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东来顺那顿涮羊肉让我跟他吃出了交情，也让我有了可以向他张嘴求援，搞一张彩电票的资本。
他把我带到了东来顺，已经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儿在那里干等了。看到我们到了，其中一个很肉感的女孩子撅了嘴扭着身子撒娇：“你怎么才来啊，让人家等半天了。”
另一个骨感的女孩子相对稳重一些，还客气地朝我点点头。
“这个，小青，我的女朋友。这个，小白，你的女朋友。”
我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跟刘老三订婚，况且，长这么大今天我还是头一次跟这位小白见面，怎么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了？传出去，让我爸爸我妈还有刘老三知道了，还有我的活路吗？我连忙谦虚推辞：“对不起，对不起，我已经有对象了。”
他们几个都哈哈笑，他对小青小白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这个哥们绝对单纯。”
那会儿，“单纯”这个词儿是带有贬义的，是傻帽的近义词，可惜我不懂。到后来也还没有弄懂的是，他怎么样把那个小青小白凑到一起的，听着像白蛇传，不知道是他有意凑的，还是碰巧了一个青一个白。我本打算过后问问，别的事一搅合也就忘了。
那天吃得还真不错，我也算是难得的解了嘴馋，给肚子贴了贴膘。饭后，他带着我去会朋友，他让我跟小白打车，他的摩托车后边要驮小青，我舍不得花打车费，推辞不去了，他马上瞪圆了眼睛说我看不起人，哪有吃了嘴一抹就走的，怎么着也得陪他会会朋友：“今天当着小青和小白俩丫头的面，你可别跌了咱哥们的份儿。”
我只好上车，还好，他掏出二十块钱，塞给了出租司机，我想客气，转念一想，穷人跟富人客气，那才是真正的“单纯”，于是我也就装聋作哑，没吱声。
上了车，他对司机说了声：“跟在我后边。”便跨上摩托车，驮着那个小青，一溜烟地朝东边跑。我们坐在出租车上，小白往我身上蹭，我吓得直躲，小白吃吃笑，最后我退到了门边上，实在退无可退了，小白乐不可支，笑着骂我：“德性，谁找了你，可算有福。”
我连忙告诉她，我真有对象了，她哈哈大笑：“你真以为谁看上你了？逗你玩呢。”反倒把我弄了个下不来台。
跟着他的摩托，我们来到了一个学校的操场边上，正在放假，操场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下车以后，他才告诉我，他约来的是那几个“孙子”，我问他哪几个“孙子”，他说就是上一次仗着人多揍他的那仨人。我这才明白，他今天找我来，是倚仗我给他找回场面的。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能撤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刚刚吃完人家的涮羊肉，碰上事了，不能不给人家担事儿。这起码的规矩和惯例我还是懂得的。
片刻，从墙上翻下来三个打扮跟他很相近的小子，照面以后就开始破口大骂，不是骂他，是骂小青，骂小青贴他的边，跟他们掰了。刚开始我也没吱声，后来他也加入战团，小白也帮着骂，小青更是不让份儿，北京姑娘伶牙俐齿，损起人来，能把人身上的肉刮掉一层。那三个公的，还真骂不过这俩母的，骂不过，就扑上来动手，一个男的，看样子是唱主角的，伸手就来抓小青的头发，小青手疾眼快，一闪身躲到了我的身后，拿我当了盾牌。
我只好充当盾牌：“几位，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干吗对女孩动手？好男不跟女斗，懂不懂？”
我一眼就看穿了这几个小子的底数，都是没什么底火的混混，街头打群架、混搅蛮缠还成，真要打，别说他们仨，就是再来十个，我也能打个三进三出让他们满地找牙。所以，我对他们说话也就不客气，我底气比他们足。
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正眼瞅我，其中一个嘴贱，一张口就侮辱人：“你干吗地？就是公鸡拉来助拳的？造性，谁裤裆漏了，掉出来你这号的。”
我既然明知今天不见真张不好脱身，也不多话，左手一扬，趁他本能躲闪的时候，右手一正一反眨眼间就正反贴了他两个大饼子。他一下就懵了，捂着两边的腮帮子回不过神来，我教训他：“出门把牙刷干净，我最不愿意听脏话。”
他们明白过来之后，有了几分忌惮，没敢马上反扑，鞠红旗最可笑，弯身捡来一块砖头，耀武扬威：“爷今天就用这块砖头拍死你们三个孙子。”
小青和小白也在一旁擂战鼓叫阵：“拍死他们，拍死以后种地里，明天这块地场狗尾巴草保证长得又肥又壮。”
我却想，不能真的跟着几个混混动手，太不值当了，我练了半辈子的武功不是用来打这种人的，刚才那个家伙如果不是一上来就骂人，尤其是骂我，我也根本不会主动扇他大耳光。吓退他们，给鞠红旗找回脸面也就算了，便从鞠红旗手里抓过那块砖头，暗暗运气，用中指食指朝砖头狠狠跺了下去，砖头顿时一裂两段，两方面的人都愣住了。
“大哥，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在天桥玩硬气功的山东许的传人。”对方那个主角识破了我的来路。
我在这个时候只能见好就收，赶紧笼络人心，争取和平解决：“我也看着你眼熟，怎么跟我哥们咬起来了？都是朋友，为了个对象打得你死我活至于吗？”后面我差点冒出来一句：“为个女人，值得吗？”猛然想到这句话出来，会得罪那两个伶牙俐齿的女孩，连忙住嘴，硬生生地把后面那句话憋了回去。
“公鸡，算你有本事，能把许爷请出山，算你腕大，今天你说怎么着吧？”明知打不过，对方也就不再斗狠。
鞠红旗说：“你说啊，你丫不是挺狠吗。”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把鞠红旗叫公鸡，不管他们怎么搅合，这趟浑水我不能涉得太深，我跟他们不一样，没功夫陪他们玩。我便插话：“哥几个，美帝苏修现在跟咱们国家都成朋友了，哥几个不都在北京这个城圈子里混这吗？不就因为小青吗？问问小青，小青愿意跟谁就谁，强扭的瓜不甜，强压牛头不吃水，这个道理哥几个应该都懂。”
我现在话说得越中立，越有利于他们和解，说实话，对他们那一号人，我见过得太多了，跟他们纠缠，真的很浪费我的时间。我紧接着问小青：“小青，他们都是为了争你，好女百家求，好花千家养，你说说，你跟谁？”
小青眨巴眨巴眼睛，品着我这话听起来挺顺耳，马上说：“我跟谁好这是我的自由，谁也干涉不着，我现在就是跟着红旗了，至于以后怎么着，还得看红旗的表现。”
我过去拉对方的主角，估计就是他跟鞠红旗拈酸吃醋争小青引发的冲突，把他按住了，事情也就了了。看到我过去拽他，他吓坏了，扭头就跑，却跑不过我，我拽住他：“哥们，别跑啊，我来就是做个见证人，我又不是帮着谁打架来的。”
挨了我打耳光的人嘟囔：“还说不是帮着打架的，上来就抽我。”
