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边黑乎乎的让人不敢下脚，楼梯脚一踩上去咯吱吱乱叫，好像随时都会坍塌下来，让人心惊肉跳。里边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房间都是用纸筋板隔开的，每个房间都如小小的鸽笼，里面没有床，跟着日本人的习惯，打地铺，叫榻榻米。
来到二楼，走到过道最里间，赵刚掏钥匙打开了门，里边黑呼呼地没有开灯，地上鼓起了一个人形的丘陵，赵刚过去用脚拨拉了一下：“大满，起来，看看谁来了。”然后拉开电灯，地板上的丘陵蠕动着爬了起来，果真是黄大满。
他揉着眼睛，躲避着刺眼的灯光，嘟嘟囔囔地说：“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好几年没见面了，在异国他乡重逢，他对我的到来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份儿热情，甚至没有电话里的热乎劲儿。我就觉得有点没意思，讪讪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公鸡在我后边，揪揪我，没说话，意思我却明白，让我走。
黄大满坐起来，盘着腿，啥话没说先掏出烟来散给我一根，然后指着公鸡问：“这位谁啊？”
我说跟我一起来的，也是从北京来的，叫鞠红旗。黄大满和赵刚同时笑了起来：“这哥们爹妈真有才。”
公鸡有点不高兴：“怎么了？谁拿我爹妈打哈哈我跟谁急啊。”
赵刚连忙说：“没有那个意思，就是随便说说。”
黄大满招呼我：“坐下啊，杵在那儿干嘛？别嫌乎，出门在外，瞎凑合。”
我就地坐下，这才能够细细打量他。他比原来瘦了一些，也憔悴了一些，可能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反应还有些麻木、迟钝。
我问他：“怎么样？还好吧？”
黄大满夹着烟头的手随意划了一圈：“还行吧，就这样儿，你都看到了。”
赵刚给我们端来两杯水，我听到他刚才在水龙头上接水的声音，怕喝凉水拉肚子，没敢喝。赵刚很聪明，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告诉我这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黄大满起身，叫我：“屋里太闷了，走，我们俩到外边去。”
赵刚和公鸡都是聪明人，明白黄大满的意思，都没有跟着我们出来。
这间屋子在过道尽头，从过道尽头的门洞里出来，外面是一个露台，露台上扔着一些废弃不用的废旧家具，黄大满拉过一张破椅子让我坐：“这儿好多了吧？”
从露台上可以看到四周低矮拥挤的房屋，夕阳懒洋洋地坐到了屋脊上，反差强烈的明暗把这个世界变得棱角分明，凄清的色彩让人的心境既怅惘，又深沉，就如黄昏落日下的大海。
“那个人，就是跟你一起来的那个，怎么样？”黄大满过去是一个性格外向、热情，富有行动活力的人。几年不见，他的变化很大，平和了，稳重了，也冷漠了许多，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比在北京的时候低了八度。
“挺好的，没什么心计，他爸爸是高干。”
“他爸爸跟他都傻冒，高干子弟跑到这边受什么罪来了？不好好在国内享福。”我告诉他，公鸡他爸爸已经离休了，能够给他提供的优越只限于离休工资。黄大满说还是级别不够，级别够了退了也照样作威作福。
停了停他又问我：“那人可靠不？”那语气让我有点忐忑，很像港台影视剧上黑帮头目吸收马仔。
他见我没回答，扭回头看看我：“发什么愣？我听赵刚说你不是想出来么？我是问你，他跟你一伙，还是跟蚂蟥一伙？”
我还真有点不好回答，公鸡从感情上说，肯定跟我一伙，从利益上说，应该算作胡大叔那一伙的。我把情况给黄大满说了，黄大满沉吟片刻，告诉我说：“你回去以后，就对那个蚂蟥说，学校登记注册要核对护照。”
我告诉他，如果那么说，胡大叔宁可自己跑到学校，也不会把护照给我。
“那你就说你要办务工证，没有护照办不了，办务工证必须本人亲自去，他去人家也不给他办。他怎么吃你的？”黄大满又问。
我告诉他，就是让我给人推拿按摩，我出力，他收钱。黄大满摇头叹息：“我要是有你那两下子，到日本这么长时间，混不出来起码也能挣不少钱了。赶紧跟他脱离，你要是怕养活不了自己，就回北京去，要是觉得能养活自己，就别怕苦别怕累，什么挣钱干什么。”
我把我的担心说了：“我要是跟他脱离了，他取消我的担保怎么办？”
黄大满告诉我，他的担保仅仅是入国担保，当我取得日本留学生资格以后，就已经在日本入管局记录在案，只要我没有违法犯罪，担保人没有权力单方面取消担保，即便他要取消，也不影响我的签证有效。
“你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摆脱那条蚂蟥，他担保了你也别领他的情，给你提供担保，他是赚钱的。你就朝他要护照，他要是不给，你就说要报警，要到入管局告他用提供担保榨取你的钱财，你看他敢不敢卡住你。”
我还有点担心：“他要是硬不给我，我真的找警察告他？警察能管吗？他可是日本籍。”
黄大满说：“不信你就试试，在日本，非法扣押别人的身份证件，是犯法的，警察可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日本，不是中国。”
分手的时候，黄大满说：“第一次见面，本来应该请你们吃顿饭，晚上我还要加班。你摆脱了蚂蟥，要是愿意，就搬到我们这边来，房租可是要分摊的，别说我小鸡肚肠啊。”
我理解他：“别说那种话，大家在外边，都不容易。我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在这里相逢，就是缘分，我把护照要出来就搬过来。”
回家的路上，公鸡问我在露台上跟黄大满说什么呢，我说没说什么，就是聊了聊过去在北京认识的一些人的现况。
7、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样向胡大叔要回我的护照，胡大叔却又给我找了个活。他告诉我说，有一家医院在大阪的分院原来的中医按摩师因为签证到期回国，而接替他的人签证没有办好不能及时过来。那家医院急需一个中医按摩师过去顶两个月的班。
“我已经开学了，不上学怎么行？”我很想去，可是去了势必要耽误课程。
胡大叔劝说我：“那有什么？日语学校么，我没上过，现在不照样日语说得跟汉语一样？关键还是要有语言环境，跟日本人多接触、多对话，自然而然就会说了。”
读日语学校除了学习日语便于在日语环境里生存，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取得日语学校毕业证，才能以考大学等理由，申请延长签证。我担心的倒不是不会说日语，这方面胡大叔说得有道理，只要多跟日本人接触、交流，自然而然就能学会，起码口语沟通应该没有大的障碍，关键还是那张毕业证。
胡大叔说：“读日语学校没有按期毕业的人多得是，没毕业可以申请继续读，只要你交学费人家还巴不得呢。你再想想，眼下是挣钱重要，还是上学重要？两个月就回来了，耽误不了多少课程。”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对我而言，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挣钱最重要，因为我没有钱。自从我爸爸那一年从东北逃到北京，靠沿街卖艺为生，似乎就决定了我这一生都不会有钱。自从我爸爸让我从小练武，带着我行走五湖四海卖艺开始，似乎就决定了我这一生都要为钱而奔波。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沮丧。
