与立宪诸侯之不同：“在此我不是指那些握有数百年权威的诸侯或是为民众的意志所拥戴的君王而言，他们的统治城邑，与民众的精神完全和洽……”
[241]据米开朗琪罗的秘密的诉白，那人是布西尼。
[242]孔迪维又言：“实在，他应该接受这好意的忠告，因为当梅迪契重入翡冷翠时，他被处死了。”
[243]他又致书米开朗琪罗，敦促他回去。
[244]数日前，他的俸给被执政官下令取消了。
[245]据米氏致皮翁博书中言，他亦被判处缴纳一千五百金币的罚金充公。
[246]米氏在致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书中述道：“当教皇克雷芒与西班牙军队联合围攻翡冷翠时，这般敌军被我安置在钟楼上的机器挡住了长久。一夜，我在墙的外部覆盖了羊毛袋；又一夜，我令人掘就陷坑，安埋火药，以炸死嘉斯蒂人；我把他们的断腿残臂一直轰到半空……瞧啊！这是绘画的用途！它用作战争的器械与工具的；它用来使轰炸与手铳得有适当的形式；它用来建造桥梁制作云梯；它尤其用来构成要塞、炮垒壕沟、陷坑与对抗的配置图……”（见弗朗西斯科·特·兰达著：《论罗马城中的绘画》第三编，一五四九年）
[247]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1485— 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编注）
[248]孔迪维记载——一五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教皇把米开朗琪罗的月俸恢复了。
[249]即在他一生最惨淡的几年中，米开朗琪罗的粗野的天性对于一向压制着他的基督教的悲观主义突起反抗，他制作大胆的异教色彩极浓厚的作品，如《鹅狎戏着的丽达》（一五二九——一五三〇年间），本是为费拉雷大公画的，后来米氏赠给了他的学生安东尼奥·米尼，他把它携到法国，据说是在一六四三年被诺瓦耶的叙布莱特嫌其放浪而毁掉的。稍后，米开朗琪罗又为人绘《爱神抚摩着的维纳斯》图稿。尚有二幅极猥亵的素描，大概亦是同时代的。
[250]诗集卷一百〇九第四十八首。米开朗琪罗在此假想着翡冷翠的流亡者中间的对白。
[251]一五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皮翁博致米氏书，这是罗马被掠后第一次写给他的信：“神知道我真是多少快乐，当经过了多少灾患、多少困苦和危险之后，强有力的主宰以他的恻隐之心，使我们仍得苟延残喘；我一想起这，不禁要说这是一件灵迹了……此刻，我的同胞，既然出入于水火之中，经受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且来感谢神吧，而这虎口余生至少也要竭力使它在宁静中度过了吧。只要幸运是那么可恶那么痛苦，我们便不应该依赖它。”那时他们的信札要受检查，故他嘱咐米开朗琪罗假造一个签名式。
[252]一五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皮翁博致米氏有言：“如你没有教皇为你作后盾，他们会如毒蛇一般跳起来噬你了。”
[253]屡次，克雷芒七世不得不在他的侄子，亚历山大·特·梅迪契前回护米开朗琪罗。皮翁博讲给米氏听，说“教皇和他侄儿的说话充满了激烈的愤怒、可怖的狂乱，语气是那么严厉，难于引述”。（一五三三年八月十六日）
[254]米开朗琪罗部分地雕了七座像（洛伦佐·特·乌尔比诺与朱利阿诺·特·内穆尔的两座坟墓、《圣母像》）。他预定的“江河四座像”没有开始；而“高贵的”洛伦佐与他的兄弟朱利阿诺的墓像，他放弃给别人做了。——一五六三年三月十七日，瓦萨里问米开朗琪罗，他当初想如何布置壁画。
[255]人们甚至不知道把已塑的像放在何处，而空的壁龛中又当放入何像。受科斯梅一世之命去完成这件米氏未完之作的瓦萨里与阿马纳蒂写信问他，可是他竟想不起来了。一五五七年八月米开朗琪罗写道：“记忆与思想已跑在我的前面，在另一世界中等我去了。”
[256]一五四六年三月二十日，米开朗琪罗享有罗马士绅阶级的名位。
[257]指一五二八年在大疫中死亡的博纳罗托。
[258]米开朗琪罗的侄孙于一六二三年第一次刊行米氏的诗集时，不敢把他致卡瓦列里的诗照原文刊入。他要令人相信这些诗是给一个女子的。即在近人的研究中，尚有人以为卡瓦列里是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假名。
[259]《旧约》记摩西于热烈的丛树中见到神的显灵。（译注）
[260]佩里尼尤其被拉莱廷攻击得厉害。弗莱曾发表他的若干封一五二二年时代的颇为温柔的信：“……当我读到你的信时，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啊！”他自称为“你的如儿子一般的……”——米开朗琪罗的一首抒写离别与遗忘之苦的诗似乎是致献给他的：“即在这里，我的爱使我的心与生命为之欢欣。这里，他的美眼应允助我，不久，目光却移到别处去了。这里，他和我关连着；这里他却和我分离了。这里，我无穷哀痛地哭，我看见他走了，不复顾我了。”
[261]米开朗琪罗认识卡瓦列里年余之后才恋爱波焦；一五 三三年十二月他写给他狂乱的信与诗，而这坏小子波焦却在复信中问他讨钱。至于布拉奇，他是卢伊吉·德尔·里乔的朋友，米开朗琪罗认识了卡瓦列里十余年后才认识他的。他是翡冷翠的一个流戍者的儿子，一五四四年时在罗马夭折了。米开朗琪罗为他写了四十八首悼诗，可说是米开朗琪罗诗集中最悲怆之作。
[262]卡瓦列里的第一封信，米开朗琪罗在当天（即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即答复他。这封信一共留下三份草稿。在其中一份草稿的补白中，米开朗琪罗写着“在此的确可以用为一个人献给另一个人的事物的名词；但为了礼制，这封信里可不能用”。——在此显然是“爱情”这名词了。
[263]瓦尔基把两首公开了，以后他又在《讲课二篇》中刊出。——米开朗琪罗并不把他的爱情保守秘密，他告诉巴尔特洛梅奥·安焦利尼、皮翁博。这样的友谊一些也不令人惊奇。当布拉奇逝世时，里乔向着所有的朋友发出他的爱与绝望的呼声：“哟！我的朋友多纳托！我们的布拉奇死了。全个罗马在哭他。米开朗琪罗为我计划他的纪念物。请你为我写一篇祭文，写一封安慰的信给我：我的悲苦使我失掉了理智。耐心啊！每小时内，整千的人死了。喔神！命运怎样地改换了它的面目啊！”（一五四四年正月致多纳托·贾诺蒂书）
[264]在一首十四行诗中，米开朗琪罗要把他的皮蒙在他的爱人身上；他要成为他的鞋子，把他的脚载着去踏雪。
[265]Juan de Valdes是西班牙王查理－昆特的亲信秘书的儿子，自一五三四年起住在那不勒斯，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许多有名的贵妇都聚集在他周围。他死于一五四一年，据说在那不勒斯，他的信徒共有三千数人之众。
[266]Bernardino Ochino，有名的宣道者，加波生教派的副司教，一五三九年成为瓦尔德斯的朋友，瓦氏受他的影响很大。虽然被人控告，他在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仍继续他的大胆的宣道，群众拥护他不使他受到教会的限制。一五四二年，他正要被人以路德派党徒治罪时，自翡冷翠逃往费拉雷，又转往日内瓦，在日内瓦他改入了新教。他是维多利亚·科隆娜的知友；在离去意大利时，他在一封亲密的信里把他的决心告诉了她。
[267]皮耶特罗·卡尔内塞基是克雷芒七世的秘书官，亦是瓦尔德斯的朋友与信徒，一五四六年，第一次被列入异教判罪人名单，一五六七年在罗马被焚死。他和维多利亚·科隆娜来往甚密。
