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虽然一小块儿土地上聚集几十万人会使居住地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他们把石头砸进土里，占据了花草树木的位置；虽然他们除尽刚发芽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弥漫；虽然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是在这座城市，春天依然是春天。
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下，青草又四处生长，树木发出新芽，鸟雀昆虫也活跃起来，然而人类的世界却显得格格不入。
昨天，省监狱办公室官员收到一份公文，公文要求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一男两女这三名犯人押解到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于是，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带着面容憔悴、鬈发花白的女看守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
“您是要领玛斯洛娃吧？”值班的看守问道，立即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以忍受的恶臭扑鼻而来，看守冲里吆喝：
“玛斯洛娃，受审去！”说完马上厌恶地关上牢门，在门外候着。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穿灰色囚袍的年轻女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来。她个子不高，胸部丰满，内穿白衣白裙，脚上是亚麻布袜和囚犯统一穿的棉鞋，头上扎一块白头巾，有意露出几绺乌黑的鬈发。因为长期坐牢，整张脸和露出的手、脖子都呈现出苍白的颜色，这也显得她的眼睛乌黑发亮，其中一只眼睛有点斜视，但很灵活。她站在看守长旁边，直视着她的眼睛，随时待命。要关牢门时，里面一个白发老太婆探出头想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但是看守用牢门把她的脑袋推了进去，牢里响起女人的大笑声。玛斯洛娃也微笑一下，转向门上装着的铁栅栏小窗，老太婆紧贴窗口说：
“别跟他们多说话，认定一条就行！”
“结果总不会比现在更差吧。”玛斯洛娃晃了下脑袋说。
“结局只能有一个，不会是两个的。”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觉得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玛斯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她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她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里面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正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充满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押解兵，说：
“把她带走！”
押解兵将公文收好，笑着朝他的同伴挤挤眼，两人押着女犯走了出去。来到城中石头铺成的大街上，行人们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大人摇头表示不屑，孩子们却有些紧张，好在两个押送的士兵让他们有了一点安全感。一个刚卖完焦炭的乡下人走到女犯面前，画了个十字，送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着低下了头，嘴里说了些什么。
行人们的关注让玛斯洛娃感觉快乐，这里清新的空气也使她感到愉悦，不过笨重的囚鞋使她感觉双脚疼痛。于是她尽量轻些走路，路过一家面粉店，她差点踩到路边的一只鸽子，鸽子飞起来带过一阵微风，让她舒展了眉头，不过想到自己的处境，她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女犯玛斯洛娃身世穷苦。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这个女农奴跟着喂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园里干活。这个未婚的女人每年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俗给婴孩施行洗礼，因为担心影响干活就不给婴孩儿喂奶，孩子不久就饿死了。这第六个孩子，是她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婴，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婴孩儿也会和前五个孩子的命运一样。幸运的是当时两个老姑娘中的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看到了躺在牲口棚里的产妇和婴儿，也许是因为婴儿太粉嫩可爱了，招了老姑娘的怜爱，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并且经常给她们母女送牛奶和钱，女孩儿就这样活下来了。
在女孩儿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得病去世了，两个老姑娘就把她带到身边照看。小女孩越发活泼可爱，让两个老姑娘很欣慰。老姑娘中的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也就是在牲口棚里发现玛斯洛娃的那个，心地善良，把玛斯洛娃当作养女，还教她念书，而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却把她当侍女培养。她在家里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煮咖啡、偶尔洗一些衣服，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她们给她起的名字也很普通，叫“卡秋莎”。因为习惯了地主家的舒坦生活，卡秋莎不愿意嫁给做苦力的人，拒绝了所有求婚的人。
卡秋莎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念大学的富裕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恋上了他。两年后，这位少爷远征前路过姑妈家，在她们家留宿了四天，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塞给她一百卢布，五个月后卡秋莎发现自己怀孕了。从此她变得暴躁，甚至顶撞两个老姑娘，事后又后悔，因此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两个老姑娘。后来她在一个警察局局长家做侍女，因为反抗纠缠她的年过半百的警察局局长，只做了三个月就被解雇了。她的儿子生下来后送到育婴堂，不久就死了。
卡秋莎到接生婆家时，带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因为她不懂节俭，又对别人有求必应，两个月后身体恢复时就只剩六卢布了，她需要重新找活儿干了。她在林务官家里干活，被他强迫占有了，林务官的老婆找机会打了她一顿，一分钱没给就把她赶走了。后来她投靠了开小洗衣店的姨妈，姨妈家也很穷，东西都被爱喝酒的姨父换酒喝了。姨妈让玛斯洛娃在洗衣店帮忙，她嫌洗衣服辛苦，就自己出去做女仆。做了一周后，主人家上六年级的大儿子天天缠着玛斯洛娃不去上学，女主人因此怪罪于玛斯洛娃，就把她辞退了。后来卡秋莎遇到一位阔绰的肥太太，被她介绍给一位据说很有钱的作家老头子。跟老头子的相会让她得到丰厚的报酬，他还给她找了一个独立的新住处。在那里居住时她爱上了同院住着的店员，就搬去和店员一起住了。可后来，本来答应和她结婚的店员突然不辞而别。自此以后，她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因为不满意居住条件，她只能搬回姨妈家，姨妈看她衣饰价值不菲就对她很客气，她还是不愿意像那些洗衣妇们一样做辛苦的工作。
就在卡秋莎·玛斯洛娃生活没有任何依靠时，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牙婆招待姨妈吃饭，并把玛斯洛娃灌醉，牙婆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做妓女，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斯洛娃面临着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进行法律所允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一条，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了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使她答应**的条件是，从此她就能穿任何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了。于是玛斯洛娃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牙婆当天晚上就用雇来的马车，把她带到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妓院的生活是昼夜颠倒、醉生梦死的**生活，遇到的客人有各年龄段、各种族、各种职业、各种性格的。妓院的女人们每天都会受到各样的凌辱。在周末的时候她们会去警察局例行检查并领取许可证，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她们中大部分最后都是因为染上痛苦的病症而过早死亡。玛斯洛娃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沉沦了七年直到现在，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进监狱六个月后，在今天被押送到法院受审。
玛斯洛娃走了很久，将要到州法院大楼的时候，她两个养母的侄儿，曾经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正躺在舒适的弹簧**穿着洁净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抽烟。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回顾昨天发生的事情和今天将要做的事情。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了一个傍晚，想起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心情就变得有些沉重。他扔掉烟头，准备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不过随即又放了回去。他披着一件丝绸晨衣快步走到旁边的盥洗室，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香味。他先用牙粉刷牙，用带香味的药水漱口，用香皂洗手，用刷子刷净长指甲，在大理石洗脸盆里洗脸，然后走到浴室沐浴，沐浴过后，穿上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发亮的皮鞋，最后他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卷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变得稀疏的卷发。
聂赫留朵夫随意从众多领带和胸针中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戴上，又从椅子上拿起已经刷干净的衣服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整洁芳香。
他走进宽敞的长方形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锃光闪亮，饭厅里摆着麻栎大酒台和一张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的活动大餐桌，桌上铺一块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有煮沸了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食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人，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发带。她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阿格拉斐娜，前不久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在这所房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的女管家。
她走过来微笑着递给聂赫留朵夫一封来自柯察金家的信。看着她的笑容，想到大家都认为自己会和公爵小姐结婚，聂赫留朵夫心里就不太舒服。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提醒他今天去出庭陪审，所以他不能去看画展了，另外邀请他去她家共进晚餐。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把他同自己拴得更紧。但是，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他就算拿定了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并非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因为他已把这件事忘记了，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结婚的障碍。真实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对方却认为不能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的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引诱聂赫留朵夫同她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聂赫留朵夫越来越觉得有吸引力，同时又觉得越来越可憎。聂赫留朵夫后来觉得愧疚，但是他却必须在征得她的同意之后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子上放着那个女人丈夫的信件。聂赫留朵夫一看见那笔迹和邮戳，脸就红了，情绪也随之波动很大。每次面临危险，他总会有这样的反应。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首席贵族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他可能会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聂赫留朵夫回顾因这个女人而产生的种种烦心的事。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他们的事情，就做好与他决斗的准备。另外一次，她跟聂赫留朵夫大闹一场，生气中奔向花园的池塘，准备投水自尽，他连忙追过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参加会议，在她没有回信之前，我也不能有任何行动。”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周前，他写了封态度坚决的信给她，承认自己有罪，愿意用任何方式赎罪，但为了她的幸福，他们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正在等她的回信。目前没有回信也是个好消息，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来信了，说不定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心里有些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用再撒谎作假而感到高兴。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向公爵少爷提出建议，具体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另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上缴。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心里五味陈杂。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难过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并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信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成了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留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承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因为他早已过惯了奢侈生活，也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和一鸣惊人的欲望，所以他觉得没必要放弃地产。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点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写了半天都不满意，不是觉得语气太热情就是太冷淡。最后他不再写信，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留着络腮胡子的老仆人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晚上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交代完后，聂赫留朵夫离开书房去换衣服，换好衣服，走出大门，坐上已在那里等他的马车。