我最终向胡大叔妥协了，跟着他到那家医院去见院长。院长是个非常文明礼貌热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业务要求非常认真、细致的人。他彬彬有礼的请我先在医院本部做一周，再决定是不是派我去大阪分院接替那个回国的中医按摩师。
看来我的表现令那位院长非常满意。一周以后，他在院长室里召见了我，递给我一个信封：“许先生，谢谢你。”他的中文很不利落，日语我又听不懂，他就用笔再加上形体语言告诉我，他决定请我到大阪的分院担任中医按摩师，月薪二十万元。
“这是您这一周的报酬，不多，请您多多关照。”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信封，挺厚，心里急不可耐，却不好意思当面打开看看有多少。
院长告诉我，大阪的机票以及到大阪以后的接待他都已经安排妥当，考虑到我不懂日语，他们在那边的医院安排了一个翻译到机场接我。等到我去的时候，他亲自送我去机场。
从院长那里出来，我跑到卫生间，打开信封数了数，五万日元。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干了一个礼拜拿了五万日元，一个月四个礼拜，那么，我如果能在这家医院长期干，每个月保证二十万日元是没问题。然而，这二十万日元如果由我和胡大叔、公鸡三个人分，我每个月只能拿六万多，自己养活自己都难。
回到家，胡大叔马上朝我要钱：“我们说好的，我帮你找的活，按照三一三十一分，院长给你发了五万吧？”
我只好把钱掏出来，按照比例分给了他们。胡大叔又告诉我：“我已经给院长说了，我是你的担保人，你在这家医院干活，每个月工资我替你领，你就安心到大阪分院去吧。”
我那一刻恨透了他，也真正理解了“蚂蟥”的含义，其实他比蚂蟥更可恶，蚂蟥小，吸血量有限，而他的贪婪和胃口都是蚂蟥望尘莫及的，他是僵尸级别的吸血鬼。我的精神犹如陷入沼泽般窒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忍。
我爸爸过去就经常对我说，人最难活的就是一个忍字：“孬男头顶三把火，好男心头一把刀，说的就是一个忍。”我妈妈也常说：“吃亏的人常常在，占便宜的人是祸害，人活着就不能怕吃亏。”以我的体格和武功，我可以毫不费力的把胡大叔这具僵尸灭掉，然而，我只能忍，只能明明白白的吃亏。总算可以离开胡大叔家了，我搭乘飞机去大阪，尽管仅仅是短暂的分别，我浑身上下仍然有了久违的轻松感，现如今，跟他同处一个屋檐下，对我的神经都是一种折磨。
东京羽田机场非常繁忙，人潮涌动，让人心里莫名的慌乱。好在机场的路标、指示牌等等，大都是汉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懂日语，光看字，倒也不至于迷路。我找到了办理登机的柜台，拿到了登机牌之后，却开始犯难，登机牌上的航班、登机口等等内容，却都是日本的那种片假名，以我当时的日语水平根本就看不懂。广播里不时提示的登机通知，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怕走错地方，耽误航班，就盯准了一个刚才跟我一起办理登记手续的日本人，他走哪我跟到哪，深怕一转眼看不见他我没法上飞机。
日本人进了厕所，我也跟了进去，我跟踪的男子在小便池跟前站了片刻，却没有解手，转身又出来了。我连忙跟上，他疾步前行，我也加快步伐，他慢下来，我也跟着慢下来，突然，他奔到一个值勤的警察前面，指着我跟警察说着什么，警察马上冲了过来，叫住了我。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用对讲机叫来了一个翻译，有了翻译居中传话，我们大家才弄明白，那个日本人见我老紧紧跟着他不放，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坏了，就报了警。我连忙解释，我要去大阪，却不认得登机牌，也听不懂广播，看到他刚才跟我一起办的登机手续，登机牌颜色款式也一样，就想跟着他一起登机，免得误了航班。
消除了误会，警察和那个男子都非常热情客气，男子说他跟我乘同一个航班，让我跟着他就行了。有了这个免费的向导，我总算顺利搭机，到达了大阪。日本人安排事务非常精细，我一出机场，就看到一个女子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院长安排来接我的人，一个漂亮雅致的中国女士，她告诉我，她是从大连过来的留学生，现在在医院里打工，勤工俭学护士兼翻译，偶尔还做接待。
在大阪分院工作的两个月时间，我的意外收获就是，他们每周还给我发放八千日元的伙食补贴。这是东京的院长没说过的。白天工作非常紧张，一天至少要给二十个人整体，干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在日本工作的特点就是，你千万别想像在中国那样偷懒耍滑，人家表面上不说什么，可是你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人家不会像中国的领导那样批评帮助你，但是，人家会很客气、很礼貌的辞退你，口气柔和、充满歉意，但却坚定不移。
为了省钱，我自己做饭，说出来可能会让别人笑话，我做饭的原材料大都来自于医院里医生和病人的剩饭。我注意收集那些医生护士吃不完剩下的食物，我知道这样做被人家发现了会很丢脸，很被人看不起，所以我收集的时候非常小心，我的应急预案是：如果被人家发现，我就装成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把食物送给街上的流浪猫狗食用。所以，我说的自己开伙，真正的意义不是做饭，只是热剩饭，热别人吃剩下的饭。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标，或者说理想，前面说过，我的理想很卑微，就是能够每个月积攒十万日元寄回北京的大杂院，让我的父母妻子还有我的弟弟他们能够过得好一些。开源节流，在无源可开的情况下，就只剩下节流这一条路子可以通向我的理想。
每周八千块日元的伙食补贴，我绝大部分都存了起来，干了两个月，一共是十周，我挣了八万日元的伙食补贴，积攒了六万日元，两个月，我只花了两万日元，当时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多块钱。这在日本，是普通日本人一周的消费水平。
从大阪出发的时候，我专门给胡大叔打了电话，请他到机场接我一下，因为我不熟悉路。胡大叔答应得很好，可是等我出了机场，却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没办法，我说不清楚他的住址，只好咬牙跺脚，狠着心打了出租，我把医院的名片给的士司机看，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就便去找院长，向他报告一下我的工作情况，以及接替我工作的人的情况。
院长对我的工作由衷地赞赏，额外奖励了我五万日元，这又是一个小小的惊喜。我请求院长派车或者派个人送我回胡大叔家，因为我自己找不到他们家。院长不知道跟胡大叔是怎么认识的，又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对他家的情况很了解。院长给我派了车，把胡大叔家的地址告诉了司机，司机送我回到胡大叔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胡大叔的家里没人，门锁着，我没有钥匙，只好在外边等。