[268]嘎斯帕雷·孔塔里尼是威尼斯的世家子，初任威尼斯、荷兰、英国、西班牙及教皇等的大使。一五三五年，教皇保罗三世任为大主教。一五四一年被派出席北欧国际会议。他和新教徒们不洽，一方面又被旧教徒猜疑。失望归来，一五四二年八月死于博洛尼亚。
[269]卡拉法是基耶蒂的主教，于一五二四年创造希阿廷教派；一五二八年，在威尼斯组织反宗教改革运动团体。他初时以大主教资格，继而在一五五五年起以教皇资格严厉执行新教徒的判罪事宜。
[270]一五六六年，卡尔内塞基在异教徒裁判法庭供述语。
[271]见《罗马城绘画录》第三卷。他们谈话的那天，教皇保罗三世的侄子奥克塔韦·法尔内塞娶亚历山大·特·梅迪契的寡妇为妻。那次有盛大的仪仗——十二驾古式车——在纳沃内广场上经过，全城的民众都去观光。米开朗琪罗和几个朋友躲在平和的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中。
[272]这幅画是米开朗琪罗以后所作的许多《哀悼基督》的第一幅像，也是感应这些作品的像：一五五〇——一五五五年间的翡冷翠的《基督下十字架》；一五六三年的《龙丹尼尼的哀悼基督》；一五五五——一五六〇年间的《帕莱斯特里纳的哀悼基督》。
[273]一五五一年三月七日，米开朗琪罗写给法图奇的信中有言：“十余年前，她送给我一本羊皮小册，其中包含着一百〇三首十四行诗，她在维泰尔贝寄给我的四十首还不在内。我把它们一起装订成册……我也保有她的许多信，为她自奥尔维耶托与维泰尔贝两地写给我的。”
[274]瓦萨里记载。——有一时，他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卢伊吉·德尔·里乔龃龉，因为他送了他礼物之故。米氏写信给他说：“你的极端的好意，比你偷盗我更使我难堪。朋友之中应该要平等，如果一个给得多些，一个给得少些，那么两人便要争执起来了。”
[275]米开朗琪罗对于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友谊并不是唯一的热情。这友谊还不能满足他的心灵。人家不大愿意说出这一点，恐怕要把米开朗琪罗理想化了。米开朗琪罗真是多么需要被理想化啊！——在一五三五与一五四六年间，正在米开朗琪罗与维多利亚友谊密切的时候，他爱了一个“美丽的与残忍的”女人——他称之为“我的敌对的太太”——他热烈地爱她，在她面前变得怯弱了，他几乎为了她牺牲他的永恒的幸福。他为这场爱情所苦，她玩弄他。她和别的男子卖弄风情，刺激他的嫉妒。他终于恨她了。他祈求命运把她变得丑陋而为了他颠倒，使他不爱她，以至她也为之痛苦。
[276]一五七三年六月间事。——韦罗内塞老老实实把《最后之审判》作为先例，辩护道：“我承认这是不好的；但我仍坚执我已经说过的话，为我，依照我的大师们给我的榜样是一件应尽的责任。”——“那么你的大师们做过什么？也许是同样的东西吧？”——“米开朗琪罗在罗马，教皇御用的教堂内，把吾主基督，他的母亲，圣约翰，圣彼得和天廷中的神明及一切人物都以**表现，看那圣母玛利亚，不是在任何宗教所没有令人感应到的姿势中么？……”
[277]这是一种报复的行为。拉莱廷曾屡次向他要索艺术品；甚至他觍颜为米开朗琪罗设计一张《最后之审判》的图稿。米开朗琪罗客客气气拒绝了这献计，而对于他索要礼物的请求装作不闻。因此，拉莱廷要显一些本领给米开朗琪罗看，让他知道瞧不起他的代价。
[278]信中并侵及无辜的盖拉尔多·佩里尼与托马索·卡瓦列里等（米氏好友，见前）。
[279]这封无耻的信，末了又加上一句含着恐吓的话，意思还是要挟他送他礼物。
[280]一五九六年，克雷芒八世要把《最后之审判》涂掉。
[281]一五五九年事。——达涅尔·特·沃尔泰雷把他的修改工作称作“穿裤子”。他是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朋友。另一个朋友，雕塑家阿马纳蒂，批斥这些**表现为猥亵。因此，在这件事情上，米氏的信徒们也没有拥护他。
[282]《最后之审判》的开幕礼于一五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意大利、法国、德国、佛兰德各处都有人来参加。
[283]这些壁画包括《圣保罗谈话》《圣彼得上十字架》等。米氏开始于一五四二年，在一五四四年与一五四六年上因两场病症中止了若干时，到一五四九——一五五〇年间才勉强完成。瓦萨里说：“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的绘画，而且费了极大的精力；因为绘画，尤其是壁画，对于老人是不相宜的。”
[284]最初是《摩西》与两座《奴隶》；但后来米开朗琪罗认为《奴隶》不再适合于这个减缩的建筑，故又塑了《行动生活》与《冥想生活》以代替。
[285]这是安东尼奥·达·桑迦罗，一五三七年至一五四六年他死时为止，一直是圣彼得的总建筑师。他一向是米开朗琪罗的敌人，因为米氏对他不留余地。为了教皇宫区内的城堡问题，他们两人曾处于极反对的地位，终于米氏把桑迦罗的计划取消了。后来在建造法尔内塞宫邸时，桑迦罗已造到二层楼，一五四九年米氏在补成时又把他原来的图样完全改过。
[286]切尔维尼主教即未来的教皇马尔塞鲁斯二世。
[287]一五五一年调查委员会末次会议中，米开朗琪罗转向着委员会主席尤利乌斯三世说：“圣父，你看，我挣得了什么！如果我所受的烦恼无裨我的灵魂，我便白费了我的时间与痛苦。”——爱他的教皇，举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道：“灵魂与肉体你都挣得了。不要害怕！”（据瓦萨里记载）
[288]教皇保罗三世死于一五四九年十一月十日；和他一样爱米开朗琪罗的尤利乌斯三世在位的时间是一五五〇年二月八日至一五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五五五年五月九日，切尔维尼大主教被选为教皇，名号为马尔赛鲁斯二世。他登极只有几天；一五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保罗四世承继了他的皇位。
[289]一五五五年五月十一日米氏致他的侄儿利奥那多书。一五六〇年，受着他的朋友们的批评，他要求“人们答应卸掉他十七年来以教皇之命而且义务地担任的重负”。——但他的辞职未被允准，教皇保罗四世下令重新授予他一切权宜。——那时他才决心答应卡瓦列里的要求，从穹窿的木型开始动工。至此为止，他一直把全部计划隐瞒着，不令任何人知道。
[290]米开朗琪罗逝世后翌日，南尼马上去请求科斯梅大公，要他任命他继任米氏的职位。
[291]一五五三年，他开始这件作品，他的一切作品中最动人的；因为它是最亲切的：人们感到他在其中只谈到他自己，他痛苦着，把自己整个地沉入痛苦之中。此外，似乎那个扶持基督的老人，脸容痛苦的老人，即是他自己的肖像。
[292]蒂贝廖·卡尔卡尼从安东尼奥那里转买了去，又请求米开朗琪罗把它加以修补。米开朗琪罗答应了，但他没有修好便死了。
[293]诗集卷八十一。（约于一五五〇年）他暮年时代的几首诗，似乎表现火焰并不如他自己所信般的完全熄灭，而他自称的“燃过的老木”有时仍有火焰显现。
[294]一五四九年，米开朗琪罗在病中第一个通知他的侄儿，说已把他写入遗嘱。——遗嘱大体是这样写的：“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遗留给西吉斯蒙多和你；要使我的弟弟西吉斯蒙多和你，我的侄儿，享有均等的权利，两个人中任何一个如不得另一个的同意，不得处分我的财产。”
[295]一五四六年二月六日书。他又附加道：“不错，去年，因为我屡次责备你，你寄了一小桶特雷比亚诺酒给我。啊！这已使你破费得够了！”