聂赫留朵夫又开始想是否结婚的问题。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别名）结婚的原因：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走路、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教养”，并且他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聂赫留朵夫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聂赫留朵夫认为她很了解自己，这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也足以证明她的聪慧和独特。不想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更优秀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就感到羞辱。
这样，聂赫留朵夫始终拿不定主意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道。
马车来到法院门口，他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了法院的门廊，“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有很多人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还有的呆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到民事法庭，还是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从这儿向右，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过去，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场，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做着介绍。其中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一个人穿着农民常穿的紧身长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
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说着抱怨的话，但每个人都得意洋洋，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不拘礼节、旁若无人的放声大笑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逃不掉吗？”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向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冷漠地回答。
“这可真是一种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
聂赫留朵夫撇下他，走进人群。人们围着一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男士，此刻这位男士正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力挽狂澜，怎样使那个案子完全翻转，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高个子男士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案情。
虽然聂赫留朵夫迟到了，但还是等了好久。因为有一名法官还没有来，所以没有开庭。
庭长一早就到了法庭。他身材高大，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已有家室，生活却十分**，他的妻子也如此，他们互不约束。今天早晨，他收到去年夏天住在他们家里的瑞士籍家庭女教师的信，信中说她下午三点到六点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打算今天早点开庭，以便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他们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拿起哑铃开始锻炼身体，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他开了门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
一个身材不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耸起肩膀，一脸不愉快地走了进来。
“玛特维还没有来。”法官说。
“他总是迟到。”庭长说话的时候穿上制服。
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说：“真搞不懂，他怎么就不觉得害羞。”因为他早上和妻子为伙食费的事吵过嘴，所以现在心情仍然很郁闷。
书记官拿着一份卷宗走了进来。
“先审哪个案？”庭长问。
“就审投毒人命案吧。”书记官无所用心地说。
“好，那就先审这个案子。”庭长说，“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投毒人命案。”
勃列威是负责提出这个案子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遇到勃列威匆匆走来，一边走一边空着手拼命向后摆动。
“先审投毒人命案，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其实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昨晚喝了许多酒，给一个同事饯行，一直打牌到半夜两点钟，又到玛斯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玩儿，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投毒人命案的案卷。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子。因为他虽然不喜欢勃列威，却又对他这个位置很羡慕。
审讯休息时，一位老太太从民事法庭里走出来，她就是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根本就不应该得到老太太的这笔钱。这一点法官们都知道，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老太太身材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停地质问她的律师这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想着自己的心事，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
那位天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快步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一脸的得意。他使那位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卢布以上的报偿。
玛特维终于出现了，还有那个消瘦的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民事执行吏问人都到了没有，一个商人说都到齐了，于是民事执行吏开始点名。有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退役上校伊凡诺夫、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
点名后，民事执行吏请大家入庭。陪审员们刚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威吓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
“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们陆续走到台上：领头的是身材高大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最后上去的是那个经常迟到的玛特维。玛特维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大眼睛向下耷拉着，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按医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治疗法，因此今天在家里耽搁的时间长一些。
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样匆匆忙忙，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已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想升官，因此凡是经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并研究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需好好看一遍。
庭长查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传被告出庭。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里拿着已经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就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妇女，最后出来的是玛斯洛娃。
她一走进法庭，在场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后，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流程开始了：数点陪审员，决定对缺席陪审员的罚款，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宣誓后，庭长让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拥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头，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大家又回到原位坐好。
毫不迟缓，气氛十分庄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令参加者们感到很满意，更加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任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向外界泄露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庭长讲话完毕，就转向几个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慌张地站起来。
“您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急匆匆地回答，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辞。
“您是什么身分？”
“农民。”
“哪里人？”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
“信什么教？”
“我们信奉俄国教，东正教。”
“结婚了吗？”
“没有。”
“做什么的？”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有前科吗？”
“从来没有。”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庭长让他坐下并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被告叫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出身于科洛美诺城的小市民，四十三岁，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没有前科，起诉书副本已收到。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就立刻自动坐下。
“您叫什么名字啊？”好色的庭长非常亲切地问第三个被告。“您得站起来。”他发现玛斯洛娃坐着不动，便和颜悦色地说。
玛斯洛娃马上站起来，一脸温顺的神情，笑盈盈地看着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您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快速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的审问，挨个儿审视被告。他看到第三个被告的时候，目光停了下来，暗暗地想：“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琢磨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怒气冲冲地嘀咕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
“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您登记的并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没说话。
“您的真名字叫什么？”
“您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满脸怒容的法官问。
“以前叫卡吉琳娜。”
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但心里已毫不怀疑，断定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的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的卡秋莎。
“您的父名叫什么？”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问道。
“我是个私生女。”玛斯洛娃说。
“那么，按照您教父的名字该如何称呼您呢？”
“米哈依洛娃。”
“您姓什么？”庭长继续问。
“一般用母亲的姓，玛斯洛娃。”
“身份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是的。”
“职业呢？”
玛斯洛娃不作声。
“您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院里。”她回答道。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您自己知道什么院。”玛斯洛娃笑着说，接着迅速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看着庭长。
“有前科吗？”
“没有。”玛斯洛娃叹了一口气，低声回答。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坐下。”庭长说。
接下来传证人，请法医出庭，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三个被告中，卡尔津金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挺直腰板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而玛斯洛娃有些紧张。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他摘下夹鼻眼镜，看着玛斯洛娃，内心痛苦而复杂。
起诉书全文如下：
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摩尔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明，该旅客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密里央内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法医验明死亡原因是饮酒过量，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尸体当即入土掩埋。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同乡好友、商人季莫兴从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一事，疑有人谋财害命。
经法医解剖尸体，化验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斯梅里科夫系中毒身亡。
受审时被告玛斯洛娃、包奇科娃与卡尔津金都不承认有罪。玛斯洛娃供称：在她工作的妓院里，斯梅里科夫确曾让她到摩尔旅馆为他取款，她就用交给她的钥匙打开商人皮箱，并按要求只取出四十卢布，开箱、取款、锁箱，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玛斯洛娃又供称，她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津金教唆使商人饮下掺有药粉的白兰地，她以为此药粉是安眠药，能使商人服后熟睡，她就可以早些脱身。戒指是商人斯梅里科夫所赠，因她受到商人殴打，放声痛哭，要离开，商人赠给她这枚戒指。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供称，对商人失款的事情毫不知情。当法庭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出示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单并查询该存款来源时，她供称是她和西蒙·卡尔津金十二年积攒所得，她准备同西蒙·卡尔津金结婚。