远处墨黑的山岚和深蓝的天际在远方交融，地上的斑斑灯光和天上的寥寥星辰默默相对，一切都在朦胧的清凄中向我展现着难耐的孤寂和彷徨。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秋田犬的吠声，似在向我宣告，这个世界还活着。我在门外的台阶上打坐练气，以捱过难耐的等待。可是，我的心情却极不利于打坐，因为我心潮难平，忐忑不安，我担心胡大叔和公鸡向我要钱，我祈求上苍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我除了医院的工资报酬以外，还有大阪的伙食补贴和东京总院院长的奖励金。
蒙眬中我似乎在打坐中睡了过去，胡大叔沉重、踉跄的脚步声惊醒了我，黑暗中，他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显然，他喝多了。我看看表，已经深夜十一点多了，我在门外等了他五个小时。
“你回来了？”他看到我站在门外等他，没有惊讶，也没有歉意，就好像把我关在门外等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是事先给你打电话了么？你不去接我没啥，起码也不能让我在门外等你这么长时间啊。”
“呵呵，我中午去喝酒，忘了，进来吧。”
我跟在他后面进了屋子，他马上朝我要钱，一点没有迟疑，也一点没有婉转，完全是一副理所应当的坦然和急迫：“钱呢？该交电费水费还有煤气费了。”
我反问他：“东京医院的工资你都领了，我还得问你要钱呢，你倒反过来朝我要。”
他的账倒很清楚：“东京医院这边两个月是四十万日元，扣去税收八万元，还剩三十二万，我们三个人每人十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四舍五入，给你和鞠红旗每人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七，我不会亏你们。我跟你算的是你从大阪那边拿的钱，还有回来以后院长给的奖励金，一共也有十三万吧？”
我骗他：“大阪那边给的是伙食费，我都花光了，只有东京院长这边给的五万块奖励金了。”
他瞪着我：“你还舍得花八万块钱吃饭？剩下的呢？”
我怒了：“我不管舍不舍得花八万块钱吃饭，那是我的饭钱，我省多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别太过分啊。”
我真的怒了，他也不敢跟我正面冲突，他靠我挣钱，打架他也不是我的对手，真打，我一个人可以打他那样的十个。
“好吧，我这边应该给你的一共是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七块，你那边应该给我和鞠红旗分的是二十一万两千块，零头就不算了，水电费你看是我们各给各的，还是我从应该给你的里边直接扣了？”
我无奈，也没心思跟他你给我来我给过去的数钱，就说：“你直接扣，剩下的给我。”
他便从东京总院发给我的工资中，扣除了六千块的水电费，剩下的钱给了我。我辛辛苦苦两个月，挣了五十多万块日元，最终落到我手里的不过才十六万多，其中还有我从自己嘴里扣下来的六万多块伙食补贴。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谁碰到我这种事都会睡不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摆脱这只蚂蟥，不，要彻底摆脱这具吸血的僵尸。好在我的资金，如果这点钱也能算作资金的话，已经从来日本时候的三万日元加上我弟弟偷偷塞给我的二百块人民币，增加到了十六万多，我用这个数额安慰自己。
临睡着之前，我想，应该再给家里寄钱了，这一次我应该直接寄给我妻子，让她也知道，我在这边已经能够立足挣钱了。
8、回到胡大叔家的第二天，胡大叔递给我一封信，是我爸我妈来的。我爸我妈在信里告诉我说，我寄回去的钱家里收到了，我爸爸把他给我借的钱都还清了，剩下的都交给了我老婆：“你爸你妈老了，也用不着什么钱了，退休金够花了，以后寄钱，直接寄给你媳妇，让她也高兴高兴。”信的落款，是我爸和我妈两个人。
收到我爸我妈的信，看得出来，他们以为我在日本混得还不错，起码有工作有收入，这让我宽心，高兴。信的后面，还附了我儿子的一句话：“爸爸我想你了。”“想”字不会写，画了一个心形。
父母的来信让我有了好心情，儿子的附言却又让我惆怅，一缕思乡之情充塞着心胸。我儿子再过两年就要上小学了，从小到大，我很少有时间带他玩耍，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挣钱谋生上，现在，更是与他远隔太平洋，在这陌生的国度，我的前途未卜，与他相见之日遥遥无期，不知道儿子能不能理解我呢？
我装作随意地告诉胡大叔，这两天我要去办理务工证，需要护照，让他把护照给我。胡大叔放下碗筷，盯着我看，我跟他对视着，平和但坚定地说：“没有务工证，不能挣钱，干什么，除非是义务的，只要挣钱就是非法的。”我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如果办不来务工证，我就什么挣钱的活也不干了。
在日本，对留学生从业勤工俭学管理得很严格，必须有留学签证的护照，然后由就读的语言学校或者大专院校出证明，证明你在读，然后才能到入管局的相关部门办理务工证，这样打工挣钱才是合法的。
胡大叔说：“现在开学了，你又要上课又要打工，很累，明天我抽个空去帮你办吧。”
公鸡连忙说：“那你也帮我办一下，省得我也得跑一趟。”
我说：“行啊，那就麻烦你了。不过，据我所知，办理务工证，必须本人去，要有很多签字画押的手续才行。”
公鸡说：“是吗？那我还办不办了呢？”
我说：“你想办就办，不想办就别办，反正有我养活你，只要你好意思。”
公鸡让我给噎了一通，胡大叔埋头吃饭，吃过饭对我说：“我明天陪你去吧，你自己去我不太放心。”
我抓住他的话头追问他：“你不太放心什么？怕我逃跑？我能跑到哪去？”
胡大叔尴尬地吭哧着说：“你别误会，我说的不放心，主要是对你的安全不放心，万一碰到个什么事儿，把护照丢了，你就麻烦了。”
我不能跟他来硬的，他现在已经对我有了戒备，担心我拿到护照之后，脱离他的控制，如果来硬的，彻底决裂，会造成什么结果，我心里没数，也不敢轻易尝试。所以我只好对他说：“那也行，你明天去，我没时间，要上课。”
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怪沼，淹不死，却也逃不脱，被活活地困在沼泽中，周边是美妙的景色，阳光灿烂，花红柳绿，蓝天白云。很多人在那里悠闲地享受着美景，享受着生活，我朝他们挣扎、呼救，他们却充耳不闻。我恐怖极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冷漠，还是我已经发不出声音，让我处于眼睁睁看着别人却无法获救的境地。我拼命挣扎，拼命呼喊……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拍击在我的脑门上，不但没有拯救我，反而将我用力朝泥沼里面压着，眼前一片墨黑，要命的窒息感令我惊醒过来，心脏突突蹦跳，浑身大汗淋漓。
公鸡俯身看着我，满嘴酒气：“怎么了？作恶梦呢？”
我喝了口水，看看表，已经午夜一点多钟了。
公鸡跑到卫生间去洗漱，片刻回来，坐到床头脱衣服：“你怎么了？情绪很不好啊。”
我没心跟他聊天，我心里的话对他这种人无法说，他跟我不是一条路子。
“你真的想要护照？”
我懒懒地说：“当然了，谁不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呢。”
公鸡说：“既然这样，你别着急，明天我把护照给你弄到手。”
我对他没有信心，他不是那种能把事情做成样儿的人：“算了吧，实在不行我就回国，我要回国他总不能不给我护照吧？”
说完，我倒头接着睡，希望能做个像样的梦，别在梦里自己吓唬自己了。
第二天我练完功，洗完脸，看到公鸡还在睡着，我就叫他起来跟我一起去上课。
公鸡让我给他请假：“我今天不去了。”