[296]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二年间书信。另外他又写道：“你不必追求金钱，只要好的德性与好的声名……你需要一个和你留在一起的妻子，为你可以支使的、不讨厌的、不是每天去出席宴会的女人；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她使她堕落。”（一五四九年二月一日书）
[297]可是他又说：“但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十分健康，那么还是克制自己，不要在世界上多造出其他的不幸者为妙。”
[298]我们应当把他的一生分作几个时期。在这长久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他孤独与荒漠的时期，但也有若干充满着友谊的时期。一五一五年左右，在罗马，有一群翡冷翠人，自由的、生气蓬勃的人：多梅尼科·博宁塞尼、利奥那多·塞拉约、乔凡尼·斯佩蒂亚雷、巴尔托洛梅奥·韦拉扎诺、乔凡尼·杰莱西、卡尼贾尼等。——这是他第一期的朋友。以后，在克雷芒七世治下，弗朗切斯科·贝尔尼与皮翁博一群有思想的人物。皮翁博是一个忠诚的但亦是危险的朋友，是他把一切关于米开朗琪罗的流言报告给他听，亦是他罗织成他对于拉斐尔派的仇恨。——更后，在维多利亚·科隆娜的时代，尤其是卢伊吉·德尔·里乔的一般人，他是翡冷翠的一个商人，在银钱的事情上时常作他的顾问，是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里，米氏遇见多纳托·贾诺蒂、音乐家阿尔卡德尔特与美丽的切基诺。他们都一样爱好吟咏，爱好音乐，爱尝异味（编注：异常的美味）。也是为了里乔因切基诺死后的悲伤，米氏写了四十八首悼诗；而里乔收到每一首悼诗时，寄给米氏许多鲇鱼、香菌、甜瓜、雉鸠…… ——在他死后（一五四六年），米开朗琪罗差不多没有朋友，只有信徒了：瓦萨里、孔迪维、达涅尔·特·沃尔泰雷、布隆齐诺、莱奥内·莱奥尼、贝韦努托·切利尼等。他感应他们一种热烈的求知欲；他表示对他们的动人的情感。
[299]在艺术界中，他的朋友当然是最少了。但他暮年却有不少信徒崇奉他，环绕着他。对于大半的艺术家他都没有好感。他和达·芬奇、佩鲁吉诺、弗朗奇亚、西尼奥雷利、拉斐尔、布拉曼特、桑迦罗们皆有深切的怨恨。一五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雅各布·桑索维诺写信给他说：“你从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好话。”但一五二四年时，米氏却为他尽了很大的力；他也为别人帮了不少忙；但他的天才太热烈了，他不能在他的理想之外，更爱别一个理想；而且他亦太真诚了，他不能对于他全然不爱的东西假装爱。但当一五四五年提香来罗马访问时，他却十分客气。——然而，虽然那时的艺术界非常令人艳羡，他宁愿和文人与实际行动者交往。
[300]他们两人唱和甚多，充满着友谊与戏谑的诗，贝尔尼极称颂米开朗琪罗，称之为“柏拉图第二”；他和别的诗人们说：“静着罢，你们这般和谐的工具！你们说的是文辞，唯有他是言之有物。”
[301]一五四六年，弗朗西斯一世写信给他；一五五九年，卡特琳纳·特·梅迪契写信给他。她信中说“和全世界的人一起知道他在这个世纪中比任何人都卓越”，所以要请他雕一个亨利二世骑在马上的像，或至少作一幅素描。
[302]一五五二年间事，米开朗琪罗置之不答：——使科斯梅大公大为不悦。
[303]瓦萨里描写米开朗琪罗的助手：“皮耶特罗·乌尔巴诺·特·皮斯托耶是聪明的，但从不肯用功。安东尼奥·米尼很努力，但不聪明。阿斯卡尼奥·德拉·里帕·特兰索尼也肯用功，但他从无成就。”
[304]米开朗琪罗对他最轻微的痛楚也要担心。有一次他看见他手指割破了，他监视他要他去作宗教的忏悔。
[305]一五二九年翡冷翠陷落之后，米开朗琪罗曾想和安东尼奥·米尼同往法国去。
[306]《鹅狎戏着的丽达》画是他在翡冷翠被围时替费拉雷大公作的，但他没有给他，因为费拉雷大公的大使对他失敬。
[307]他写信给乌尔比诺的寡妇，科尔内莉娅，充满着热情，答应她把小米开朗琪罗收受去由他教养，“要向他表示甚至比对他的侄儿更亲切的爱，把乌尔比诺要他学的一切都教授他”。（一五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科尔内莉娅于一五五九年再嫁了，米开朗琪罗永远不原谅她。
[308]如一切阴沉的心魂一般，米开朗琪罗有时颇有滑稽的情趣：他写过不少诙谐的诗，但他的滑稽总是严肃的、近于悲剧的。如对于他老年的速写等等。（见诗集卷八十一）
[309]一五五三年安焦利尼在他离家时写信给他道：“公鸡与母鸡很高兴；——但那些猫因为不看见你而非常忧愁，虽然它们并不缺少粮食。”
[310]一五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他写信给利奥那多说：“我要一个善良的清洁的女仆但很困难：她们全是脏的，不守妇道的，我的生活很穷困，但我雇用仆役的价钱出得很贵。”
[311]棺材上写着下面一首诗：“我告诉你们，告诉给世界以灵魂肉体与精神的你们：在这具黑暗的箱中你们可以抓握一切。”
[312]瓦萨里记载：“他吃得极少。年轻时，他只吃一些面包和酒，为要把全部时间都放在工作上。老年，自从他作《最后之审判》那时起，他习惯喝一些酒，但只是在晚上，在一天的工作完了的时候，而且极有节制地。虽然他富有，他如穷人一般过活。从没有（或极少）一个朋友和他同食：他亦不愿收受别人的礼物；因为这样他自以为永远受了赠与人的恩德要报答。他的俭约的生活使他变得极为警醒，需要极少的睡眠。”
[313]瓦萨里留意到他不用蜡而用羊油蕊作烛台，故送了他四十斤蜡。仆人拿去了，但米开朗琪罗不肯收纳。仆人说：“主人，我拿着手臂要断下来了，我不愿拿回去了。如果你不要，我将把它们一齐插在门前泥穴里尽行燃起。”于是米开朗琪罗说：“那么放在这里吧；因为我不愿你在我门前做那傻事。”（瓦萨里记载）
[314]一五五四年四月致瓦萨里书，上面写道“一五五四年四月我不知何日”。
[315]虽然他在乡间度过不少岁月，但他一向忽视自然。风景在他的作品中占有极少的地位；它只有若干简略的指示，如在西斯廷的壁画中。在这方面，米氏和同时代的人——拉斐尔、提香、佩鲁吉诺、弗朗奇亚、达·芬奇——完全异趣。他瞧不起佛兰芒艺人的风景画，那时正是非常时髦的。
[316]一五四八年，利奥那多想加入洛雷泰的朝山队伍，米开朗琪罗阻止他，劝他还是把这笔钱做了施舍的好。“因为，把钱送给教士们，上帝知道他们怎么使用！”（一五四八年四月七日）皮翁博在蒙托廖的圣彼得寺中要画一个僧侣，米开朗琪罗认为这个僧侣要把一切都弄坏了：“僧侣已经失掉了那么广大的世界；故他们失掉这么一个小教堂亦不足为奇。”在米开朗琪罗要为他的侄儿完姻时，一个女信徒去见他，对他宣道，劝他为利奥那多娶一个虔敬的女子。米氏在信中写道：“我回答她，说她还是去织布或纺纱的好，不要在人前鼓弄簧舌，把圣洁的事情当作买卖做。”（一五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317]后期的雕塑，如十字架，如殉难，如受难像等都是。
[318]这些流言是拉莱廷与班迪内利散布的。这种谎话的来源有时因为米开朗琪罗在金钱的事情上很认真的缘故。其实，他是非常随便的；他并不记账；他不知道他的全部财产究有若干，而他一大把一大把地把钱施舍。他的家族一直用着他的钱。他对于朋友们、仆役们往往赠送唯有帝王所能赐与般的珍贵的礼物。他的作品，大半是赠送的而非卖掉的；他为圣彼得的工作是完全尽义务的。再没有人比他更严厉地指斥爱财的癖好了，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贪财是一件大罪恶。”瓦萨里为米氏辩护，把他一生赠与朋友或信徒的作品一齐背出来，说“我不懂人们如何能把这个每件各值几千金币的作品随意赠送的人当作一个贪婪的人”。