我笑了：“哥们，你想想，是不是你一上来就骂我？你不骂我我揍你干吗？你给我道歉，我也跟你道歉，咱俩扯平成么？”
他不好意思笑笑：“您许爷是名人，我一无名小卒，对不起了许爷，哥们有眼不识金镶玉，骂了您，给您道歉了。”
我也半开玩笑地学他：“这位爷，您是名人，我一无名小卒，您骂了我，我打了你，哥们有眼不识金镶玉，给您道歉了。”
众人哈哈大笑，让我拽住的对头说：“许爷，您仗义，改日我请您，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被人称作“公鸡”的鞠红旗这个时候开始装正面人物：“几个哥们，我跟小青是真心相好，这也是小青自愿的，刚才你们也都听说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哥几个要是认许爷的面子，咱们就一起请，刚才鸭子说得对，不打不相识么。”
我这也才知道，对方那个主角叫“鸭子”。鸭子当下就征求我的意见：“许爷，怎么样，东来顺涮羊肉去？”
公鸡说：“刚刚涮过了，我看咱们前门全聚德，怎么样？哥们我买单。”
鸭子说：“那叫什么话，我说的要请许爷，你买单，那不是骂我呢，还是我来。”
不管谁来，反正我吃，于是一伙人就跟我们国家和美帝、苏修一样，一转眼又从敌人变成了哥们，吵吵嚷嚷的跑到前门大街吃全聚德。跟着公鸡、鸭子，一顿烤鸭吃下来就都成了朋友哥们，我也跟鸭子他们习惯了，开始把鞠红旗叫公鸡，觉着这样叫更适合他。
从那以后，公鸡跟我就成了朋友，他对我佩服透了，几次说要跟我学硬气功，我让他再减去二十多岁再提这茬，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是从三岁开始练的，你现在多大了？
想着找他帮忙搞电视机票，我就抠他的呼机，他很快回了电话，问我啥事，我告诉他，想帮着我妈我爸买一台彩电，没票，看他有没有办法。我没好意思说是我自己要买，求他搞票，打着我爸我妈的旗号，显得我有孝心，还能让他更重视。
公鸡有个好处，破车好揽载，什么事找到他那儿，他都先应下来再说：“许哥，就这么点事啊？你等着吧，三天给你回话。”
我知道他那个毛病，激他：“你可别拿我打忽悠，说定了，三天给我回话，有没有都别闪我。”
他在电话里给我赌咒发誓：“许哥，要是搞不到那玩艺，你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的搬走，什么事么，不就是一台彩电吗？日立原装二十吋，可以吧？”
太可以了，怎么能不可以呢？比我的预期更可以。这件事情他办得非常利索，第二天就骑着摩托车跑到天桥找我，告诉我彩电搞好了，让我跟他去提货：“出国人员服务部搞的，要什么票，我说过了，不就一台彩电么。”
我赶紧收拾摊，到银行取钱，然后坐了他的摩托车跑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他拿了一张证明，到柜台上让人家验证了一下，然后就让我到柜台上去交钱：“妥了，一千四百五十块。”
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我原想着他能通过他爸爸从那些老干局之类的地方打着他爸爸的牌子，搞到一张彩电票，然后拿着票再到指定的商店提货，没成想他居然领着我直接就到了这里提了货。
“告诉你吧许哥，你知道什么是出国人员服务部吗？就是出国的人，回来的时候按照政策可以带一两样国外的电器回来，免税，为了避免麻烦，回国以后可以到这里直接提货。”
我这才知道，有一些经常出国的人，就钻这个空子，每次都带家用电器，回国以后加价卖掉。他就是找了这样的人：“那人也是我的哥们，对我胃口不大，再给他两百块钱就成了，就算花两百块钱买张票。”
这也太便宜了，我算了算，一共是一千六百五十块，如果拿的是特供的彩电票，在商店里要一千五百块一台。这才多了一百块钱，而且保证是原产地的原装货。
“你也别觉得便宜，那帮家伙在国外买的时候比这还便宜，向这台原装日立二十吋，在日本也就是八九百块人民币，他这是赚了两道呢，所以，也没必要领他的情。”提货的时候，公鸡这样对我说。我又给了他二百块钱，然后他就雇了一台黄面的，给了司机二十块，让他帮着我把这台大彩电搬回家去。
好事往往不见得能得到好结果，这台彩电买得全家闹了一场大大的不愉快，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就在商店买一台国产的小黑白算了。
7、那天，我把大彩电搬回家的时候，路上就激动得要命，恨不得抱着大彩电亲两口。到了家，我爸我妈也高兴得了不得，嘴上抱怨我不该花那个钱，实际上却手忙脚乱的帮着我拆封摆机器。其实，我们家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买这种大彩电，里间是我跟刘老三的卧室，外间隔了一个过道，我爸跟我妈的房间也并不宽敞，折腾半会儿，才在屋角的箱柜上把这台大彩电安顿下来。
安顿下来才想到，还得要装天线，没天线大彩电还不如半导体收音机。那会儿，还没有闭路电视，更没有数字电视，看电视全靠在屋顶上竖长得跟鱼刺差不多的天线。这个时候谁还能耐得住劲等到第二天，我立马跑到外边商店里买天线，天线买来了，我爸爸已经找妥了竹竿，然后我爬到屋顶上，把天线竖了起来。天线竖起来了，还得有人在屋里调电视，屋顶上还得有人转天线找信号。我爸爸不会调电视，让我在屋里调电视，他爬到房顶上按照我指示转动天线信号。我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会儿精神百倍，爬到房顶上嚷嚷呵呵地跟我对话，我们俩一个房顶，一个屋里，谁也听不见谁说什么，我妈就站到院里当传声筒，我说往东边，她就朝房顶上喊：“往东边！”我喊“朝南边点”，她就朝房顶上喊：“朝南边点”。过往的街坊一看就知道我们家买电视机了，纷纷打招呼：“许大爷，买电视了？”我爸就站在房顶上乐呵呵地告诉人家：“买了，大儿子买的，日本原装大彩电。”
那个时候的情景至今我想起来仍然觉得感动、温暖、幸福。我爸爸，我妈妈，因为我能买得起一台大彩电而兴高采烈，他们觉得，这个儿子给他们长脸了。晚上我们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台彩电竟然能够引起家里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
我老婆怀了孩子，每周都要往返安新和北京，这一周回到北京，看到家里买了彩电，有点惊讶，晚上睡下了就偷偷问我，彩电是我买的，还是我爸爸买的。我说是我买的，我爸爸要是有钱，早就买了，还能等到今天。我老婆便问我哪来的钱，我说给别人推拿按摩挣的，还差点，跟朋友又借了点。我问她，是不是嫌我把彩电放我爸我妈屋里了，她说不放爸妈屋里，往哪放？你也太小看人了，我怎么会计较那些事儿。我是担心孩子出生了，你又欠了债，孩子怎么养。
我说了句大话安她的心：“你放心，我的老婆和孩子，我不敢吹牛比别人过得好，可是，起码我不会让他们过得比别人差，别人没有的，他们不见得能有，别人都有的，他们也一定会有。”