西蒙·卡尔津金第一次受审时供称：玛斯洛娃持钥匙从妓院来旅馆，教唆他与包奇科娃共同窃取现款，然后三人分赃。玛斯洛娃听到这里身子又哆嗦了一下，脸涨得通红，甚至跳起来，嘴里嘀咕着什么，但被民事执行吏所制止。最后卡尔津金还供认，他曾将药粉交给玛斯洛娃，使商人安眠。但在第二次审讯时又推翻前供，声称并未参与谋财案件，亦未曾将药粉交与玛斯洛娃，而将全部罪责推到玛斯洛娃一人身上。至于银行存款，他与包奇科娃供词相同，声称是他们两人十二年来在旅馆听差所得小费。
起诉书结尾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玛斯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经过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以毒药掺酒灌醉斯梅里科夫，致使他死亡。
查此项罪行触犯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〇一条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应交由地方法院和陪审员一起审理。
听完起诉书，聂赫留朵夫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玛斯洛娃竟会做出这样的事，不由得大惊失措。
书记念完起诉书，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卡尔津金问话：“您被控告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放在酒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毙命，您承认吗？”
“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本分是伺候客人……”
“这话您以后再说吧，现在您承认自己的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现在您承认自己的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决地再次打断。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急忙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低声制止他。
庭长又转身对叶菲米雅·包奇科娃问话：“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您被控告于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七日在摩尔旅馆串通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盗窃其现款与戒指一枚，三人分赃，为掩盖罪行，你们用毒酒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致使他毙命，您认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个女被告很坚决地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既然那个女人进去过，那就是她作的案。”
“这话您以后再说。”庭长说，“那么您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了？”
“钱不是我拿的，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门都没有进去过，要是在场我准会把她赶走。”
“您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没有犯罪。”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斯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个被告说，“您被控告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摩尔旅馆，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你们分了赃，然后您又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尔旅馆，您给斯梅里科夫喝了毒酒，使他丢了性命，您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玛斯洛娃急忙说，“我什么也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就是没有拿过，至于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您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您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毒酒，您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喝了不会出事，我也就相信了，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发誓我没有害他的念头。”她说。
“这么说，您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的罪行，但是您承认给他喝过毒酒，对吗？”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害死他的念头。”
“很好，那么您说说事情的经过，您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他说着，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放在桌上，显然对审判结果比较满意。
“他们用马车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醉了，我想走，他不放。”
她突然不说了，好像断了思路。
“那么，后来呢？”
“后来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时，副检察官用一个臂肘支撑着欠起身来。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后，就做做手势，表示给他提问的权利。
“我想问被告，您以前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问道，眼睛并没有看玛斯洛娃。
“西蒙吗？以前就认识。”玛斯洛娃答道。
“我想知道您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你们是不是经常见面？”
“他除了找我接客，并没有交情。”玛斯洛娃回答，惊惶不安地看着副检察官和庭长。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您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
副检察官眯缝起眼睛阴险地说。
“我怎么知道？”玛斯洛娃怯生生地看看四周，她的目光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会儿，接着说：“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突然心慌起来，脸火辣辣地发烫。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亲密关系，很好，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又问玛斯洛娃。
“我回到家里，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叫醒，说那个做买卖的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叫我去。他一直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身上没钱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账，他就派我到旅馆去取钱，告诉取多少，我就去了。”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问。
“我到那里，照他说的，走进了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我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一起进去，还有她。”她指指包奇科娃。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斯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瞧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在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
“我只看见都是些百卢布钞票但是没有数过。”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钞票，我没有要问的了。”
“后来您就把钱取来了？”庭长看看表，又问。
“是的。”
“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让我跟他一起走了。”玛斯洛娃说。
“那么，您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您为什么给他喝药呢？”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我走到走廊，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我很累，要是他能放我走就好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让他吃点安眠药，他睡着了，您就可以走了。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递给他，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怎么会给他喝呢？”
“那个戒指是怎么落到您手里的？”庭长问。
“那是他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戒指给您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斯洛娃说。
副检察官又站起来问道：“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我不记得待了多久。”玛斯洛娃着急地说。
“那么，被告记不记得，您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去过旅馆之外的什么地方？”
“去过隔壁一个空房间。”她说。
“您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问。
“我去理理身上的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有。”
“他去做什么？”
“我们一块儿喝了那商人剩下的白兰地。”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什么话？”
“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发生了什么，我全讲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您要把我怎么样？我没有罪，就是这样。”玛斯洛娃忽然皱起眉头，急切地说。
“我没有要问的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迅速在他的本上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您没有其他要说的吗？”
“没有了。”玛斯洛娃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做记录，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胃不舒服，要吃药。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
陪审员、律师、证人也都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离开座位，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靠着窗子坐了下来。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的那年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当时，他才十九岁，是个单纯美好的青年。
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面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聂赫留朵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父亲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最高的精神享受是因道德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因此他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在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的：有时早晨三点钟就起身，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洗澡，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来，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有时上午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就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饭后他去骑马或者划船，晚上或者读书，或者陪姑妈们打牌。夜里，特别是在星光灿烂的夜里，他往往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生活实在太快乐迷人了。有时他睡不着觉，就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想事情，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快乐而平静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留意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脚步轻快，眼睛乌黑的卡秋莎，更没有想到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
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有个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作客，其中包括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吃过茶点以后，大家玩“捉人”游戏，他们叫卡秋莎也参加。几轮后，该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一起跑。
“哎，这下子说什么也捉不到他们两个了。”轮到“捉人”的快乐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短壮罗圈腿跑得飞快，“除非他们自己摔倒。”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咯咯地笑着，敏捷地同聂赫留朵夫交换着位子，她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被画家捉到，就一个劲儿地跑，他回来时看见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灵活地飞奔着，向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没有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头示意，要他也到花坛后面去，聂赫留朵夫领会她的意思，就往丁香花坛后面跑去，谁知花丛前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掉到沟里去了。他双手沾满了晚露并被荨麻刺破，但他立刻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好笑，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水灵灵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烁着笑意，她迎着他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握住手，宣布着游戏的胜利。
“您准是刺破手了。”卡秋莎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松开的辫子，一面不住地喘气，一面笑眯眯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道沟。”聂赫留朵夫握着她的手笑着说。
她向他靠近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避，他于是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您这是干什么！”卡秋莎说，慌忙抽出被他握着的手，从他身边跑开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
聂赫留朵夫只要一看到卡秋莎，就觉得世间万物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有相同的感觉。
卡秋莎有很多家务要做，但是她总能及时做好，抽空看些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看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看。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找机会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和她住一起。