[319]一五四七年致利奥那多书：“我觉得你太不注意施舍了。”一五四七年八月：“你写信来说给这个女人四个金币，为了爱上帝的缘故，这使我很快乐。”一五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注意，你所给的人，应当是真有急需的人，且不要为了友谊而为了爱上帝之故。不要说出钱的来源。”
[320]“因为，对于不幸的人，死是懒惰的……”（诗集卷七十三第三十首）
[321]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致瓦萨里书。一五四九年他在写给瓦尔基信中已说：“我不独是老了，我已把自己计算在死人中间。”
[322]那时他是八十五岁。
[323]除了若干时期曾经中断过，——尤其有一次最长的，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八年止。
[324]他供给这些记录因为比鲁科夫为托尔斯泰作了不少传记，如《生活与作品》《回忆录》《回想录》《书信》《日记选录》《传记资料汇集》等；这些作品都曾经过托尔斯泰亲自校阅，是关于托氏生涯与著作的最重要之作，亦是我参考最多的书。
[325]托尔斯泰在《安娜小史》中描写他，那个人物是列文的兄弟。
[326]实际上她已是一个远戚。她曾爱过托尔斯泰的父亲，他亦爱她；但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一般，她退让了。
[327]他爱作关于形而上的谈话，他说：“尤其因为这种谈话是那么抽象，那么暗晦，令人相信他说的话确是所想的，其实是完全说了别种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328]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忏悔录》第一章）
[329]根据一八四八年，他二十岁时的一幅肖像。
[330]“我自己想，像我这样一个鼻子那么宽，口唇那么大，眼睛那么小的人，世界上是没有他的快乐的。”（《童年时代》第十七章）此外，他悲哀地说起“这副没有表情的脸相，这些软弱的，不定的，不高贵的线条，只令人想起那些乡人，还有这双太大的手与足”。（《童年时代》第一章）
[331]“我把人类分作三类：体面的人，唯一值得尊敬的；不体面的人，该受轻蔑与憎恨的；贱民，现在是没有了。”（《青年时代》第三十一章）
[332]尤其当他逗留圣彼得堡的时代（一五四七年——一五四八年）。
[333]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一八五四年）中，在《支队中的相遇》（一八五六）中，在《琉森》（一八五七年）中，在《复活》（一八九九年）中，都有涅赫留多夫这个人物。——但当注意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托尔斯泰也并不使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涅赫留多夫在《射击手日记》的终了是自杀的。这是托尔斯泰的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
[334]朝山者格里莎，或母亲的死。
[335]十八世纪英国作家。（译注）
[336]在同时代完成的《伐木》一著中，亦有此等方式。例如：“爱有三种：一、美学的爱；二、忠诚的爱；三、活跃的爱；等等。”（《青年时代》）——或如：“兵有三种：一、服从的；二、横暴的；三、伪善的；——他们更可分为：A.冷静的服从者；B.逢迎的服从者；C.酗酒的服从者；等等。”见《伐木》。
[337]许多年以后，托尔斯泰重复提及这时代的恐惧。他和他的朋友捷涅罗莫述及他有一夜睡在壕沟掘成的卧室中恐怖到极点的情景。
[338]稍后，德鲁日宁友谊地叮嘱他当心这危险：“你倾向于一种极度缜密的分析精神；它可以变成一个大缺点。有时，你竟会说出：某人的足踝指出他有往印度旅行的欲愿……你应当抑制这倾向，但不要无缘无故地把它完全阻塞了。”（一八五六年书）
[339]这几页是被检查处禁止刊载的。
[340]一八八九年，托尔斯泰为叶尔乔夫的《一个炮队军官的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作序时重新在思想上追怀到这些情景。一切带有英雄色彩的往事都消失了。他只想起七日七夜的恐怖，——双重的恐怖：怕死又是怕羞——可怕的精神苦痛。一切守城的功勋，为他是“曾经做过炮铳上的皮肉”。
[341]音译词：乌拉。俄语用作表达强烈情感的语气词，无具体含义。（编注）
[342]“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我对于一般的潮流感着厌恶。”（致比鲁科夫书）
[343]一八六一年，两人发生最剧烈的冲突，以致终身不和。屠格涅夫表示他的泛爱人间的思想，谈着他的女儿所干的慈善事业。可是对于托尔斯泰，再没有比世俗的浮华的慈悲使他更愤怒的了：——“我想，”他说，“一个穿装得很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着些龌龊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诚性的喜剧。”争辩是以发生。屠格涅夫大怒，威吓托尔斯泰要批他的颊。托尔斯泰勒令当时便用手枪决斗以赔偿名誉。屠格涅夫就后悔他的卤莽，写信向他道歉。但托尔斯泰绝不原谅。却在二十年之后，在一八七八年，还是托尔斯泰忏悔着他过去的一切。在神前捐弃他的骄傲，请求屠格涅夫宽恕他。
[344]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在艺术、诗歌与友谊的世界内有一个托庇之所是好的。在此，没有一个人感到惶乱……我孤独着，风在吹啸；外面天气严寒；一切都是脏的，我可怜地奏着贝多芬的一曲‘行板’；用我冻僵的手指，我感动地流泪；或者我读着《伊利亚特》，或者我幻想着男人、女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我在纸上乱涂，或如现在这样，我想着亲爱的人……”（致 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女伯爵书，一八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345]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作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京结识蒲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346]他提出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三个死者》作为抗辩的根据。