我老婆听了我的豪言壮语挺感动，钻到我的怀里，没说话，拽着我的手摸她肚子里的孩子。孩子好像知道我这个父亲在抚摸他，不知道是用拳头还是用脚，在他妈妈肚子里朝外边杵了两下，跟我打招呼。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幸福，我紧紧搂了刘老三，把刚才的豪言壮语又重复了一遍。现在，我彻底放心了，我妻子总算放弃了打掉孩子的想法。这台大彩电赋予了孩子出生的权利，因为，这台大彩电意味着我有能力让我老婆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星期天，我弟弟照例跟弟媳回家来看我爸我妈，顺便吃饭。每到星期天，我爸我妈必然要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跑菜市场，回来以后就开始切剁洗剥，准备午饭和晚饭，我弟弟两口一般都是吃过午饭再接着吃晚饭，吃完晚饭了，再带一些生熟食回家。
我老婆怀孕，回到家里，我爸妈不让她干活，所以星期天她可以多睡一会儿，就躺在**没起来。我弟弟和弟媳妇一进门，我妈赶紧说你们快过去看电视，谁都别动手，有你爸爸给我打下手就够了。我弟弟跟我弟媳听到我们家买电视了，可能没想到能买那么高级的大彩电，一进到我爸我妈的房间就大惊小叫起来：“哈，这么大个的彩电，谁买的？”
我爸爸正在帮我妈摘菜，随口说了一声：“还能谁买的，你哥哥。”
我弟弟出来对我说：“哥，没看出来，你还真有钱啊。”
我也随口说：“现在谁还没个买电视的钱，关键就是看舍不舍得买。”
我弟媳接口说：“哥，你可太高估我们了，我们就没钱买，要有钱，早就买了。”她说这话倒也是真话，他们俩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可惜，工资低，两个人加一块每个月不到两百块，刨去吃喝花销，要想买台彩电，不过几年苦日子，很难办到。
我妈妈说：“你哥也没钱，自己攒了点，又找朋友借了点。”
我弟媳就有点酸溜溜地：“还是跟爸跟妈一起住好啊，名利双收，爸，有钱也借我点，我也买台彩电。”
这话说得很不中听，刚好我老婆听到他们来了，连忙从**爬起来，出来打招呼，听到我弟媳这话，就解释了一句：“你们别误会，没用咱爸拿钱。”
我弟媳乜斜了她一眼，“哼”了一声说：“没拿钱，你们还能那么好心，把彩电放爸妈屋里？”
我老婆又解释：“我们屋太小了，也没地方摆，放爸妈屋里，大家看着也方便。”
我弟弟也觉得他媳妇说话太过分，连忙和稀泥：“就是，我哥属于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整天在大街上喝风淋雨晒太阳，挣那几个钱也真不容易，哥，你对咱爸咱妈够意思，向你学习了。”
我弟媳付却撇撇嘴：“爸没事就帮着哥撂摊儿，站场子，挣来的钱都进谁的腰包了？好像谁不知道似的。”
我爸爸自始至终闷着头没吭声，这个时候插了一句话：“我到天桥是找老哥们卖呆去了，没帮谁挣钱，要帮也是帮倒忙。”
我弟弟又说：“就是，爸闲着也没事，天桥是他站了半辈子的地场，过去找老哥们怀怀旧，挺好，你别瞎想。”
我弟媳妇却不是个轻易可以让她住嘴的人，她跑到我爸爸身旁：“爸，你歇着，我来。”
我爸爸正在帮我妈摘菜，沾了满手凉水，就说：“你别沾水了。”
我妈也说：“老二家的，你别动，怀着身孕呢，啥都别管，去回屋看电视去，等着吃就成了。”
弟媳妇马上说：“看看，我说么，还是跟爸妈住一块好，有彩电看，还有不花钱的老妈子伺候着，”说着，掐了我弟弟一把：“就是你笨，爸妈白生你这个儿子了。”
正常情况下，在我们聚在一起瞎扯聊天的时候，我爸爸轻易不说话，默默地、笑眯眯地听着。今天气氛不对，我爸爸虽然不插话，脸却拉了下来。
我老婆这时候有点沉不住气了：“那好啊，你们搬过来还是我们搬过去？你们也跟爸妈住住，省的好像我们沾了多大光似的。”也难怪我老婆说这种话，当初，要住楼房，是他们两口子要求的，我作为哥哥，让了他们，结婚成家就跟我爸爸我妈妈挤在这大杂院的小平房里，现在，这倒成了他们的话把儿。
弟媳妇内心里头当然不愿意跟我爸我妈住一起，结婚成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空间和行为的自由，不管怎么说，跟长辈住在一起，毕竟不如自己住可以那么随便、自在。尤其是居住环境狭小的情况下，相互间的制约、限制还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带来的难以避免的摩擦，都会让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可是，当我老婆用话别她时候，她却一点退让、休战的意识都没有。刚结婚的时候，她还比较收敛，回到家里客客气气的，显得也挺懂礼貌、挺懂事，自从怀上了孩子，就成了家里的功臣、主子，颐指气使，对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喜欢指手画脚。
听到我老婆那么说，她马上还击：“好啊，那就换过来，我们跟爸妈住，你们单独过。”
我爸爸是老公公，不能对她说什么，我是当大伯哥的，也只能顺着她不好跟她计较，我妈妈则自觉自愿地给两个儿媳妇当老妈子，尤其是两个儿媳妇几乎同时怀了孩子以后，她就更加处处小心呵护，时时倍加关怀，根本就有一点当婆婆的威势。我弟弟更是对他的老婆俯首贴耳，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出面制止他老婆的无礼挑衅。
贫穷是罪恶，它不但让人生活窘困，朝食暮蹙，还能剥夺人的自尊、自信。我想，我们家人之所以对两个儿媳妇殷勤、周到、关怀，甚至到了逆来顺受的程度，根本上还是因为贫穷。贫穷，让我们家娶儿媳妇的时候，不能像有钱有势的人家那样豪奢、排场的把儿媳妇迎进家门。这让我们家人心理上总觉得欠儿媳妇的，我们是债务人，媳妇是债权人。
在场的诸人中，唯一能够跟弟媳妇平等对话的就是我老婆，于是她就针锋相对，抓住弟媳妇的话头，谁也不会让份儿：“好啊，青天白日头，你说的话可别不认账，换就换，老二，你说说，怎么个换法？是你们住过来，还是爸妈住过去？”
她这话是问我弟弟，希望我弟弟这个时候能出面斡旋，让大家都能下台。我弟弟如果稍微有点头脑，这个时候说一句：嫂子，别当真，话赶话的事儿。或者说一声：爸妈愿意跟谁就跟谁，别人谁也没权力决定。无论怎么说，都比他说出来的话强：“既然这样，换就换呗。”
我们都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如果真的就因为这样话赶话，我们兄弟俩换防，不管是我们住到楼上去，还是我爸妈住到楼房跟他们一起过，折腾的都是我爸我妈老两口。
我爸爸一直没吭声，这个时候突然把手里正在摘洗的菜脸盆扔到了院子里：“今天没饭吃了，都滚蛋，我们哪也不去。”