我出门，我现在顾不上管他，我暗暗祈祷，今天早上，那帮送饭团的老妇人千万别不来了，我没吃早饭，还指望她们送早饭呢。到了日本以后，我基本上没有吃早饭的条件。早上我五点钟就要起来练功，然后洗涮上课，胡大叔这个时候还在酣然大睡，根本不可能起来给我做早饭。出门买，又舍不得，只能把早饭从每天的日子里给省略了。
然而，早上不吃饭，很难坚持到中午，快到中午时分，就会饿得浑身无力，心慌冒汗。日语学校门口，每到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时分，经常会有一些日本老太太，挎着篮子，里面装着饭团、咸鱼等等吃食，见到学生就问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中国人，她们就会给你送吃的。你接受了，她们还要给你深深鞠躬，不像你吃了她的东西，反倒像她接受了你的馈赠。
刚开始我不明白，一般情况下都拒绝接受她们的馈赠，觉得接受她们的馈赠，既丢个人的面子，也有损我们中国人群体的面子。后来，赵刚告诉我，这些老妇人的丈夫或者父辈，都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现在可能都不在世了，她们用种方式向中国人道歉，也为自己的亲人赎罪，可望通过这种行为，能让他们的亲人上天堂。
“日本人跟中国人不一样，西方人说中国人暧昧，婉转，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暧昧、更婉转，有过之无不及，你也别觉得掉份子、没面子，想吃就接受，对自己没坏处，对她们也是心理上的安慰。”
我每每看到那些守候在日语学校门前，提着篮子，不管天寒地冻还是刮风下雨，给中国留学生送饭团、咸鱼的日本老妇人，心里不知道怎么总会想起我的母亲。我母亲曾经给我说过，人这一辈子，最难就是谢世那一天，能够百无牵挂，落个心安。她们，这些日本老妇人，为的不就是个心安吗？既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亲人。从那以后，只要有老妇人给我递饭团，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生硬地谢绝。
现在，更发展到了渴望吃到她们的饭团，因为我饿，她们送来的饭团，可以让我既不伤害自尊，又能吃饱肚子，还能让她们得到一份迟到的、却也是必要的安慰。
还好，学校外面今天又有几个老妇人在分发饭团，我接受了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妇人递过来的寿司，还有两个鸡蛋。她弯腰给我鞠躬，连声说谢谢，我也赶忙给她还礼，连声道谢，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习以为常的事情，却弄得我有些伤怀，也许，她的相貌和神态跟我母亲有几分相似吧。
课间，赵刚找我，带来了黄大满的话，追问我把护照要回来没有，我说没有，赵刚摇头叹息：“许哥，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在这边，真正坑我们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
我说：“胡大叔不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
赵刚纠正我：“日籍华人。”
回到家里，胡大叔没在家，公鸡一个人守着电视发呆。我问他既不去上课，也不去找千叶小姐，一个人守着电视干吗？他说他跟着电视学日语，比在日语学校学得还好：“你放心，你能拿上毕业证，我保证也能拿上，落不下。”
说着，他不动声色地递给我一个信封。
“什么东西？”
“你想要的。”
我打开看看，里边是我的护照。
我问他：“你怎么要出来的？”
公鸡说：“要什么？要他能给吗？我今天没上学去，趁他不在就手到擒来了。”
拿到了护照，我非常高兴，甚至有些激动，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尽管它属于我，却一直被胡大叔捏在手里。越是渴望的结果，得到了，就会越加忐忑：“要是他回来发现了怎么办？”
公鸡轻描淡写：“你应该想的是他能怎么办？本来就是你的。”
第二天一早，我和公鸡就离开了胡大叔家，上学的路上，公鸡对我说：“其实啊，我爸爸跟你说的那些你也别太在意，别说你跟我没什么亲戚关系，就算咱们俩是亲兄弟，我这么大了，也不能靠你养活。”
我说：“我也没想着养活你，首先我得养活我自己，有剩余了，才考虑你。”
公鸡哈哈笑了：“好容易说真话了。”
我发现他笑的时候，满脸灿烂，天真无邪的童稚从笑纹里隐隐约约还能看到。过去，我没发现他这个特点。
晚上放学回家，胡大叔发现我的护照没了，却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爆发，冷冷地追问我，我实话实说，护照在我手里，今后将继续在我手里，因为那是我的身份证明，我的身分不能由别人决定。
胡大叔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看到事情已经这样，我的态度又非常坚决，便说：“你也是的，要护照就明说，至于偷吗？我又不是不给你，我还不是担心你给弄丢了。”
公鸡接过话茬说：“不是他偷的，是我找到后给他的，再说了，你也不能说人家是偷，护照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胡大叔瞪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对公鸡说，因为我的护照，你把胡大叔得罪到家了。
公鸡哈哈一笑：“没事儿，我不怕他，怕他我就不那么做了。”
我看到他的脸上满是一副志得意满的诡秘，追问他：“怎么回事？你们家是不是跟胡大叔有什么默契？还是他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捏着？”
公鸡说：“你想哪去了，我跟你是怎么回事？跟他又是怎么回事？跟你是哥们，是一起到日本来闯**打拼的，跟他不过就是相互利用一下而已。”
他这话让我脸红，我想起了对黄大满说，他跟我不是一伙的，跟胡大叔那只蚂蟥是一伙的。
“你犯傻啊？我们到日本来干嘛来了？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你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三个人分？”那天放学后，我去找黄大满闲聊，他让赵刚给我传话，说他今天四点钟以后有时间，要请我吃饭。因为他没有提公鸡，我也不好意思带公鸡去，就自己跟着赵刚找他。
黄大满听我说在日本给人推拿按摩挣钱，要分给胡大叔和公鸡，替我打抱不平。我说，谁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白白分给别人，可是，那些病人都是胡大叔招来的，没有他我也没钱可挣。最要命的是，他是我的担保人，过去我的护照他一直卡着，昨天公鸡才把给我偷出来。
黄大满说：“在日本，就怕你没本事，有本事，肯吃苦，讲信誉，就有出头的日子。你的本事我了解，出头只是迟早的事情。”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叫“川湘园”的中餐馆里头，我、黄大满还有赵刚，我们三个人。点了灯影牛肉、麻辣鸡丝、松子鱼、暴炒虾仁几个菜，然后三个人灌啤酒。过去在北京的时候，我吃不了辣，从到了日本，就再也没能吃到中餐，实在馋了，只能自己弄点味道糊弄一下。这一顿饭我觉得似乎就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香的一餐。川菜辣得人浑身冒汗，舌头火辣辣地，只能拼命用冰啤酒涮嘴漱舌头，酒喝得格外多。