两位姑妈看出他们的这种关系后，有点儿担心，甚至写信给聂赫留朵夫在国外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雅姑妈唯恐德米特里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自觉地爱着卡秋莎，他对她的这种不自觉的爱情就保证了他们不致堕落。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绝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憨直的性格，他就会断然决定非同她结婚不可，无论她怎样，只要他爱她就行。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姑妈家。
他当时认为，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全身充溢着生的欢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感受。在他离开时，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斜睨的眼睛目送他走，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失去一样美好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
“再见，卡秋莎，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坐上马车向她告别。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然后忍着泪水跑到门廊里，在那儿放声哭了出来。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整整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面。直到三年后他升为军官，在去部队的时候，路过姑妈家，这才又见到了她。但同三年前的聂赫留朵夫相比，此时他已换了个人了。
如今他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具。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仍不够用。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了，相信别人的理论，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另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贬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开始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这种变化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
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像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就陷入了利己主义的疯狂的泥沼之中。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需穿上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就行了。结束这些活动以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何而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接着是骑马、舞刀、奔驰，之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三年后，他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去了姑妈家。
聂赫留朵夫这次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到姑妈家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大雨，他全身都湿透了，但依旧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她是不是还在姑妈家里？”马车到达姑妈家庄园时，他心里想。他非常希望，她一听见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台阶上，但是只有索菲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了前厅。
“啊，您终于到了，太好了！”索菲雅姑妈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我们刚才去领圣餐了，她感觉有点累。”
“恭喜您，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快到房间里去，您浑身都湿透了，瞧您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悉的动听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高兴得心怦怦直跳，兴高采烈地跟着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吉洪打听一下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快出嫁了？可是吉洪的态度是那么恭敬，庄重严肃，使得聂赫留朵夫不好意思再向他打听卡秋莎的事。
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刚要换上干净衣服，就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中听出是卡秋莎来了，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潮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卡秋莎果然还和原来一样，但出落得更加俏丽可爱了，那双纯洁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笑吟吟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她仍旧系着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手巾。看到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脸涨得通红，好不容易才说出了口。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对她说话用“你”好还是用“您”好，脸涨得像她一样红，“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您瞧，姑妈叫我给您送来您喜爱的玫瑰香皂。”她说着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手巾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人家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夸着客人的阔气，得意扬扬地指了指聂赫留朵夫那个打开的大梳妆箱，箱子里放着许多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蜡、香水和其他化妆用品。
“您替我谢谢姑妈，来到这里我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心里像上次一样舒畅和温暖。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走了。
聂赫留朵夫原计划只在姑妈家停留一天一夜，但见了卡秋莎之后，他决定多待两天。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兼同事申包克打了个电报，请他到姑妈家来，他们原来约定在敖德萨会合。
聂赫留朵夫像上次一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兴奋，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就快乐，看见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他就心醉，他发现他又重新爱上了她。
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的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他明白他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留在姑妈家里，并且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待在这里实在太快乐了，他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就留了下来。
在复活节前一天，玛丽雅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同卡秋莎在走廊里，正准备一起到教堂去行复活节蛋糕和奶饼的净化礼。聂赫留朵夫暗暗打定主意要一起去。
聂赫留朵夫对这次晨祷印象极其深刻。
他到教堂的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右边是男人，左边是女人，人群中还夹杂着孩子，教堂中央站着上层人物。卡秋莎站在玛特廖娜旁边，身穿一件胸前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根浅蓝色带子，乌黑的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蝴蝶结。
整个教堂里都洋溢着喜悦、庄严、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司祭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挂着金十字架，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反复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
聂赫留朵夫发觉她虽然没有回头，但是也留意到他的到来，他是在走向祭坛，经过她身边时看出来的。他本来要对她说什么话，但就在经过她身边时想出了一句：
“姑妈说，晚弥撒后她就开斋。”
“我知道。”她笑眯眯地说。
玛丽雅姑妈家老态龙钟的糕点师傅依照复活节的习俗同聂赫留朵夫互吻三次。一个年轻的农民也走了过来，他嘴里说着“基督复活了！”接着就用他那宽厚滋润的嘴唇对着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就在聂赫留朵夫跟那个庄稼汉亲吻，接收他所送的深棕色复活节蛋时，卡秋莎出现了。
她隔着前面过路人的头顶看见了他，他也看到她容光焕发的脸。
他跟卡秋莎一起走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站住，散钱给乞丐，一个鼻子烂得只剩块红疤的乞丐走到卡秋莎跟前，她从手绢里取出一样东西送给他，然后向他凑拢去，丝毫没有嫌恶，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同他互吻了三次。
他们走下台阶，他就走到她跟前，他不想按复活节的规矩同她互吻，只想同她挨得近一点。
“基督复活了！”卡秋莎说，她微笑着低下头，接着用手绢擦擦嘴，把嘴唇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同她接吻。
他看了卡秋莎一眼，她的脸红了，同时向他挨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吻了两次，迟疑了一下，又吻了一次，然后两个人都笑了。
“你们不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卡秋莎说，同时用她那双温柔、纯洁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
现在回想起基督复活节夜晚卡秋莎的形象，要胜于任何其他场合的卡秋莎。那个头发乌黑光滑的小脑袋，那件束住她苗条身材的雪白连衣裙，那张泛起红晕的脸蛋，那双略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还有她全身焕发出来的魅力，并且她那纯洁无瑕的少女的爱。他知道这爱不仅对他，而且对着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不仅对着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对着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要是一直停留在那
一夜的那种感情上，那该有多好！“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呀！”现在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窗前，暗自想着。
从教堂回来后，聂赫留朵夫就跟姑妈们一起开斋，为了提神，他喝了伏特加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和衣倒在**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吵醒，他听出是卡秋莎。打开门，是叫他吃饭，她满脸的开心，好像是告诉他一件特大喜讯。他向她走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像往常那样，敏捷地转过身离开。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
他立刻跑去，在过道里追上她，搂住卡秋莎的腰。她红着脸，简直要哭出来，同时用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推开那只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感到十分羞愧并觉得自己可恶。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羞耻心正是他灵魂里表现出来的最高尚的感情，反而认为自己愚蠢，他应该像一般人那样有所行动才对。
他又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同前两次的吻完全不同，这一次的吻是疯狂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马上从他身边跑掉了。
他走到餐厅，根本没心思吃饭，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的吻。他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每次她进来，他虽然没有看她，却总是真切地感觉到她就在旁边，他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她。
午饭后，他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进去，仿佛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她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他刹那间愣住了，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果断走到她跟前，搂住她把她按坐在**，他觉得自己还要做什么事，就在她旁边坐下。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哀求说，“玛特廖娜来了！”她一边叫，一边挣脱身子，这时候真有脚步声从门外传了过来。
“那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您在说什么？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她嘴里这么说，而她慌乱的神态里却有一些兴奋。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感到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上看出，她在责怪他，而且责怪得有理。他自己也知道干的事不对，但原先被他对卡秋莎的纯洁爱情压制着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现在他竭力想办法去满足这种兽性。
整个黄昏他都感到心神不宁，一会儿走到姑妈们屋里，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盘算着怎样同她单独见面。不过，她在躲避他，而玛特廖娜也寸步不离地看住她。
黑夜降临，大家都安歇了，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此刻在姑妈卧室里，女仆屋里只有卡秋莎一人，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冰雪覆盖的水塘，来到女仆屋子窗口，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女仆屋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眼睛瞪着前方，独自坐在桌旁沉思，他站在那里瞧着她，他很怜悯她，就是这种怜悯心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电似的浑身哆嗦了一下，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走到窗前认出是他之后，她脸上的恐惧神色并没有消失。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她的神态这样严肃，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笑了笑，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笑的。他要她出来，她摇摇头表示不出去，他又一次把脸凑近玻璃窗，想喊她出来，就在这时她向房门口转过身去，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窗口。