我弟弟和弟媳妇走了，我的心里空落落地不是滋味，我老婆错了吗？我不能说她错了，她仅仅是说了我们没有勇气说出口的话。我弟弟和弟媳妇错了吗？也没有，他们的怀疑是有正当基础的：以我的经济能力，突然大手笔买一台大彩电回来，而且放到我爸我妈的房间里，他们不相信，一般了解我经济实力的人可能都不会相信。话再说回来，如果我，或者我父母是有钱人，一台彩电又算得了什么？我在买的同时，给我弟弟也买一台，又算得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穷字。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家庭又何止不是百事哀呢？
最终，我们买来彩电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家人就这样不欢而散，闹了个没趣。本应该高兴的事情，到了我们这样的穷人家里，稍不小心，反而会成为矛盾的激发点。从那以后，我弟弟和弟媳妇就再也没有回家。一直到半年多以后，我老婆生了儿子，吃满月酒的时候，我亲自上门邀请，我弟弟两口子才算给了面子，带着贺礼跟我们一家重新坐到了一张桌上。又过了两个月，我弟弟也有了儿子，我看着那个胖胖的可爱的小侄子，衷心的渴盼，我的儿子跟我弟弟的儿子，能够过上不因为贫穷而导致家庭失和的日子。
8、我的儿子，我生命的延续，我一生的最高成就，我对外的一切希望和寄托，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当我第一次抱着柔嫩的儿子，看着他清澈如水的眼眸，我心里涌动的情感难用语言表达。把她们母子从医院接回家的当天晚上，我躺在临时搭盖的地铺上，听着**我妻和我儿平静的呼吸，听着我儿子偶尔的呢喃，听着妻子给儿子喂奶时候轻声的亲吻，我的温情如水，感激和柔软把我的心浸泡成易碎的软木，我含着泪，暗暗地向上苍发誓，我一定要穷此今生，用尽我的一切心力，让**的这个女人跟这个孩子今生幸福。
然而，什么是幸福呢？我那会儿没有认真去想，即使认真去想，没有经历过，也想不清楚。如果我那会儿懂得，每个人的幸福感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幸福点位，那么，我也许后来就不会走现在这条路，也许我的人生就会比现在平稳，我也许就不会遭受那么多至今回想起来还让我痛心疾首的磨难。可惜，生活没有也许，因为经历过的生活不能修改、不能复制。我那个时候，误以为摆脱贫困，创造财富，就能得到幸福，误把财富当成了幸福。
儿子在并不富裕，有时候甚至还很艰难的日子里成长。妻子最难的事情，就是要在安新县城和北京两头跑，哺乳期间，她只好随身携带着儿子。过了哺乳期之后，儿子就交给了我的父母，这又引起了家庭内讧。父母日渐衰老，带个孩子，非常吃力。我们一家人在贫穷窘迫、夫妻分居、朝不保夕的处境下艰难度日。绞尽脑汁能过得好一点，这是我们每天都在本能追求的目标。我们那个时候好一点的具体标准就是老婆能回到北京，孩子能跟别的孩子一样，上托儿所，喝进口奶粉，能搬进好一点的房子，不再在这所阴暗潮湿越来越破败的大杂院里住着。
现如今想起来我仍然会觉得鼻酸。那会儿，因为买不起奶粉，我爸爸看到有农民每天早上拉着两只母羊，来到我们胡同口，吆喝着卖新鲜羊奶。我爸爸跟他联络好了，每天给我们家送羊奶，然后熬好了给孩子喝。羊奶非常便宜，每个月只要给农民五块钱就保证天天早上把羊牵到家里，当面挤一茶缸羊奶。
我弟弟他们过得也并不富裕，夫妻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先富起来的款爷一条烟钱。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剧团又面临着改制，由事业单位改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这样一来，像我弟弟我弟媳他们那样的龙套演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放假回家，拿个最低生活保障，变成路边的野草，自生自灭，听天由命。现在回想起来，现实的贫困，预期的危机，足以让这小小的一家三口惶惶不可终日，心情的忐忑和希望的破灭，任何人也会变得狂躁不安。
我小侄子原来一直放在剧团托儿所，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入托免费。可是，由于改制，托儿费这一块没人支付了，剧团托儿所只好向家长收，我弟弟他们每个月的生活捉襟见肘，哪里还有余钱交托费，只好自己带孩子。然而，面临单位改制，下岗放大假，谁也不敢自由散漫，工作时间在家带孩子，于是他们就想把孩子交给我的父母。
我儿子喝不起奶粉，从小就喝我爸爸从农民那儿订购的羊奶，看着寒酸，想着辛酸，却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奶鲜，营养价值高，绝对无污染，所以，那两头母羊反而把我儿子喂养得肥肥壮壮。我侄子从小在托儿所，也不知道是托儿所的问题，还是父母的问题，却一直胖不起来，瘦伶伶的活像一颗豆芽菜，这也让我弟媳妇愤愤不平。在把孩子送给我父母带之前，他们已经流露过这个意思，我爸爸照例不表态，不吭声，我妈妈委婉地说，她和我爸爸现在年龄都大了，带着我的孩子就已经够吃力操心了，如果他们也把孩子送过来，他们老两口累点忙点都没什么，就是孩子如果带得不好，他们俩不能埋怨。
我妈的意思是，把丑话说前面，别到时候他们把孩子送过来了，又挑毛病，我妈也知道我弟媳妇是事儿妈，特别矫情难缠。他们却把我妈的意思理解为推托不给他们带孩子，我弟媳妇脸当时就拉了下来，我弟弟也不太高兴，指责我妈说：都是孙子，怎么还带这个不带那个的。
我弟媳妇冲我弟弟发作：“谁知道你是不是人家亲生家养的，走，我带，我自己带。”说完，拽着我弟弟，抱着孩子就跑了。
那个时候，我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天桥那块市场已经无利可图，经常我在那儿守候一整天，也没有什么进账。我在武术协会担任理事，在天桥凡是本地户口的武师那会儿也都加入了武术协会。作家协会是文人墨客的群众性组织，却属于政府系列，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作协主席还是政府官员，作家还能拿着工资写作，写出来的东西发表了还能赚稿费，两头挣钱。武术协会是武术家的群众性组织，却没人管，政府也没有财政预算给武术协会，我们这些练武术的只能野生野长，死活听天由命。
现如今，武术协会知道我们这些在天桥表演武术的人处于困境之中，既想拉我们一把，也想趁机找政府说说理，就给有关部门打了报告，说我们这些人，身上都积累着中国武术的传统文化，如果就这样让我们自生自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损失，因此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著名武术家们的生计问题，将武术协会和作家协会一样列入事业单位体制，拨给经费云云。