我问黄大满，到日本这么长时间了，他的感觉怎么样。黄大满说，到日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新鲜阶段，刚来一两个月时间吧，看啥都新鲜。第二个阶段是惶惑，思乡，想家想得要命，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混下去。第三个阶段就是啥都不想了，就一门心思的想钱。
“许哥，你干脆出来吧，自己干，勤工俭学，再跟那个蚂蟥混下去，你就完蛋了。”赵刚劝我。
“要不是胡大叔卡着我的护照我早就出来了，明后天我就搬出来，跟你们住，你们要我不？”
黄大满拍了我一巴掌：“胡说什么呢？别说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的费用自己担，就是你有难处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吃了，到我们那儿混堆儿，赵刚怎么样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一个不字，你就像砍砖头一样把我的脑袋砍了。”
黄大满这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地，我给三个人斟满酒：“哥们，今天这顿饭，这顿酒，是我到日本这么长时间，吃得喝得最畅快的一顿，我们干一杯，算我敬二位了。”
干过杯，我们商量好，第二天黄大满和赵刚就跟我过去搬家，胡大叔不吱声好说，我们客客气气，好合好散。如果胡大叔阻拦，动硬的还是动软的，我们三个人一起上，黄大满说：“狗日的我就不相信他还没有王法了，他讲王法我们就跟他讲王法，他动私的我们就跟他动私的。”
9、黄大满和赵刚也许到日本比我久，看人真的比我准。过去，我憧憬和胡大叔分手，又惧怕胡大叔亦我无法预料的手段阻止我，那样，我不但不能脱离他的控制，可能还会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然而，当我们三个人放学以后，一起到胡大叔家里，我鼓起勇气对他说，我不想再在这里住了，因为这里离学校比较远，很不方便；因为我付不起他的房租和水电费还有煤气费；因为我想跟我的朋友们一起住……我把我事先能够找到并且背诵熟练的理由磕磕绊绊颠三倒四地告诉他以后，他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鞠躬致礼，感谢我这长时间的关照，请我原谅他的照顾不周云云。他反倒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实在拿不准，他这些话，还有恭敬谦和宽容的态度，是在表演，还是真的。
黄大满朝我挤眉弄眼，赵刚装猛，把我的零七八碎挂满一身，反倒是我和黄大满没什么可拿的了。这件事情我上午就给公鸡提前打了招呼，公鸡有点讪讪地，也有点惆怅，却没有明确反对。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站在胡大叔身边送我们，除了再见，什么也没有说。
我住到了黄大满他们的“寮”里，为了省钱，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隔间，房租、水电费都是三个人均摊。从胡大叔那儿搬出来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再没有跟他见过面，黄大满告诉我说，那种专门吸穷人血的蚂蟥，不值得搭理他。摆脱了胡大叔，我也有损失，没有给日本人推拿按摩的条件了。黄大满给我介绍了一个活，到NEC株式会社本部大楼当清洁工。在日本，清洁工工资很高，按小时计价，一小时一千日元。
我马上答应：“没问题，我干。”我不干也不可能，日语学校的学费和我自己的生活，每个月最少也得十万日元。
黄大满说：“你要真的干，就要有思想准备，在这边干活可跟国内不一样，钱是挣得多，可是不好挣。”
我不相信还有我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累，我到日本干吗来了？不就是受苦受累来了吗？受苦受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我和我们家人的生存条件。
我问黄大满在干什么，他说给一家酒店当杂役，他已经从日语学校毕业，现在除了打工挣钱，还在利用业余时间读日电公司的机电专科。他告诉我说，在日本，读大企业自己的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工作更容易找，如果成绩好，不等毕业，就有可能被企业自己留用。
赵刚算是活得比较潇洒，平常到处打杂，挣够钱了就歇着，到日本各地玩。他说，既然来了，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认识日本，整天埋头打工，连日本什么样都不知道，挣了钱也没啥意义。我问他怎么看日本人，他说，日本人有很多地方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勤劳、能吃苦、能忍、有韧性，什么都信，其实最终什么也不信，超现实主义，超实用主义，嘴上不说，实际上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理论的忠实践行者。
他说得我和黄大满哈哈大笑，赵刚一本正经：“你们别笑啊，硬要说比中国人强的地方倒也不少，守纪律，讲公德，团队精神强，我说的这些优点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表现，当然，哪个国家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有流氓，也有无赖，还有恶棍，这都是正常的。”
听他在那儿发表高谈阔论，我觉得挺好笑，赵刚转头朝我说：“许哥，你可别碰上恶棍啊，日本的恶棍比中国的更恶劣。”
赵刚说的话就像不吉的谶语，命运给我发放了恶棍谷仓，让他来折磨我，考验我的忍功和韧性。我当清洁工第一天就发现，我的工头谷仓可能应该算是日本人里边那种坏东西。谷仓是一个粗壮汉子，戴了一副黑框眼镜，穿着蓝色的工装显得非常彪悍。我们负责打扫的NEC大楼在东京的田町，刚好在我们寮到日语学校的中途。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按照习惯到楼下练功，然后洗涮，直接赶到NEC大楼清洁。谷仓不知道为什么老看着我不顺眼，跟我对话一向都是呵斥的口气。我怀疑他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右翼，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有很强烈的歧视、敌意，所以才会那样。
头一天发工装的时候，谷仓从供我们休息的小库房里掏出一件皱皱巴巴的蓝色衣服，扔给我：“你就穿这个。”
这件衣物显然是别人穿旧了的，这我倒不在乎，反正就是一件工作服。我在乎的是，这是一件没有经过洗涤的脏衣服。日本是一个很讲卫生的国度，即使是给清洁工使用的旧工作服，也会洗涤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更衣柜里。像这种未经洗涤的旧工装，给我，而且是扔给我，其中包含的轻侮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开始工作了，谷仓让我扛清洗机上楼，清洗机至少有二十公斤重，我当时估计他是因为我是新人，所以才让我扛。到了电梯口跟前，谷仓却不让我乘坐电梯，别的清洁工可以趁电梯，唯独我不准乘坐电梯，要扛着清洗机从楼梯爬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坐电梯，他说因为我扛了清洗机，所以不能坐电梯。