[347]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着了。他是，如他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须留在室内”。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耽搁了几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马拉地方疗养。自一八七〇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的事情。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的憧憬。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们！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犷野的兽类！”（与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
[348]童时，在一个嫉妒的争执中，他把他的游戏的伴侣，——未来的别尔斯夫人，那时只有九岁，从阳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跛足。
[349]在这部作品中，也许他还加入若干回忆；一八五六年他在亚斯纳亚写过一部爱情小说没有完成，其中描写一个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轻佻与浮华的，为他终于放弃了的，虽然他们互相真诚地爱恋。
[350]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
[351]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
[352]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尼娅（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
[353]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354]《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〇五年》。
[355]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他生命的这一个时期内，宗教狂乱已经开始：他快要把他从前的偶像尽行销毁了。
[356]我说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个大族，在许多情节上和托尔斯泰的父系母系两族极为相似。在《高加索纪事》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我们亦已见到《战争与和平》中不少的士兵与军官的雏形。
[357]他说：“特别是第一编中的安德烈亲王。”
[358]可惜其中的诗意有时受了书中充满着的哲学的唠叨——尤其在最后几部中——的影响，为之减色不少。托尔斯泰原意要发表他的历史的定命论。不幸他不断地回到这议论而且反复再三地说。福楼拜在读最初二册时，“大为叹赏”，认为是“崇高精妙”的，满着“莎士比亚式的成分”，到了第三册却厌倦到把书丢了说：——“他可怜地往下堕落。他重复不厌，他尽着作哲学的谈话。我们看到这位先生，是作者，是俄国人；而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自然’与‘人类’。”（一八八〇年正月福楼拜致屠格涅夫书）
[359]这可怕的一夜的回忆，在一个《疯人日记》（一八八三）中亦有述及。
[360]一八六九年夏，当他写完《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立时醉心于他的学说：“叔本华是人类中最有天才的人。”（一八六九年八月三十日致费特书）
[361]俄国诗人。（一七八三——一八五二）
[362]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一七三一 ——一八二六）
[363]他说在翻译者与荷马中间的差别，“有如沸水之于冷泉水，后者虽然令你牙齿发痛，有时且带着沙粒，但它受到阳光的洒射，更纯洁更新鲜”。（一八七〇年十二月致费特书）
[364]三个孩子夭殇（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二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终）。塔佳娜姑母，他的义母（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彼拉格娅姑母（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相继去世。
[365]“女人是男子的事业的障碍石。爱一个女人同时又要做些好的事业是极难的；要不永远受着阻碍的唯一的方法便是结婚。”（《安娜小史》第一册——阿谢特法译本）
[366]在本书的结尾中，还有明白攻击战争、国家主义、泛斯拉夫族主义的思想。
[367]“对于社会，罪恶是合理的。牺牲爱，却是不健全。”（《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二册）
[368]“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小史》所羁绊住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一八七六年致费特书）
[369]《安娜小史》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爱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杀的**一般。”这种精神状态并非是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的自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的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欧洲盛行着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的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370]这时代的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性。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画像（一八七三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须与鬓毛十分凌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毛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
[371]“我确信教会的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的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一九〇一年四月四——十七日）参看《教会与国家》。（一八八三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的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