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个报告还真得挺重视，可是看穿了武术协会趁机为自己要地位、要待遇的目的，没有批准把武术协会纳入事业序列，却拨了一笔专项资金，作为成立武术表演团的启动资金，由武术协会代管，表演收入自收自支。这个批复把武术协会气得够呛，武术协会生气也确实有道理，凭什么那些作家拿着政府的津贴，出版了书、发表了文章还照拿稿费、版税。而武术家却没有政府发的津贴，还得靠卖艺为生？最可气的是，武术协会过去虽然没钱，可是也清闲，想做点什么事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现在麻烦来了，还得照应着武术表演团。
气归气，政府有关部门的指示还不能不执行，况且人家毕竟还是给了钱。于是，我便也作为“知名武术家”被收罗进了武术表演团，规定每个月固定一百块钱，表演收入再按比例提成。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国家推行价格体系改革的时候，所有物价都在飞涨，这一百块钱，给孩子买奶粉和尿不湿都不够。可是，不干又不成，不干，连这一百块钱都挣不来。
我那会儿正在一家合资企业当保安。在公司所有行当里，保安是仅次于清洁工的低级别员工，见到那些西装革履昂然阔步的高管人员，要立正敬礼，而且，工资特低，每个月不到一百块钱。有时候我想，我爸爸按着我练了一辈子武，现在这一辈子的苦练才值一百块钱，不能不让人从心底深处感到悲哀。
我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一直没有完成，就是我妻子调回北京，成为北京人民的一分子。我利用所有关系，求别人把我妻子调回北京，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没有钱办不成，那会儿钱要得并不多，两三万，可是我连两三千都拿不出来。
我那个时候正在承受生存的煎熬，提到表演团我由不得苦笑，那种玩艺我自小跟着我爸爸玩了半辈子，玩到现在却还连养家糊口都难。我曾经暗下决心，那种走四方、拜八面的生活方式我再也不干了。想不到命运弄人，最终我还是不得不重操旧业，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似乎看见命运之神在冥冥中朝我作鬼脸儿。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混到菜篮子都空了的时候，谁也会产生捞稻草心理，只要捡到筐里都是菜。我抱着有枣没枣都捅一杆子的侥幸心理，顾不得自己曾经痛下决心再也不加入什么鬼表演团的誓愿，辞掉了保安，加入了这个半官方组织的武术家表演团。平心而论，这个打着中国武术家表演团招牌的半官方组织还真的汇集了当时很多知名的武术家，每个武术家打出的牌子也很亮眼，有“中国武当太极第一大师”、“中国少林拳掌门大师”、“中国南拳王”、“少林程唯一传人”等等，我的招牌是“中国首届全国武术大赛全能冠军传人、硬气功大师”，我的招牌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时代背景，不知道的人，弄不清楚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次武术大赛。
刚开始，表演团着眼于国内市场，张罗着全国各地乱跑，到处给人家表演，演出效果居然还比不上过去我爸爸组织的草台班子。中国人民都让歌星、笑星那帮人给迷了，那些人走穴，一趟十万八万的挣，我们一个团一趟能挣个万儿八千的都费劲，有两次，连路费都亏了进去。用协会主席兼表演团长黄大满的话说，我们是死不了，活不旺，拖到哪天算哪天。黄大满跟我年龄差不多，很像梁山一百单八将中的宋江，功夫不怎么样，人缘好，热心肠。
钱挣不来，大家就有些心灰意懒，有一些走了别的门路，不再对这个团体感兴趣了，还有一些人，比如我，没有别的门路，只能瞅准了那每个月一百块钱，硬扛死熬。眼瞅着这个半官方的中国武术家表演团也重蹈我爸爸那个草台班的覆辙，一哄而散的时候，黄大满不知道通过什么鬼门路，居然跟外国人勾搭上了，说是澳大利亚邀请我们出国表演。
我们对这件事情都不太热心，觉得那是没谱的事儿，一者在国内都没人看，路费亏进去，好赖还能打电话朝家里要，起码能跑回北京。到了外国，要是把路费亏进去，回不来，我们就流落到异国他乡，成了四处游**的孤魂野鬼了。二者，那个时候说出国，感觉就像上月亮一样不太可能，不太现实。
黄大满却信心百倍，立刻上书有关部门，说是我们要出国以武会友，作国际文化交流。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怕上纲上线，只要能上纲上线，没理也能变得有理，什么事都怕沾上外事，周恩来早年就说过：外事无小事，沾上了外事，屁大点事都能变成泰山。黄大满拿着对方的邀请函，又写专题报告，还真从政府手里骗来了一笔制装费，借来了一笔路费。说好，路费从表演所得里边扣，挣了钱回来要归还。
“还个屁，哪有老百姓给政府还钱的，政府欠老百姓的太多了。”黄大满拿了支票得意洋洋地嘀咕。
不管怎么说，能出国一趟，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管能不能挣钱，有人掏钱到国外去逛一趟，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出国的事情真正办成了，大家纷纷报名加入，就连原先已经不再到团里混秧子的，也争着闹着要去。名额有限，只能去二十个人，我们原来有三四十人，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最终确定了二十个人。我心里有数，别人谁去不了，我也得去，所以我也没费劲，既没说好话，更没送礼，黄大满就把我的名字给圈上了。
上飞机的那一刻，黄大满说的话我印象深极了，永生难忘。进机舱之前，他在舷梯上回过身来，对着机场大声喊道：“中国人民拜拜了，看我们的武术表演，你们不配，你们只配看歌星唱曲儿，小丑跳梁儿。”
这话说得很不吉利，好像我们偷渡再也不回来了似的。弄得我一路忐忑，真怕这家伙跟外国人有什么密约，把我们这帮人给撂到了国外。
9、澳大利亚那场演出，我精神受到的冲击只能用震撼两个字形容。我们在澳大利亚去了悉尼和墨尔本。从小到大，我接受的一切教育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腐朽、最没落的社会。去了一趟澳大利亚，我才明白，那三分之二说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我们对党和政府的话理解上有偏差。资本主义社会的确腐朽，人人让牛奶面包喂养得又肥又壮，这种体型很难长寿。资本主义的确没落，大街上汽车跑来跑去见不着几个步行的人，有腿不走路能不没落吗？