我只好扛着沉重的清洗剂爬楼梯，而其他清洁工手里最多拿着拖布和空塑料桶，而我们要爬的是十五层。乘坐电梯当然比我扛着二十多公斤重的清洗机要快得多，等我上到楼上，其他清洁工人已经开始工作，有的在卫生间里清扫马桶，有的在地板上清理以我得眼光来看，根本不存在的污渍。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爬上十层楼，谷仓却对我劈头一通臭骂，我虽然对日语还不娴熟，可是他骂的话我却能够听懂，全中国大多数人都能听懂：“八格牙鲁”。后面是一连串夸张激烈的手势伴随的斥责。
日本人并不是一个善于骂人的民族。日本人的骂人话基本上就有三种：八格牙鲁，原话是“马鹿野郎”，这句骂人话本源是跟中国人学的，来自于中国古代指鹿为马的典故，基本含义是“不讲理骗人、让别人当傻瓜”。后来引申扩张为“傻瓜”、“笨蛋”、“混蛋”等多种意义。另外常用的两句骂人话是“畜牲”、“狗屎”。平心而论，也许是骂人的语言太贫乏，日本人并不骂人，也很讨厌骂人，他们将骂人称之为“恶态”，在正常生活里，极少见到日本人的“恶态”，只有影视作品中塑造的黑道流氓恶棍才会有这种“恶态”。
原来，清洁工脖子上都围着一条毛巾，出汗了就用毛巾擦拭，谷仓看到我用衣袖擦拭汗水，便对我大骂不休。旁边的清洁工看不过去，指责谷仓：“你没有给他发毛巾，他只能用袖口擦汗，你怪他不公平。”
谷仓对别人绝对不会像对我那么苛刻，有了别人出面说公道话，他也不再骂我，下班的时候，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抽出来一条毛巾扔给了我，那条毛巾黑黢黢油腻腻的，当抹布都不合格。别的清洁工发的毛巾都是新的，唯独给我的不但是旧的，还是脏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不幸，偏偏碰上了一个谷仓，对别人他没有恶态，唯独对我，动则“恶态”，上班第一天就对我用上了日本人最强烈的骂人话“八格牙路”。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表扬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时分析道：“忍”这个词包括三层完全不同的含义，首先，它表示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或承受任何苦难、坦然处之，镇定自若地忍耐的一种能力或行为；再次，它也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这里所涉及的各种品质，与中国人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面对谷仓，不论“忍”字表达的哪一个层面，我都践行了最高准则。面对谷仓的欺辱，我忍了，为了那每小时一千日元，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我的理想，那个小小的卑微的理想，就是每个月能存十万日元寄回家的理想，支撑我卑贱地活着。
然而，我的忍耐是理智的、有我自己底线的：你不能对我施暴，这里的施暴特指动手打人，侵犯我的身体，因为，身体不是我个人的，它还属于我的父母、妻子儿子，如果侵犯我的身体，动手打我，我一定会反抗，豁出去拚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面对谷仓，我想，如果我动手，倒还不至于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我常常拿这一点安慰我自己。我常常在入睡前，想象着痛殴谷仓，让他饱尝中国武术能够造成的种种痛苦，这种想象和憧憬，曾经相当长的时间是我重要的精神享受。事后我回想起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就会苦笑，谷仓让我品尝了当阿Q的滋味，有时候憧憬、想象，的确能够让人产生虚拟的、空妄的满足感。
我的生活基本上固化为一定的程式：上午五点，起床洗涮、练武，六点赶到NEC大厦做清洁工，八点钟朝日语学校赶，上课到下午四点，再赶到快餐店做两个小时的帮工，到了下午六点，还要再去NEC大厦做三个小时的清洁工作。
我的生活从精神层面也基本上分成了两个部分：跟黄大满、赵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是人，是一个有朋友、有尊严、有自我的人。另一个部分就是在谷仓手下干活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我是人了，当别人不拿你当人的时候，当你不得不接受别人不拿你当人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自己是人。
为了能多攒一点钱，早饭我依靠那些经常等在学校外边给中国留学生送饭团等食物的日本老奶奶。午饭，我也尽量省了，我捡拾大楼里白领们毫不吝惜扔弃的午餐充饥。我在国内还有一大帮生活在贫困中的亲人，我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就需要用钱，需要我这个到国外“发展”的长子、兄长提供经济支撑，所以，我一分钱也不敢乱花，能省则省，午饭，对于我来说，也属于不能“乱花”的范畴。
那天，我赶到NEC大厦做晚清洁。当我打扫白领员工们午休时离开的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一些盛着便当的便当盒基本完好，里边的便当基本上没有吃，于是我就把这些便当盒收留起来，放到专门为我们清洁工人准备的小休息室里，准备干完活拿来充饥，这样就可以把晚饭省了。
清洁工的最大特点是工作的精细，最高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有任何犄角旮旯留下污痕。即便是光洁如镜的地面，我们也要按照程序先用清扫机清扫一遍，然后再用清洗机清洗一遍，最后用烘干机烘干，然后再用打蜡机打蜡。这种使用工具的工作一般轮不到我，我只有肩扛手抬给别人搬运沉重工器具的资格，使用它们却不是我的权利，因为使用工器具清扫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活，只要用手扶着把手，就如驾驶手扶拖拉机一样，在地面上顺序擦抹过去就可以。谷仓绝对不允许我干那种活，他的理由是，我笨，弄不好不但打扫不干净，还会把工具搞坏。
我的工作一律是手工的，趴在地上一寸一寸的用抹布蘸着清洁剂擦拭卫生间的地面、墙壁、便池以及所有边边角角，因为这些地方不适用清扫机、清洁机那些工具。谷仓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好像从来对我的工作就没有放心过，每当我作业的时候，只要他能脱开身，就一定会站在我的身前身后，凶狠地呵斥、指点，无论我怎么做，他从来没有满意过。有几次，我发现，当我在写字间里清扫卫生的时候，他会在外面偷窥监视，显而易见，他是在监督我会不会偷东西。
我从写字间捡别人剩下的午餐，也会成为我的罪过。那天，我忙碌完了，回到休息室，已经饥肠辘辘，便想抓紧时间吃点东西。我刚刚端起捡回来的便当盒，谷仓从外面一头闯了进来，我还没明白过来，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便当盒子，狠狠摔在地上，嘴里骂着我：“猪，你是猪……”然后狠狠地把散落一地的便当踩了个满地狼藉。