鸡叫两遍，聂赫留朵夫在房子转角处来回走了两遍，好几次踩在水塘里。他又回到女仆屋子窗边，灯依旧亮着，卡秋莎依旧坐在桌旁，仿佛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他再次走到窗前，敲了敲窗子，她没有看是谁在敲，就从屋里跑出来，他听见门钩嗒的响了一声，接着外道门吱的一声开了。他已在门廊里等她，等她过来，他立刻默默地把她搂住了。突然，玛特廖娜怒气冲冲的声音传来：
“卡秋莎！”
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回到女仆屋里，他听见门钩又嗒的一声扣上，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窗里的灯火不见了。
聂赫留朵夫回到房子里，但睡不着觉。他脱下靴子，光着脚板从过道走到她的房门口，旁边就是玛特廖娜的房间，起初他只听见玛特廖娜平静的鼾声，他刚要进去，忽然听见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铺嘎吱发响，他屏住呼吸，静静地站了五分钟，等到一切又安静下来，又听到平稳的鼾声，他就竭力从那些不会嘎吱发响的地板上走到她的房门口。房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显然她还没睡着。他刚低声唤了一下“卡秋莎”，她就立即跳起来，走到房门边，生气地劝他走开。
“这像什么话？唉，这怎么行？姑妈她们会听见的。”她嘴里这样说，但心里却在说：“我是属于您的。”
但是这只是聂赫留朵夫个人的猜测。
“喂，您开门，我求求您。”他语无伦次。
她不作声，接着他听见一只手摸索门钩的响声，门钩嗒的一声拉开了，他钻进打开的门里。
他一把抓住她，她露着两条胳膊，只穿着一件又粗又硬的衬衣，他把她抱起来，走出房门。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她喃喃地说。
他一直把她抱到他的房间里并不理会她在说什么。
“哎呀！别这样，您放手。”她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紧紧地偎着他。
等她浑身哆嗦，一言不发，也不搭理他的话，从他房间里走出来后，他这才来到台阶上，站在那里，竭力思索刚才发生的事的意义。
第二天，申包克兴致勃勃地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来找他。申包克凭他的文雅、殷勤、乐观、慷慨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了两位姑妈的欢心。申包克逗留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出发。临走那天，吃过午饭，聂赫留朵夫在门廊里等卡秋莎，她一看见他，脸就红了，她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女仆屋里的门开着，接着打算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我来跟您告别。”他手里拿着装有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说：
“这是我……”
她猜到了是什么，皱起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您拿去。”他低声说着，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像被火烫痛似的，皱起眉头，跑回自己房里去。
战争结束以后，他想看望卡秋莎，就绕道去了姑妈家，这才知道她已经离去了。在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个孩子。两位姑妈听人家说，她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分娩时间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因为她也像她母亲一样****，姑妈们的这种说法使他高兴，因为这似乎替他开脱了罪责。
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有些难，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卡秋莎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说出来，免得他当众出丑。
聂赫留朵夫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着烟。首席陪审员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民事执行吏步履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有些忐忑，但他还是故作从容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证人，其中一个是玛斯洛娃所在那个妓院的掌班，叫基塔耶娃。替玛斯洛娃辩护的见习律师问她对玛斯洛娃的印象。
“太好了，”基塔耶娃回答，“姑娘受过教育，蛮有派头，她出身上等人家，法国书也看得懂，她有时稍微多喝几杯，但从来不过分，是个十足的好姑娘。”
卡秋莎看看掌班，接着突然把视线移到陪审员那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充满了愤恨，她那双恼恨的眼睛对着聂赫留朵夫看了很久。
“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想，他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好在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只是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向庭长，聂赫留朵夫也松了一口气，希望判决早点结束。
可是，仿佛故意为难他似的，审讯拖了很久。先是法庭逐一审问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煞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最后庭长请陪审员检察物证。
陪审员们正准备去查看物证，这时副检察官站起来要求宣读验尸报告。
书记官取出文件，无精打采地读起来。
四页报告纸上写的二十七条，详细叙述了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高大肥胖而又浮肿腐烂的尸体的外部检查结果。聂赫留朵夫听了这个验尸报告，原来那种厌恶感越发强烈了。接着书记官又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这份报告宣读了将近一小时，还是没有使副检察官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对他说：
“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不用再念了。”
“可我要求念一念这个报告。”副检察官稍稍欠起身子，眼睛不看庭长，严肃地说。
庭长等这次宣读一开始，就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个法官，在获得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打断书记官说：
“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没有必要。”
书记官住了口，收拾文件，副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记着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宣布。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纷纷起立，茫然地走到桌子旁边，他们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
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作休息，直接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他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他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小时零一刻钟。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塔尔德、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颓废论。
副检察官的演讲报告，让庭长和法官都很反感，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还在自我陶醉中滔滔不绝。总之，他的中心意思就是，玛斯洛娃骗得商人的信任，用催眠术把他迷倒，再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把全部罪责都加在玛斯洛娃身上为他们两人开脱。
接着，玛斯洛娃的律师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辩护，显然有点胆怯，他却没有否认玛斯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
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又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斯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他没有罪，他是冤枉的。玛斯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她像一头被包围的野兽，无助地放声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强忍着小声抽噎，他把这归结为自己神经脆弱。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良知，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了好长时间以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抢劫、偷盗、盗窃、谋杀的法律术语的准确意思。尽管他很想快点脱身，尽管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习惯成自然，一旦开讲就难以收住。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钟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即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最后做总结发言。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斯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生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会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心情：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化很大，但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佳人的倩影。
聂赫留朵夫希望审讯能早些结束。十年不见的人儿竟然在法庭上遇到，他心里产生了悔恨，但他还不愿受这种情感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他的整个闲散、**、残忍和自私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劣。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然后洒脱地拿起问题表，交给走到他面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纷纷起立，走进议事室，兴意盎然地谈论起来。
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让大家按问题次序讨论。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有没有对商人斯梅里科夫谋财害命，串通他人在白兰地酒里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三）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斯洛娃，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有没有从投宿该旅馆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为此用随身带去的钥匙开启皮箱。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卡尔津金参与了谋财害命。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同意他有罪，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为被告开脱。
关于包奇科娃的第二个问题，大家都认为她没有犯罪。
关于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犯了罪，但可以从宽发落。”
同玛斯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取得优势，主要因为陪审员一个个都累了，情愿附和那种可以早些获得统一的意见，以便大家离开法庭，自由行动。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况和他对玛斯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毒死人命两方面都没有罪。但他怕替玛斯洛娃说话，大家就会发现他同她的特殊关系，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保持沉默，应该起来反驳。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要开口，一直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突然情绪激动地说出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对不起，因为她有钥匙，您就说她偷了钱，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会在她走后用万能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随声附和他的观点。
“再说，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有地方去放那笔钱。”
“对，我也这么想。”商人支持他的意见。
“多半是她到旅馆取钱，那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乘机作案，事后又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恼火起来，因此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斯洛娃并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首席陪审员说。
大家都同意，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谋杀。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他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了庭上。
首席陪审员郑重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吃惊，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斯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谬。”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决定，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当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气冲冲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坚决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讲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首席陪审员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副检察官宣布三个被告各自应受到那条法律的处分。
庭长起立宣布暂时休庭，法官商议判决。
大家都随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斯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原以为她会被无罪释放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如今呢，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样就完全消除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西蒙·卡尔津金流放服苦役八年，玛斯洛娃四年，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剥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处之泰然，玛斯洛娃大叫说自己是冤枉的，自己根本就没有起过坏心，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大哭起来。