最让我震撼的还是他们对中国武术的热情和痴迷。在国内，我的同胞们对国粹已经弃之如敝履，就如黄大满说的，我们的同胞只配听歌星唱小曲，只配看小丑耍猴儿，还把那叫做笑星。而我们这种凝聚了中国人数百上千年智慧、文化和精气神的武术，却沦落到了只能在大街上表演，其情其景跟沿街乞讨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这远离中国数千公里的澳大利亚，我们却掀起了一股中国武术的热潮，演出场场爆满，票价比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大片还贵。
那是一次成功的演出，澳大利亚各大报纸、电视台追着我们屁股后面采访报道，我们还没回国，消息就已经传回了国内，我们得到的奖励是，来回的机票领导给签单报销了。黄大满呵呵大笑：“告诉你老许，来往机票本来合同上说去的时候我们自负，回来的时候由邀请方负担，这次演出效果太好了，他们一高兴，把我们往返机票都给管了。”
我问他：“机票钱政府已经给报了，怎么办？”
黄大满呵呵笑了：“你傻啊？给大家伙分了。”
那一回，连演出提成加私分的机票钱，我拿到了一万多块，这对那个时候我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收入。那年月，家里有一万块钱，号称万元户，就是富翁。那一万多块钱我一点都没有吝啬，全都用来打点关系，又硬逼着公鸡，就是鞠红旗，跑关系找人，总算把我老婆从安新县调回了北京。
家里家外，那段时间是我们的辉煌时期，虽然很短暂，却也让我大开眼界，心也变得野了起来。我们先后又去过非洲、新、马、泰等国家，欧洲去了俄罗斯的莫斯科，那会儿莫斯科正乱着，演了两场，形势不对，赶紧往回跑，没挣着钱。
出国的机会多了，慢慢就没了第一次出国的新鲜和机动、紧张，却也让我萌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天方夜谭式的欲望：我也要出国，到国外闯**一番，让我爸我妈我的老婆儿子还有我弟弟一家三口，不再作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也能过上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活。
我开始捉摸着出国，可惜，那会儿出国实在太麻烦，国内的手续先不说，就是国外需要担保人这一条，就把我彻底难倒了。那个时候，象我这种情况出国唯一的理由就是自费留学，然而，中国人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要有那个国家的居民担保，保证你不犯罪、不滞留、不非法移民。
我暂时没有机会出去，但是这个念头却像无形的钉子钉在了我的心头，时不时冒出来搅和得我心神不定。
那天我弟媳妇把孩子扔给我父母的时候，刚好是我又一次出国碰壁，我申请到加拿大，别人都说加拿大属于移民国家，对移民管控很松。可是，我仍然遭到了拒签。心里本身就不痛快，一回家又碰上家里那一摊烂事，我老婆正在跟我弟媳妇吵架。原来，我弟媳妇把孩子扔给了我爸妈，出门的时候碰上了我老婆，我老婆不知就里，还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回来了，怎么就走啊？吃过饭再走，都到饭点上了。”
妯娌之间，历来如此，今天吵，明天好，她们俩虽然经常发生龃龉，心里也都有隔阂，面上却还都装得挺好。我弟媳妇“哼”了一声说：“不吃了，让老太太老爷子带孩子就够他们辛苦了，还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做饭吃。”
我老婆还不知道她已经把孩子扔给了我爸妈，以为她是在挖苦、讽刺自己让公婆带孩子，便反唇相讥：“是啊，老太太老爷子的饭你们也没少吃，我们好赖还交了伙食费，你们连伙食费都不用交，白吃。”
我老婆自恃打小在这个院里长大，跟我们家一家老小都是世交，在我爸妈跟前也比较随便、亲近，对我弟媳潜意识里难免外人感觉，尤其是他们经常回家蹭吃蹭喝从来不交钱，更是忍耐已久，过去有时候也会在我爸我妈跟前抱怨，我爸我妈也劝她，说给你带孩子了，没给老二家带孩子，就权当让他们省几个托儿费吧。今天，弟媳妇说出那种话，我老婆也就趁机被憋在肚子里已久的不满发泄了出来。
弟媳妇冷笑：“你们交伙食费？吃的用的比交的还多，这个账谁不会算？别的不说，爸妈的人工费都比你们交的那几个饭伙钱多得多。”
两个妯娌在院外边龃龉争吵，刚好我回家碰上了，两个人就都冲我来了，让我给评理。我自己还一肚子委屈烦恼，哪有心思掺合她们俩老娘们的事儿，况且，我也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便冲她们俩说了声：“要吵架回屋里吵，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说完后，我就进院回家了。
她们俩顿时把矛头都转移到了我这边，弟媳妇认为我向着我媳妇，给她撂脸子撂话，我老婆觉得我作为丈夫即便不能当着弟媳妇的面帮她，起码也不应该给她撂脸子撂难听话，让她当着妯娌的面下不来台。于是，两个女人一起返回家来，一起冲着我发火，嚷嚷个没完没了。我一个老爷们，又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老爷们，只好退避三舍，一溜烟的跑出门来，把一摊麻烦扔给我爸我妈去善后。
我一个人在护城河边上踟蹰倘佯，那会儿我心里烦透了，婆娑碧绿的杨柳，潺潺奔流的河水，还有头顶上瓦蓝瓦蓝的天际，在我眼里都只有黑白两色，如果硬要再加上点别的颜色，那就是由黑白混合而成的灰色。我坐到了护城河栏杆上，心里烦乱成一团乱麻，现在，我可真成了有家难回了。不远处，有一个拾荒人，背着破烂的脏兮兮的编织袋，低头弯腰，在地上找着别人废弃的瓶子、罐子，也找着他的生存希望。是啊，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有多大的希望，跟他看这个世界的姿态有绝对的关系，如果抬头看天，他看到的将是无比悠远的白云和飞鸟，还有能把人载向世界各个角落的飞机。如果埋头看地，就像不远处那个拾荒者，那他看到的就只是脚下那一方灰黄。
我抬头看着天空，思绪却离不开我那个家。说到头来，家里的一切纷乱和争吵，根源不就是一个穷字吗？如果我们有钱，哪至于把孩子扔给年迈的父母，让父母在理应享受人生暮年那可怜的所剩无几的人生时光的时候，却还要操心受累的照看小孩？而我们的孩子，我和我弟弟的儿子，理应进入托儿所，接受对于人生而言，非常必要、重要的学龄前教育，享受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欢乐的童年生活，可是，他们仍然在大杂院里，撒尿和泥，跟年迈的爷爷奶奶在一起寻找可怜的局限于院内的欢乐。
想到这些，我觉得我活得太没价值，我是家里的长子，从小父亲就把这一家的未来、生存的希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可是，我却什么也给不了他们。沮丧，自责，让我万念俱灰，真恨不得一脑袋栽进这护城河里算了，如果不是残存在意识里的一点点公德感，怕自己弄脏了这一湾河水，怕让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伤心无靠，以那会儿我灰透了的心情，很可能做出蠢事来。