[372]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类史上自有宗教的统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圣贤——自释迦牟尼至康德——的平行性。他写道：“耶稣的主义，对于我只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犹太、印度、中国等各种思潮的一流。耶稣的两大原则：对于神的敬爱，即绝对的完满；对于同类的博爱，即一视同仁，毫无分别；这两项原则都曾为世界上古代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利乌斯，近代贤哲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等所共同宣扬的。”
[373]托尔斯泰辩称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虚心而认识界限的。
[374]“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
[375]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唯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
[376]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国检查委员会删去。
[377]“造成悲惨的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
[378]“罪恶的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的工作的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唯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的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379]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塔耶夫的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塔耶夫与邦达列夫。”（见前书）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塔耶夫的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
[380]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睛。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
[381]“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
[382]言归旧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尔斯泰致书屠格涅夫请其原谅。屠格涅夫于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尔斯泰回拜他。大家对于他举动的改变，他的温和，他的谦虚都感着惊讶。他仿佛是再生了。
[383]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
[384]他甚至要辩明痛苦，——不独是个人的而且是别人的痛苦。“因为抚慰别人的创痛才是理**的要素。对于一个劳动者，他的工作的对象怎么会变为痛苦的对象？这仿佛如农夫说一块没有耕种的田于他是一桩痛苦一般。”
[385]他的偏执自一八八六年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一书中，他还不敢得罪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亚。他反而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指摘他们。“伽利略、莎士比亚、贝多芬的活动和雨果、瓦格纳们的绝无相似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见上述书）
[386]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387]李尔王的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译注）
[388]“《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比较博得托尔斯泰的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嫉妒的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的联合罢了。”哈姆莱特这人物毫无性格可言：“这是作者的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缕述作者的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唯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的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的虚荣、矫伪、堕落的性格相合之故”。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的时代。在一八六九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莱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莱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的诗意用于描绘性格。”
[389]或更确切地说：“这是河流的方向。”
[390]一八七三年，托尔斯泰写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每个字，必须为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运出的推车夫也能懂得。在一种完全明白与质朴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坏的东西。”