“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己地赶到走廊里去追玛斯洛娃。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哽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追到门房那里才截住他，告诉庭长他自己是陪审员，有关玛斯洛娃那个结论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的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
“法庭是根据你们做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结论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但他当时忙着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改正吗？”
“这事得找律师商量要上诉的理由。”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你们之前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一面看看表。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他叫了一辆马车，向聂赫留朵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想办法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立刻就动手。”他想起了两位有名的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就遇见了律师法纳林，他拦住法纳林，对他说今天一个无罪的女人被判成了有罪，他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枢密院重新审理，同时要求律师为他的请求保密。他向律师保证，办这个案子的报酬和费用他全部承担。
律师答应明天研究下案子，并且邀请聂赫留朵夫周四晚上六点去他家，给他答复。他同律师谈过话后，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他走出法院，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抛开有关卡秋莎的种种思绪和回忆。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晚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于是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了柯察金家大门口。
“老爷，请进，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那个笑容可掬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铰链，不会发出声响的麻栎大门。
“您请，老爷。”他说，“主人交代过，请您上来。”
聂赫留朵夫上了楼，穿过熟悉的华丽宽敞的大客厅，走进餐厅，一家人都已围坐在饭桌旁。
“哦，这就好了，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柯察金老头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道。
侍仆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摆摆正。那副餐具上原来盖着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浆过的餐巾，餐巾上面绣着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同大家一一握手。这种应酬他今天觉得特别别扭，特别无聊。他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正想在米西和卡吉琳娜之间的空位上坐下，但柯察金老头要他即使不喝酒，也要先到那张摆着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冷菜桌上去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肚子那么饿，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米西打扮得像平时一样雅致，她衣着讲究，但讲究得并不刺眼。
“您一定累坏了，饿坏了，是不是？”她等聂赫留朵夫咽下食物后问。
“不，还好，那么您呢？去看过画展了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草地网球，说实在的，密丝托克鲁克斯打得真漂亮。”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是感到很快活，今天呢，什么都使他嫌恶，甚至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拿调，很不自然。
晚饭过后米西要聂赫留朵夫去看望她的妈妈沙斐雅公爵夫人，聂赫留朵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
沙斐雅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但一走进大客厅，她就突然站住，双手扶住涂金椅子背，对他瞧了瞧，说：“我看出您准遇到什么事了。”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卡秋莎，就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
“是的，遇到了事。”他说，“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大事。”
“什么事啊？您能告诉我吗？”
“这会儿我不能，请您别问，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更红了。
“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手里的椅子也挪了挪。
“不，我不能。”他回答，觉得这样回答她，等于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好，那么我们走吧。”
米西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不必要的想法，接着迈开步子急急向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让她伤心了，心里很愧疚，但他知道只要心一软，就会把自己毁掉的，而这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事，于是他也一言不发地同她一起来到公爵夫人屋里。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而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您会常常感到您没有……您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似乎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一目了然，他怎么勉强也装不出亲切的样子。
“米西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不好受。”聂赫留朵夫说，“抱歉，我得回去了。”于是，向大家告别。
到了家里，聂赫留朵夫思绪万千，先是想到自己三个月前过世的母亲；又想到柯察金小姐和他们虚伪的一家人。他很烦躁，觉得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到国外去生活。
要做到这些，他需要立刻辞掉陪审员的职务。同时，他还要让律师撤销卡秋莎的案件。他突然想到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哎，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的他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怎样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像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便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反思起当年在走廊里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是多么的卑劣！对于财产，他借口钱是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着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想到这些，他的心痛苦地挣扎着。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那年夏天他在姑妈家，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那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焕发，而且持续了很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相差太远了，他看到这个差距，不由得忧愁倍增。自由的精神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
“我要冲破捆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的人，不配同她结婚；我要对玛丽雅的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像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天空说：
“主啊，您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了祷告，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机，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如今觉得自己都能做到。
玛斯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可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里石子路，她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现在她只渴望抽烟。
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斯洛娃，叫她苦役犯，说她恶有恶报，服了苦役，看她还怎么卖俏。
玛斯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说话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妓院掌班基达耶娃托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她给押解她离开法院的两个押解兵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其中一个押解兵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的零钱交给她。
玛斯洛娃的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位置。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
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斯洛娃去受审时送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因为丈夫纠缠她的女儿就用斧头砍死了他，被判处苦役，她是这个牢房里的头儿。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女人，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她不仅很喜爱玛斯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
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另一个是相貌和善的矮小老太婆。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斯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
还有一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活活淹死了。她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
三个孩子是：一个婴儿，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他们是姐弟，他们的妈妈因为贩卖私酒而坐牢。
玛斯洛娃回到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狐疑地凝视着玛斯洛娃，“ 哎呀，老天！我还以为他们会把您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您坐牢了。”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露出满腔的同情，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斯洛娃，问道。
玛斯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您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斯洛娃跟前。
玛斯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经过这一天的折腾，玛斯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不由得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了。但她尽量忍着，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子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斯洛娃。玛斯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拼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四年。”玛斯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斯洛娃愤怒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真理让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说他们会把您放了的，我说不会，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道口工得意地说。
“怎么判得这么重啊？”带着一对儿女的私酒贩子一边问，一边挨着玛斯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快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柯拉勃列娃说。
“哼，怎么请得起。”
“看样子，您生来就是这样的命，我的命也真苦。”
“他们都是一路货。问我为什么贩卖私酒，我不卖私酒，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贩私酒的女人说。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玛斯洛娃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玛斯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藏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斯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斯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您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但玛斯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个时候，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斯洛娃，玛斯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几分钟之后，玛斯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还滑稽地模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感兴趣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您的”。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闻着酒味也走了过来，她教玛斯洛娃如何上诉，引起柯拉勃列娃的不满，因此两个人发生了争吵，还打了起来。
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把她们拉开。
大家都睡了，玛斯洛娃却没有睡意，头脑里回想着刚才红头发女人说她是苦役犯。已经有两个人这样叫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有人做尽坏事也没什么，她无缘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想到的是卡秋莎审判的事。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信中她说给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他觉得很困难。不过他决定他不再去他们家，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的饶恕，如果有必要就同她结婚。”他想。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了，阿格拉芬娜一进来，他就果断地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座住宅，也不再需要她的伺候了。如果她愿意，请帮他清理这些东西，等姐姐娜塔莎来了再处理。