我的呼机滴滴滴滴叫个不停，我懒得看是谁在呼我，我认定肯定是我老婆或者我爸妈在呼我回家吃饭。夕阳的余晖把大把的金子撒到河面上，让这条护城河变成了斑驳的金箔，晚风吹拂在我的脸上、身上，心里的烦躁逐渐散发出去。从这儿回到我们家，步行快点也得半个小时，我实在怕回家，怕妻子绵绵不断的抱怨，于是我决定自己在外边随便吃点，尽量晚点回家，最好是等他们都睡了，那样，我能少遭点罪。
我用呼机看看时间，却蓦然发觉，刚才滴滴叫着呼我的并不是家里人，而是公鸡，鞠红旗。反正我正无聊，便就近找了个公用电话，给他回话。
电话刚响两声，他就接听了，我马上断定，他找我肯定有事，呼了我之后，就一直呆在电话边上等我回话，这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10、公鸡跟我的交往很怪，不热络，这个原因主要在我，我忙于生计，不能像他那么悠闲的没事找人扎堆瞎吹瞎逛。但是，却也不疏离，他只要有饭局，一般情况下都会打电话照会我一声，让我去当陪客。饭局上，他向别人介绍我一律先介绍我爸爸，说我爸爸是中国首届武术全国大赛总冠军。这种介绍方式有点像武协表演团的招牌，模糊了时代背景，如果有人追问首届武术大赛是哪一年，现在办到多少届了，我就得再说明一番，首届大赛也就是最后一届，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国术馆举办的。然后他接着就开始给人家吹嘘一通我的硬气功，还有我的推拿按摩功夫，把我弄得活像一个靠蒙人骗钱混饭的江湖术士。
后来，我忙了，也烦他老拿着我当展品，有饭局我也不太去。不过，我还得承认，公鸡总体上说算个心地不错的公子哥儿，虽然他没什么本事，老爹也过气没什么权力了，如果不是那么花花，把心思都放到了女人身上，他依赖老爹和自己的社会关系，不管怎么样，混得都能比我强。
电话里，他约我到煤市街老字号卤煮店见面。根据见面地点的档次，我猜测公鸡近期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那家老字号卤煮店距离我们家不远，就在杨梅竹斜街和煤市街交叉的路口，小小的店面，如果吃的人稍微多一点，就得把饭桌摆到街面上，经常碰到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干涉他们。那会儿，还没有城管这路杂牌军，占道经营、污染环境，都由居委会的老大妈和派出所的片警管。
我赶到卤煮店的时候，公鸡已经到了，照例身边跟着一个女孩子。
“小红，我的女朋友，这位就是我常给您说起的著名武术大师……”
从我跟他认识以来，我已经数不清这是他第几个女朋友了，从那个小青之后，又有过小花、小果、小蓝等等，我也知道他那些女朋友就跟身上的衣服一样，常换，所以对他的女朋友也不再像初次认得小青、小白那么当回事儿，随便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坐定之后，就问他有什么重要事。
他先反问我：“你出国的事有着落了没有？”
我那个时候急着出国，病笃乱投医，也曾经找过他，想让他帮忙找路子，在随便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弄个担保人，好能把我担保出去。公鸡也确实帮忙了，可惜在这方面他并没有超越国境的能量，最终也都没有弄成，所以，他对我要出国的事情非常清楚。
我说：“今天刚刚又被拒签一次，加拿大。”
“日本你去不？”他问我。
日本我还没有去过，这是一个全中国人都会感觉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度。
“日本可好了，经济发展比德国、澳大利亚都强，在那当清洁工，每个月都能挣三四十万日元，相当于中国五六万人民币。最好的地方是，那儿写的都是汉字，不会说话，写字都能看懂。”公鸡可能怕我对日本不感兴趣，连忙给我介绍，就像他去过一样。
我认识的人里边，已经有人捷足先登，跑到了日本，就是那位武功很差，人缘很好的黄大满。他也是跑了几趟国外，跟我一样把心跑野了，一心一意要出国，我们还一起申请过去澳大利亚，没去成，后来不知道怎么反而去了签证更难办的日本。他到了日本以后再没有回过信儿，我们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混得怎么样了。如果我去，就得找找他，都是中国人，都是北京人，也都是武道中人，如果能找得到，在日本还能相互照应着点。
我说：“我才不管哪个国家，只要能挣钱就行，你说得这么热闹，能去吗？”
公鸡兴奋了，没有直接回答我，转而催促卤煮店的老板：“快点啊，我们吃完了还有事呢。”
他最新挂上的女朋友小红撒娇：“红旗飘到日本去了，我怎么办？我不干，你要么带着我去，要么不准去。”
公鸡对女孩子特耐磨，花言巧语哄那个女孩子：“小红乖啊，你放心，红旗哥哥背井离乡到日本还不是为了你，挣了钱还不都是你的？你在国内好好等着，红旗哥哥在日本落脚之后，立马回来接你过去享福，花日元，吃日本料理。”小红便堵在他的怀里发腻，我就在对面坐着，看着真是哭笑不得。
公鸡知道我不好他那一套，讪讪笑着推开怀里的小红对我说：“许哥，叫你到这儿，不为别的，就是为个快，那些大饭店、大酒店太慢，耽误事儿。一会吃过了，你跟我回家，听我爸爸给你说。担保人已经找好了，如果你愿意，明天我们就跟他正式见面，这人是我爸爸的朋友，没问题。”
饭后，我跟着他到了他们家，去拜见他爸爸。我长期给他爸爸推拿按摩，已经非常熟悉。他爸爸当着我说话也不夹带一丝一毫的伪饰，实话实说地告诉我，他对红旗这个儿子实在没办法了，这个儿子太能作妖了：“光是女朋友就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看得我都眼花，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己有一份在银行当中层干部的好工作，工作收入比我的退休金还高，就那钱还不够花，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大部分都搭到他身上了。最可怕的就是他万一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来，后悔莫及。我有个抗战时期认识的战友，在战场上救过我的命，后来他却投降了日本人，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以后就加入了日本籍。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回国来探亲，又跟我联络上了，看他那样儿，好像在日本过得很不错，很有钱，红旗就整天嚷嚷着要去日本留学闯**。我想着，与其让红旗在国内作妖，还不如让他到日本去。我跟老胡说了，他满口答应愿意帮忙，给红旗作担保人。”