[391]托尔斯泰自己做出例子。他的“读本四种”为全俄罗斯所有的小学校——不论是教内或教外的——采用。他的《通俗短篇》成为无数民众的读物。斯捷潘·阿尼金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七日在日内瓦大学演讲《纪念托尔斯泰》词中有言：“在下层民众中，托尔斯泰的名字和‘书籍’的概念联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俄国乡人在图书馆中向管理员说：“给我一个好书，一本托尔斯泰式的！”（他的意思是要一部厚厚的书。）
[392]这人类间友爱的联合，对于托尔斯泰还不是人类活动的终极；他的不知足的心魂使他怀着超过爱的一种渺茫的理想，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将发现一种更高的艺术理想，由艺术来加以实现。”
[393]见《生活与作品》。——一八七九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人交往甚密，斯特拉科夫告诉我们，除了宗教之外，“他对于言语极感兴趣。他开始明白地感到平民言语的美，每天，他发现新字，每天，他更蔑视文言的言语”。
[394]他对于戏剧发生兴趣已是相当迟晚的事。这是一八 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冬天的发现；依着他素来的脾气，他立刻有了戏剧狂。“这个冬天，我完全用于研究戏剧；好似那些直到五十岁才突然发现一向忽略的题材的人们，在其中看到许多新事物……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我愿读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我卧病甚久，那时候，戏剧中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一映现……”（见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二十一日致费特书）
[395]注意托尔斯泰从未天真地相信独身与贞洁的理想对于现在的人类是可以实现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种理想在定义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它是唤引人类的英雄的力量的一种教训。
[396]即俗称月光曲。
[397]在《一个绅士的早晨》的终端。
[398]见《战争与和平》。——在此我且不说那《阿尔贝》（一八五七）讲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事；那短篇且是极弱的作品。
[399]参看《青年时代》中述及他学钢琴的一段。——“钢琴于我是一种以感伤情调来迷醉小姐们工具。”
[400]意大利语：欧！我痛苦的爱情！（编注）
[401]他从未中止对于音乐的爱好。他年老时的朋友，一个是音乐家戈登魏泽，于一九一〇年时在亚斯亚纳避暑。在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病中，他几乎每天来为他弄音乐。
[402]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1812— 1882），德国犹太裔诗人、作家。可参见注释345。（编注）
[403]见卡米耶·贝莱格著《托尔斯泰与音乐》。（一九一一年正月四日《高卢人》日报）
[404]在此不独是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是他认为是“艺术的”若干早期的作品，托尔斯泰也指摘“它们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扎特与海顿和“贝多芬，舒曼，柏辽兹等的计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对比。
[405]托尔斯泰预定要写第四部，实际是没有写。
[406]相反，他曾混入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高加索人》《塞瓦斯托波尔》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贵族沙龙，军队，街头生活。他只要回忆一下便是。
[407]托尔斯泰也许想起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他也是娶了一个玛斯洛娃般的女人。但德米特里的暴烈而失掉平衡的性格是和涅赫留多夫的气质不同的。
[408]当涅赫留多夫知道了玛斯洛娃仍和一个男护士犯奸，他更坚决地要“牺牲他的自由以补赎这个女人的罪恶”。
[409]托尔斯泰描绘人物的手法从没如此有力，如此稳健；可参看涅赫留多夫在第一次出席法院以前的各幕。
[410]这部文选，托尔斯泰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读文选》，是我作品中很经意的东西，我非常重视它……”（一九〇九年八月九日致扬·斯季卡书）
[411]大部分在他生前都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为宽大。
[412]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
[413]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〇五年印行）。
[414]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
[415]见《世界之末日》。（一九〇五年）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的电报中有言：“各个省议会的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的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的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的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的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预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416]这类人物的典型，在《复活》中有诺沃德沃罗夫，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象，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马尔克尔，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417]一八六五年始，托尔斯泰已有关于社会大混乱的预告的言语：“产业便是窃盗，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将比英国宪法更为真确……俄国在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会公有的概念。俄国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则为根据。它将不是反对帝王反对专制政治，而是反对土地私有。”