阿格拉芬娜表示不理解，聂赫留朵夫看见她摇头，就把卡秋沙受审的事告诉了她，并且说这一切都是他导致的，所以他要竭力帮她，并感谢阿格拉芬娜对自己的照顾。
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因而憎恨自己那时起，他就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感到阿格拉芬娜和柯尔尼亲切而可敬。
先去找律师，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到监狱里去看卡秋莎，把心里话都讲给她听，向她认罪，并告诉她为了赎罪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他一想到这儿，心情异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还是坐着原来那辆马车，经过平日经过的那些街道时，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今天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
聂赫留朵夫一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这类犯人见面须得到谁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宣布判决以前，监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聂赫留朵夫感谢了民事执行吏，然后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盗窃案。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老板解雇了他，他找不到活儿干，便在城里东游西**，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自己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不等审讯小炉匠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对于这次的撬锁盗窃案，聂赫留朵夫陷入了沉思：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坏人，只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他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令他变成了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尽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游**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用劳动，结交一批像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没有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整。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使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
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惜他，周济下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走廊，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
聂赫留朵夫来到检察官办公室，说他有事要同被告玛斯洛娃见面。检察官泰然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判了四年苦役，她没有罪。”聂赫留朵说。
“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您还是到那里问一下吧。”检察官说。
“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这些话他没有必要说。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玩弄了她，使她落到如此下场，要不是我使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夺眶而出。
“是吗？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事件，您好像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检察官问。
“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气愤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隐隐的带着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令人意外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请您稍微坐一会儿。”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然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这是种可笑的谬论。
“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里出来，乘车直奔拘留所，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玛斯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说，她准是在老的解犯监狱，聂赫留朵夫就去那里。
解犯监狱离拘留所很远，聂赫留朵夫傍晚才到那里，聂赫留朵夫出示许可证，但看守说没有典狱长的准许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就去找典狱长，被告知典狱长不在家，他出去做客了，可以去找副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出门在院子里遇见一个两撇小胡子抹过油的年轻军官，就向他打听副典狱长，原来他就是。他接过许可证，看了看说，这是拘留所的许可证，不能到监狱探望，建议他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望的时间再来。
聂赫留朵夫探监没有成功，就回家去了。想到明天将同玛斯洛娃见面，情绪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好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写了下面这些话：“两年没有记日记……但我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主啊，您帮助我，我感到很快乐，心里充满喜悦。”
玛斯洛娃这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想着心事。
她心里盘算着到了萨哈林岛后的生活，她想起那个曾经要为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红头发女人同人打架的事，她想起了原来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她想到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特别是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这些往事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自己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盼着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腹中的孩子，甚至对这个小生命感到很亲切。但一切在那个夜晚以后都变了，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回来，要求他顺路来一次，可是他回电说要如期赶回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事，决定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火车将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当地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火车站。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田野里，看不清脚下的路，树林里一片漆黑，卡秋莎虽然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火车在那个小站上只停三分钟，她原计划提早赶到车站，可是当她到达时站台上已铃响第二遍，卡秋莎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在椅背上，不知在笑些什么。卡秋莎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就在这个时候，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开动了。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这时她面前的那节车厢猛地一震，动了起来，她跟着那节车厢走去，眼睛往窗子里张望，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聂赫留朵夫推开那个军官站起来，动手把窗子放下，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也加快脚步跟着火车，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她跑到站台尽头，好容易才收住脚步免得摔倒，然后从台阶上跑下地面，她还在跑着，等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也驶过去，她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大风迎面吹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他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悲伤哭泣！卡秋莎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卡秋莎想着。但就在这个时候，她肚子里的孩子，聂赫留朵夫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使劲一撞，慢慢地伸开四肢，然后用一种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顶了她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回家去。
她浑身湿透、溅满泥浆、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她不再相信善了。她知道，他爱过她，她也爱过他，可是他亵渎了她的感情，把她玩够了，又把她抛弃了。而他还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的人就更坏了，她的全部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天，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女监里照例响起哨子声，柯拉勃列娃早已起床，把玛斯洛娃也叫醒了。
我是一个苦役犯，玛斯洛娃恐怖地想。她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室内从早到晚都臭不堪闻的空气，想再睡一会儿，可是习惯的恐惧驱除了她的睡意，她一骨碌爬起来，盘腿坐好，向四下里张望着。女人都已起床，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
“喂，快点！收拾好去做礼拜。”男看守大声吆喝道。
“点名了！”典狱长吆喝道。
所有的女犯在走廊里站成两排，后排女人照规矩把手搭在前排女人的肩上，全体点名完毕。
点好名以后，女看守走来把女犯人领到教堂里，规定女犯的位置在教堂的右边。她们互相拥挤着，停住脚步。紧接进来的是穿灰色囚袍的男犯，有解犯、监犯和流放犯，他们拥挤在教堂左边和中间。在教堂上边的敞廊里站着许多先进来的男犯，一边是剃阴阳头，脚镣哐啷作响的苦役犯，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不戴脚镣的拘留犯。
教堂里一片肃静，只听得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声，偶尔还有铁链的哐啷声，接着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忽然挪动身子，彼此挤紧，在正中间让出一条路来，典狱长就从这条路走到教堂正当中全体犯人前面。
礼拜开始了，礼拜仪式是这样的：司祭身穿一件锦缎法衣，把碟子里的面包切成许多小块，放到一个葡萄酒杯子里，同时嘴里念着祷词，诵经士不停地念各种斯拉夫语祷词，然后又同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唱歌。
“最大的荣耀归于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司祭做完这些仪式，隔着隔板大声叫道。接着唱诗班就庄严地唱起来。歌唱完毕，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面包切成四份，先在酒里蘸了蘸，然后送进嘴里。大家认为，他这就是吃了圣子身上的肉，喝了圣子身上的血。随后司祭撩开帘幕，推开中间的门，手拿金杯，从门里走出来，请想领圣餐的信徒也来吃喝泡在杯里的上帝的血肉。有几个孩子领了圣餐。
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但司祭想安慰安慰不幸的囚犯们，就在通常礼拜之外增加一项特殊仪式，即：司祭站在圣像面前，念了一段赞美词。他念了一段后停住，换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照他的样子做了一遍。典狱长、看守、囚犯都跪了下去，上边敞廊里脚镣的哐啷声格外响亮。
接着，司祭又开始念一段赞美词，开始新一轮的礼拜中，这项仪式持续了很久。最后一项仪式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中央。首先是典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了吻十字架，然后是副典狱长，然后是看守们，最后是犯人们。犯人们都竭力去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这次专门为安慰和教训迷途弟兄而做的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斯洛娃，谁也没有想到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正是最严重的亵渎。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从前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身体，他相信的只是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使他确立这种信心的，主要是十八年来他靠这种礼拜收入钱财，养家活口，让儿子读中学，送女儿进神学院。
聂赫留朵夫一清早从家里出来，乘马车来到监狱。
在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手里多半拿着包袱。在一个木屋小门旁边，岗哨对面的长凳上坐着一个看守。他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来探监的人都走到他跟前，报了他们要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报了玛斯洛娃的姓名。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
“他们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放你们进去。”
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很寒酸，甚至破破烂烂，但也有一些男女衣着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旁边站着一个服饰讲究的男人，脸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聂赫留朵夫同他攀谈起来。原来他是银行的看门人，是来探望犯制
造伪证罪的弟弟的。
没聊一会儿，正中开有小窗洞的监狱大铁门开了，所有探监的人争先恐后，纷纷向监狱大门拥去。聂赫留朵夫慢吞吞地走着，让急于探监的人走在前面。他百感交集，想到关在这里的恶人就感到不寒而栗，对昨天的小伙子和卡秋莎那样的无辜者则满怀同情。而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心中充满了胆怯和爱怜。