我愣愣地听着，心里暗想，人家是给你家红旗作担保人，这里边好像没我什么事啊，把我叫来干嘛？转念想到，这老爷子也挺有意思，红旗插在自己家里还不够，还要派到日本去给日本人作妖，也不知道日本人看到这面红旗，会作何感想。我在那儿胡思乱想，老爷子可能看出来我心不在焉，连忙给我解释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小许啊，你也知道，我就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就这么一个人放出去，我怎么也不放心。我听红旗说你一心也想出国，要是你能陪他去，我也就放心了。”
我这才明白，老爷子是想让我跟他儿子一起去，连忙答应：“鞠大爷，这没问题，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公鸡。”我把鞠红旗叫公鸡叫顺口了，不小心在他爸爸面前说溜了嘴，连忙解释：“我们在一起惯了，这么叫着亲近。”
他爸爸笑了：“公鸡，他要是真有公鸡那两下子倒也好了。”然后又板了脸对我说：“小许啊，你出国的事情我保证帮你办，你也得向我保证，到了日本，一定要保证我们红旗的人身安全，如果红旗实在混得不行，你也要想办法让他能够回国，不能把他扔在日本不管了。”
我连忙答应：“鞠大爷，我保证，在日本，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让红旗饿肚子。”
鞠大爷满意地点头：“小许啊，我跟你爸爸认识这么多年，跟你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我相信你。”
过后第二天，公鸡就带我去到北京饭店认识了那位胡大叔，这位当年的八路军叛徒，现如今调养得红光满面，西装革履，见人一个劲鞠躬，我那会儿还以为他是觉得当了叛徒汉奸见到中国人不好意思，鞠躬谢罪，后来到了日本，才明白，日本人待人都是那么客气。再后来，跟日本人接触多了，也才明白，在那种礼貌、客气后面，隐含的是距离和疏远。
胡大叔答应尽快帮我们办理日本入国手续，名义上是留学：“到那以后，只要你们听我的，一切都没问题，我在日本的门路比在中国广得多，只要你们听我的，别违法犯罪，凭我的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三年之内不等你们留学期满，保证能把永居办下来。”胡大叔话说得很满，多次强调我们要听他的，当时并没有引起我们多想，认为那就是一般的年长者对晚辈的吩咐、叮咛。
“出国手续费每个人要拿一万块钱，不多吧？”胡大叔这么说。我和公鸡都认为不多，别说这是正大光明地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就是偷渡，也远远不止这个数。
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对我、对我们家庭而言，很难断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消息告诉了我爸爸，征求他的意见。我爸爸沉默片刻，说：“我闯关东那会儿，十二三岁，你现在多大了？都三十三了。”
我知道，他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他十二三岁就能独自闯关东，我今年三十三岁，闯**日本应该没有问题。其二，我现在早已成年，主意应该自己拿。两层意思汇合成一个意见：同意我去。
我又征求我妻子的意见，她也满支持：“人挪活，树挪死，有这个机会，到外面闯闯也好，说不准还能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呢。”
惟有我妈，听到我要去日本，半晌没有说话，愣在那儿，眼睛里空落落地。
我又追问她：“妈，你说说我到底去还不去？”
我妈幽幽地说：“哪个当妈的都希望儿子守在自己身边，整天眼睛能瞅着才安心，可是，有哪个妈能当得了孩子的主呢？我不让你去，你能听我的吗？”说完，我妈的眼泪涌了出来，她随手用袖口把眼泪抹了。
除了我妈流露出来的不舍却又无奈，其他亲人们对我远赴日本的态度都挺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却让我心里多少有些落寞，空****的不太好受。
剩下的就是筹集那一万块钱了，家里老底都划拉出来，还差三千块，我爸爸不知道出面找了谁，借了两千五，尽数交给了我，我问他向谁借的，我爸爸让我别管：“你管那事儿干嘛？交了手续费以后，剩下的你都带着，算是我借给你的，你发达了，再还给你老爹。”我太了解我爸爸了，他一辈子最不擅长的就是求人，我们家在几乎断顿的艰难时候，他都没有向别人张口说出一个借字。如今，为了帮我，他却张嘴向别人借钱。我接过那两千多块钱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硬憋回去了，流眼泪，比憋眼泪，轻松多了，所以，才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说法。我爸爸扭过头，假装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那位胡大叔果然能量非凡，过去显得如登天一样难的出国事宜，这一次居然非常顺利，很快我和公鸡的签证就一起办了下来。
听到我要去日本，弟弟和弟媳也过来送别，他们俩一再叮咛我，在日本如果能站得住脚，一定要把他们也弄过去。我连忙表态：“我去日本干啥去了？不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要是混得好了，只要你们愿意，我肯定要把你们办出去啊。”
到机场送行的时候，我弟弟偷偷把我叫到男厕所，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人民币交给我：“哥，这是我偷着藏的私房钱，你带着，万一有什么不顺，就回来，别像有些出国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狗一样，还碍着面子打死也不回来。”
这种话，这种事情，只有亲兄弟才能说得出来，做得出来。我没有客气，接过他的钱，心里热辣辣地，眼泪涨得眼眶子疼，我硬忍了。我相信，我一定会对我弟弟付出的，加倍偿还。
于是，我带着兑换来的三万日元，按照那会儿的汇率，大概相当于五百块人民币，还有我弟弟在机场男厕所塞给我的二百块人民币，过了安检和海关。身后，是亲人们的牵挂、期盼还有憧憬，我没敢回身，我不敢看我儿子，不敢看我妻子，怕我忍不住哭出来。
然而，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很不顺，我跟公鸡过了安检，报了海关，到了候机室，却被告知，因为严寒，飞机冻结在跑道上，飞机延误了。
“他奶奶的，出师不利，怎么飞机还能被冻在跑道上动不了呢？”公鸡这话，我记忆深刻，永远储存在我离开中国启程远赴日本那一刻的记忆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