羞辱、怒火还有委屈，我的心被淹没在泪水的苦涩中，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转过身去脱工装，借此掩饰我的羞耻和愤恨。手指活像狂风中的枯枝，抖得根本就捏不住扣子。谷仓却变本加厉，抢身过来，拉开我的更衣柜，把里边我留着当晚餐的便当盒全部扔到地上，全都踩成了烂泥，然后骂了一声“猪”，命令我把休息室打扫干净：“如果不想干，就永远不要再来了。”
我“咳咦”、“咳咦”地答应着，这是到日本以后养成的本能，整个日本社会都是这样，下司对上级的训斥、指示一律用“咳咦”这个表肯定的词汇应对。
谷仓詈骂着离开，我瘫坐到地上，地上的便当就如污泥，粘在我的裤子上，深沉的屈辱感和无奈的仇恨令我恍惚，头脑热哄哄地发胀，方才还在胸中翻卷的泪潮此刻却干涸了，心也像枯竭的古井，黝黑、深邃、阴冷。我茫然地站在那儿，一时竟然失去了行动思考的能力，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时间永远是抚平创伤、抚慰心灵的良药，越是急性病疗伤的速度也越快。十几分钟之后，激愤的心情平复下来，我恢复了行动的能力，我默默地用铲刀将粘在地上的食物铲起，默默地用抹布蘸着清洁剂，一寸一寸的将地面擦拭干净，然后再用清水一寸一寸地把地面冲洗干净……
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精神是麻木的，我的心灵是干涸的，唯有我的肢体，服从着本能的支配，按照谷仓的指令做着我能做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躺在榻榻米上，久久不能入睡。北纬三十五度的东京，冬季天寒地冻，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我蜷缩在被窝里，脑子似乎也被这冬季的严寒冻僵了，没有思考的能力，却又好像万念俱来，什么都想到了。这种状态的大脑就如繁华的大街，人来车往，却谁跟谁都没有什么联系，繁忙，凌乱，却也留不下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痕迹。睡不着，就更觉得冷，我索性爬起来，一个人到了楼下，开始练功。
我从小接受的训练是我爸爸传授的运气内功，他从来没有从理论上给我阐释过，就是让我集中注意力，控制住自己的念头，用意念导引体内的气息按照人体经络游走。实际上，与其说是练气，不如说是练意念，练意志，练控制自己思绪的能力。很快，我就进入了定态，这是一种宁静、专注、似睡似醒、若真若幻的精神状态。我的气息按照我的意念指点，在我的体内畅游，就如大江大河在广袤的田野上奔流，我关注着每一缕气息的动态，想象着我正在腐烂、幻灭，我似乎看到了我的肉体逐渐褪去，白骨犹如晶莹的玉石**在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大地上，这是白骨禅的境界，过去，我也曾经试图练过，然而，每一次不等脚部的白骨完整呈现，就已经控制不住思绪，不是心猿意马，就是酣酣睡去，今天，在这晓星初上、残月尤明的东京寮外，我却不经意间进入了白骨禅的高境界。
我深深地吸进东京冬夜清冽寒冷的空气，放任气息从丹田如绵绵不绝的长江大河灌注到我的经络穴道，就如消防队员使用高压水龙灭火。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的焦躁、烦恼、郁火逐渐熄灭，我仿佛进入了空旷、明净、清凉的禅界，身心清朗，四周的一切，均在我感我知我觉的范围之内，却都又距若无限、遥远无边。
10、紧张忙碌的日子过得快，春季一眨眼就过去了，夏天姗姗而来。那天，当我把拿到手里的三万日元工钱存进帐户的时候，心里有了难得的欣慰。中国人勤劳、节俭、忍耐的品格让我的账上积累了三十多万日元。虽然距离每月积攒十万日元的目标甚远，可是，有了这三十万日元，我心理上有了些许稳定、可靠的感觉。如果失业，起码我不至于马上流落街头、衣食无着。
回家的路上，我想，在一起混了这么久，黄大满和赵刚也没有少帮过我，应该请他们一起吃一顿，庆贺一下我的存款突破了三十万日元。当然，这个小小的卑微的庆贺理由我不会告诉他们，我们三个同居一室，个人的收入不会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会去打听。不说不等于不明白，大体上从过日子的德行也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月薪能超过十五万的，这在东京，绝对属于低收入阶层。
然而，回到我们蛰居的那座寮里，黄大满递给我的一封电报令我请他们吃喝一顿的念头烟消云散。电报是我弟弟发来的，告诉我，我姐姐患了子宫癌，要立刻作摘除手术，如果扩散，就完了。
那个年头国家还没有进行医疗体制改革，医药费还没有贵到老百姓宁可等死也不敢看病的程度，可是做这个手术也得一万多块人民币，家里肯定是拿不出这笔手术费的。弟弟的电报没有明说，但是意思很明确，让我赶紧支付手术费。
姐姐，我那个从小几乎没上过学、读过书的姐姐，自幼就跟着我爸我妈在天桥卖艺，就像一头拉帮套的小毛驴，相帮着父母拉拽着我们家这辆破车，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早早的就嫁人的事实背后，包含着给家里腾房子、省嘴的卑贱目的。婚后，夫家也不富裕，两口子苦挣苦扎过着艰难的日子，现如今，好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应该松一口气为自己活几天了，却又患了这要命的病。
我刚刚存够了三十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一万五千块人民币，刚好能够支付姐姐的手术费。这个时候，容不得我犹豫，我连忙跑到街头的邮电所，把两年来积攒下来的三十万日元统统汇给了我姐姐。我又变得囊空如洗了，那一刻，实话实说，我确实有点心疼，两年多的苦苦挣扎，今天不到十分钟，就化为了乌有，我想，放在谁身上也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当我离开邮电所，行走在寂静寥然的小巷，踩着晚霞给小径点染上的斑斑桔黄，一缕安然油然而起，一丝可怜的成就感抚慰了我。姐姐，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庆幸到了日本，如果我不到日本闯**，我敢肯定，就是这三十万日元，一万五千块人民币我都拿不出来，那样，姐姐恐怕只有等死这一条路可走了。
回到寮里，楼上飘下红烧肉的浓香，谁会在这里做红烧肉呢？狭窄的过道里，黄大满上身**，大汗淋漓的守在煤气灶前，旁边，蒸锅里冒出腾腾的热气，日本大米独有的芳香弥漫在空间。日本大米比所有进口大米都贵，也都好，我们平常根本舍不得花钱买日本大米，今天会不会是黄大满也发了小财要庆贺一下？
我还在发愣，背后赵刚捅了我一杵子：“让开，挡道，发什么愣？赶紧准备吃饭，老黄今天请客。”赵刚手里拎着一大包罐装啤酒，起码有三十筒。看样子，他们今天真要大吃大喝一通了。
我问：“大满有什么喜事？”
黄大满板着脸：“非得有喜事才请客？我今天就是专门请你，赵刚属于蹭饭的。”
我犯愣，黄大满问我：“钱寄了？”
我点头：“不寄怎么办？能眼看着我老姐姐死了？”
黄大满狠拍了我一巴掌：“这才对，全寄了？”
我点点头：“累死累活，吃糠咽菜，好容易攒了三十万日元，一下就又回到旧社会了。”
“到露台上吃去，”黄大满张罗着从锅里起红烧肉，然后又补了一句：“钱包回到旧社会不可怕，人没回去就行。”说着，吆喝我盛米饭。到了露台上，我才看到，露台的桌上上还有一些牛肉片、酱紫蓝、日本渍物之类的凉菜，渍物是日本式咸菜，酸甜咸，非常可口，适于下酒。
赵刚兴致勃勃地把啤酒摆在每个座位前面，然后就座，急不可耐地等着难得的美食，咽口水时候喉结上下蠕动，活像嗓子眼有一堆馋虫跃跃欲试。