[418]“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的奴隶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的奴隶。”（见《世界之末日》第七章）
[419]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的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的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致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教分离问题，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时，他便嘲笑他们：“一切装作在到处探寻拯救大众疾苦的方法的人们令人想起舞台的情况，当全部观众看见一个演员隐藏着的时候，配角的演员也同样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却装作完全不看见，而努力想转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还给耕种的人以外更无别的挽救方法。为解决这土地问题起见，托尔斯泰赞成亨利·乔治的主张，实行征收地价税，而废除一切杂税。这是托氏的经济的圣经，他永远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采用乔治整句的文字。
[420]“无抵抗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徒有互助而不知无抵抗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见《世界之末日》）
[421]在一九〇〇年他致友人书中，他怨人家误会他的无抵抗主义。他说：人家把“勿以怨报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相混。后者的意思是对于身受的恶处以无关心的态度……“实在是：抵抗罪恶是基督教义的唯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义相比，——这亦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这亦是心魂的勇武刚毅，和淡漠的无关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强了英雄的力量罢了。
[422]托尔斯泰曾描绘了两个“盲从者”的典型：一个在《复活》的终端，另一个在《又是三个死者》中间。
[423]在托尔斯泰指摘各省议会的**以后，高尔基表示大不满意，写道：“这个人变成他的思想的奴隶了。长久以来，他已离开了俄罗斯的实生活而不听见民众的呼声了。他所处的地位已超临俄罗斯太远。”
[424]对于他，不受到官厅的虐待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满足。“在我周围，人们凌虐我的朋友，却不及于我，虽然我是唯一可算作有害的人。显然是因为我还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为此觉得羞耻。”（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致捷涅罗莫书）“我处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难堪。”（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致捷涅罗莫书）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击国家，斥为“这可恶的偶像，人们为了它牺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见《世界之末日》；参看《战争与革命》中他节述的俄国史）这是魔鬼展览会：“疯狂的魔王伊万，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厨役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尔，弑亲的亚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唯一博得托尔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残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恶的亚历山大三世，傻子、狂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
[425]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致友人书。托尔斯泰的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一八九四年）；《爱国主义与政府》（一九〇〇年）；《军人杂记册》（一九〇二年）；《日俄战争》（一九〇四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一九〇九年）。
[426]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的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捷涅罗莫谈话）
[427]在他一九〇六年的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
[428]“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较胜一筹。”（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尔人书）
[429]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对于他的恩惠完全报答了。在他逝世前数月，在非洲的极端，甘地的救世的声音传到了。（参看本书《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430]在《大罪恶》的篇末，我们可以找到《告被统治者书》。
[431]“想象一切人类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岛上。这是不是生活？”（一九〇一年三月致一个友人书）
[432]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托尔斯泰那时看见他的夫人为了一个男孩的死亡而痛苦着，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433]“我从来不责备人没有宗教。最坏的是当人们说谎时，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我们，这是比恨我们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