黄大满端了一大盆红烧肉过来：“红烧肉应该算我们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到哪吃了红烧肉，就等于回国了。”
我们三个人坐定，每人启开一罐啤酒，黄大满是请客的主人，自然应该先说两句，黄大满倒也明白，不等我们推举，举起啤酒罐就说了起来：“我今天请客，就是一条理由：老许够意思，没忘本，今天我把那封电报给了他之后，他那脸色真吓人，用文人的话说，就是万念俱灰、神不守舍啊。然后，他转身朝外边跑，我就明白了，给他姐姐寄钱去了，毫不犹豫，毫不吝啬，我们谁不知道，在日本挣的钱，一分一厘都是血汗钱，有几个人能这样毫不迟疑？老许，你是个真男人，这样的人我敬佩，来，我先干，先干为敬。”
让黄大满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谦虚：“别这么说，遇到这种事谁都会这么做。”
赵刚说：“我能不能做到我就不敢保证，来，许哥，我们干了。”
我们举起杯子正要灌酒，从凉台的门外走进来一个人喊我：“许哥！”
我一看，竟然是鞠红旗这只公鸡。他背着大包小裹，活像逃难的：“你们吃饭呢？”说着把身上背的大包小裹朝地上一放，然后凑过来涎皮涎脸：“我还真有口福啊。”
赵刚跟他开玩笑：“你这家伙不是公鸡么？公鸡怎么鼻子也这么灵，闻到味就来了。”
黄大满连忙让他：“快坐下，没吃就一块吃，吃了就一起喝两杯。”
公鸡从来就不是个拿自己当外人的人，在空位上坐下之后，自己给自己拉开一罐啤酒，既不让人，更不等人让，先咕咚咚灌了一气：“我的妈啊，累死我了，渴死我了，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就加入你们的队伍，正式搬过来住了。”
不用说，从他刚才肩扛背负的大包小裹我们就已经明白，他这是投奔我们来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跟那位胡大叔闹翻了，我们谁也不好直截了当地问。该说的，人家肯定会说，不该说的，问了，人家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也等于给人家添麻烦。到了日本不久，我们就学会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一日本社会普遍遵守的准则。所以，公鸡说他加入我们，我们谁也没有问为什么，直截了当表示欢迎：“来，为了欢迎鞠红旗，我们干杯。”
在日本吃红烧肉格外香，也许黄大满的手艺好，也许是我们跟红烧肉阔别太久。我们刚刚开吃，凉台上又来客人了，这一次来的是日本人，他住在楼下，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什么为生，知道的是，他属于酒鬼，自己做饭，天天酗酒，孤身一人，每过几天就有一家米店的老板亲自上门给他送大米。
这位日本人也属于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主儿，客气的跟我们鞠躬问候之后，我们略一邀请，他就坐到了饭桌前，而且第一个动筷子夹红烧肉，闹得我们面面相觑。可是，这个人有个好处，边吃边唠叨：“好吃，真好吃，太好吃了。”他这一唠叨，满足了黄大满的厨师虚荣，黄大满就热情洋溢地给他斟酒，他却不喝，起身跑了。
我们还没明白过来他到底犯什么毛病，他却又回来了，手里拎着一瓶日本吟酿，吟酿属于日本清酒中的高档酒，他能在这个时候，拎着一瓶高档清酒过来跟我们共享，足以证明这人也是个性情中人。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杯酒居然是敬我的：“拜托许先生，我这两天腰部扭了一下，能不能给我摩挲技，整体一下？”日本人把按摩、推拿叫做“摩挲技”、“整体”。
我懵了，我弄不清楚他怎么知道我会推拿按摩。赵刚连忙解释：“那天米店的富士雄过来送米，不小心把腰扭了一下，我当时多了一嘴，说要是你在就好了，你会推拿按摩术，保证一治就好，没想到他听到了，还记在了心里。”
吃饱喝足了，我就开始给他推拿按摩，他伤得不重，我让他坐着别动，然后抬起他的胳膊，他连忙告诉我，他是腰扭了，不是胳膊扭了。我也不给他解释，以我那个时候的日语水平，解释也解释不明白。退一万步，即使我日语说得跟母语一样溜，给他说也解释不清楚。
武术对于人的体质结构认识，跟中医学理论同源同宗，强调主观的、统一的、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辩证唯心观点。往大处说，人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个部分微不足道，但是仍然会和宇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天人合一。往小处说，人自身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每个部分既是独立的又更是联系的。就拿他的腰来说，腰扭了一下，之所以会疼，用中医和武术的观点解释，就是气血瘀积，经络不通，所以，我把他的胳膊朝上、朝后面掰，实质上就如上游发水下游泄洪，把淤积的气血引导开来。
我把他的两根胳膊掰得咯吱吱响，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黄大满和赵刚在一旁看着直咧嘴，赵刚悄声用中文劝我：“许哥，这人还不错，你别祸害人家。”
我没搭理赵刚，告诉日本酒鬼，疼了就放声嚎，然后又用了一把力气用力掰他的胳膊。他果然疼得受不了了，嚎叫起来，我抓住机会，把气力灌注在掌上，朝他扭腰的部位不轻不重地拍了下去，然后猛然放开了他的胳膊。他一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让他站起来走几步试试，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走了两部，满脸都是喜色：“好了，好了，彻底好了，一点都不疼了。”
我们身后传过来一声惊叹：“神妙极了，真的神妙。”
我们回过头去，经常给酒鬼送米的米店老板富士雄站在我们身后，忠厚、端正的脸上满是惊诧和敬佩，手上还提着半袋大米。显然，他是过来给酒鬼送米的，只是，平日里都是早上送，今天已经晚上了，不知道他怎么又跑过来送米了。
过去我们经常能够碰面，不过也就是相互客气地点头致意而已。在日本，相互碰面的人，除非常仇人，一般不管认不认识，都会相互客气的点头致意。有的时候他来得早了，碰到我练武，就会站在一旁观看，看得很入迷。我一直没有对他太在意，他看上去有四十五六了，比我至少大一轮，而且话很少，只看不说，我关注到他，他便客气地朝我笑笑，露出洁白结实的牙齿。
黄大满和赵刚对他比我熟，见到他马上过去拉他过来正式给我介绍：“富士雄先生，米店老板，剑道高手，”又把我介绍给他：“许先生，中国硬气功和螳螂拳高手。”
富士雄按照日本人的标准礼节，向我深深鞠躬，我也连忙入乡随俗，对他深深鞠躬，连鞠了好几个躬，总算轮到握手了，我们俩握手，他的手干燥、硬朗、有力，端正的脸上露着憨厚的笑。
我们相识的那一刻，头顶是磨蓝的星空，旁边是杯盘狼藉的菜肴和啤酒罐，身旁是醺醺然的朋友，还有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夜声，对面的富士雄有几分腼腆，不停搓着双手，似乎那双手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那一刻，我万万想不到，就是这位日本米店老板，代表日本社会正式接纳了我，让我在日本能够立足、发展，乃至改变了我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