聂赫留朵夫是最后一个走进会面的房间的，一走进房间，首先使他吃惊的是一片喧闹声，那是由几百个人的叫嚷声汇合成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直到他走过去，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后墙上开有几个窗洞的房间，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而且铁丝网都是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上，有几个看守在这两道铁丝网之间来回监视，铁丝网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距离有三俄尺宽，因此双方不但无法私相授受什么东西，连要看清对方的脸都很困难。大家都想让对方听见他们说的话，但他们的声音相互干扰，因此大家都放开嗓门大叫，要压倒别人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五分钟，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痛苦。
“不过，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聂赫留朵夫鼓励自己说。
他用眼睛找寻长官，他看见一个佩戴军官肩章，留小胡子，身材瘦小的人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
“先生，请问，女犯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同她们见面？”他非常紧张而又谦恭地问。
“难道您要探望女监吗？”
“是的，我希望同一个关在这里的女人见面。”聂赫留朵夫依旧那么紧张而谦恭地回答。
“那么您要见什么人？”
“我要见玛斯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典狱长问。
“不，她只不过是……”
“她怎么，判决了吗？”
“是的，她前天判决了。”聂赫留朵夫恭顺地回答，生怕破坏这个似乎同情他的副典狱长的情绪。
“请到这里来。”副典狱长说，显然从聂赫留朵夫的外表上看出为他效劳是值得的。“西多罗夫。”他吩咐胸前挂着几个奖章的小胡子军士说，“把这位先生带到女监探望室去。”
“是，长官。”
看守长把聂赫留朵夫从男监探望室领到走廊里，随即打开对面的房门，又把他领进女监探望室。
这个房间也像男监探望室一样，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三部分，但地方要小得多，来探监的人和囚犯也都少些，不过里面的喧闹声同男监一样。在两道铁丝网中间，女看守在来回踱步，两边铁丝网上也像男监探望室一样，贴满了人。
在女犯中没见到玛斯洛娃。但在那些女犯后面还站着一个女人，聂赫留朵夫立刻认出那个女人就是她，他的心怦怦直跳，气都快喘不上来了。她站在费多霞后面，笑眯眯地听她说话。
“马上就要摊牌了。”他暗自想，“我该怎么称呼她呢？也许她会自动过来吧？”
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为她而来。
“您要找谁？”那个在铁丝网中间踱步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玛斯洛娃。”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说出口。
“玛斯洛娃，有人找您！”女看守叫道。
玛斯洛娃转过身，抬起头，挺起胸部，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温顺表情，走到铁栅栏跟前，从两个女犯中间挤过来，惊奇地盯着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
“您找我吗？”她问，把她那张眼睛斜睨的笑盈盈的脸凑近铁栅栏。
“我想见见……”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用“你”还是“您”，但随即决定用“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我想见见您……我……”
玛斯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那副神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她的笑容顿时消失了，眉头痛苦地皱起来。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叫起来，眯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来是……”
“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说不下去，竭力控制住感情，免得哭出声来。
玛斯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情，完全认出他来了。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
“我来是要请求您饶恕。”聂赫留朵夫大声说，但音调平淡得像背书一样。
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感到害臊，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他立刻想到，要是他觉得羞耻，那倒是好事，因为他是可耻的。于是他高声说下去：
“请您饶恕我，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他大声喊道。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斜睨的目光盯住他不放。
他再也说不下去，就离开铁栅栏，尽力忍住翻腾着的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来的副典狱长，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这时走了过来，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栅栏旁边，就问他为什么不同他要探望的女犯谈话。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回答说：“隔着铁栅栏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典狱长沉思了一下，“嗯，好吧，把她带到这儿来一下也行。”
他转身对女看守说：“把玛斯洛娃带到外边来。”
过了一分钟，玛斯洛娃从边门走出来，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乌黑的鬈发也像前天那样一圈圈飘在额上，苍白而微肿的脸有点病态，但很可爱，而且十分镇定，她那双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在浮肿的眼皮下显得特别有神。
聂赫留朵夫走到靠墙的长凳旁边。玛斯洛娃困惑地瞧了瞧副典狱长，仿佛感到惊奇，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理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又停住，觉得喉咙哽住了，“过去的事既已无法挽回，那么现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您说说……”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不理他的话，径直问。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在做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来？”
“没有，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当时我根本没有看。”玛斯洛娃说。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脸红了。
“感谢上帝，他当时就死了。”她气冲冲地简单回答，转过眼睛不去看他。
“真的吗？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自己也病了，差一点也死掉。”玛斯洛娃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的？”
“谁还会把一个怀着孩子的女佣人留在家里呢？她们一发现这事，就把我赶出来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记得，全都忘了，那事早完了。”
“不，没有完。我不能丢下您不管。哪怕到今天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全完了。”玛斯洛娃说。接着，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忽然瞟了他一眼，又嫌恶又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她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到些好处。
“那事早就完了。”她说，“如今我被判决，要去服苦役了。”
她说出这句悲伤的话，嘴唇都哆嗦了。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我当然没有罪，我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这儿大家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大家都说应该上诉，可是得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别舍不得花钱，得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些钱，要是您答应的话，不多……只要十个卢布就行。”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伸手去掏皮夹子。
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
“当着她的面别给，等她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会被她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他心里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饱经风霜的浮肿的脸，以及那双妖媚的乌黑发亮的眼睛，这双眼睛正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他的内心刹那间发生了动摇。
“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了，给她一些钱，同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岂不更好？”他心里这样想。
不过，他同时又感到，他的心灵里此刻正要完成一次重大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这会儿仿佛搁在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力气，就会向这边或者那边倾斜。他向上帝呼救，果然上帝立刻回应他，他决定此刻把所有的话全向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能饶恕我吗？或者，什么时候能饶恕我？”他说，忽然对玛斯洛娃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说话，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一转身，她连忙把手伸过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带里。
“您真奇怪！”她鄙夷不屑地微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身上有一样东西，同他水火不容，使她永远保持现在这种样子，并且不让他闯进她的内心世界。
不过，说也奇怪，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他疏远她，反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力量，使他去同她接近。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应该在精神上唤醒她，这虽然极其艰难，但正因为困难就格外吸引他。他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其中不带丝毫私心。他对她毫无所求，只希望她不要像现在这样，希望她能觉醒，恢复她的本性。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要明白，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当时你在巴诺伏的样子……”
“何必提那些旧事。”她冷冷地说。
“我记起这些事是为了要改正错误，赎我的罪，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开了头，本来还想说他要同她结婚，但接触到她的目光，发觉她的神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开不了口了。
这时候，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探望的时间结束了，玛斯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待人家把她带回牢房。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可是，你看，现在没时间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一只手，“我还要来的。”
“这话好像都已说过了。”她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同他握。
“不，我要设法再同你见面，我还有些非常重要的话要对你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的，那您就来吧。”她说着，露出一种要讨男人喜欢的媚笑。
“你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哪！”聂赫留朵夫说。
“真怪！”她又说了一遍，接着摇摇头，向铁栅栏那边走去。
第一次重逢，聂赫留朵夫以为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要为她出力并且感到悔恨，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感动，一定又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他万万没有料到，原来的那个卡秋莎已经不存在了，这使他感到有些惊奇和恐惧。
他惊奇的是，玛斯洛娃不仅不以自己妓女的身份为耻，而且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也就非如此不可。不论什么人，不论是什么地位，必须自信他的工作是重要的，有益的。
玛斯洛娃虽然是个妓女，被判处服苦役，然而她也有她的世界观，而且凭这种世界观她能自我欣赏。
这个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个个认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交往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全都证实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玛斯洛娃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她觉得自己不仅不是一个卑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玛斯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珍重它，因为一旦抛弃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生活的意义。她发觉聂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就非常抵触，因为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从而也就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因此，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来说已不是她一度以纯洁的感情爱过的人，而只是一个阔老爷，她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她和他只能维持她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
“嗯，我没能把主要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跟人群一起往出口处走去时想，“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同她结婚，尽管没有说，但我会这样做的。”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退掉这座大住宅，解散佣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芬娜竭力说服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季以前改变生活方式，因为夏季谁也不会租大住宅，再说自己也总得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杂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过学生般简朴生活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
玛斯洛娃的事还未解决，暂时用不着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再说改变生活方式也实在困难，等她得到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那时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改变了。
到了同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天，聂赫留朵夫乘马车去看他。到了他家，在接待室里看到许多来访的人，好像医生的候诊室那样，大家无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阅消遣的画报，等待着接见。
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儿一张很高的办公桌旁，他一眼认出聂赫留朵夫，走过来同他寒暄，并且说马上去报告律师。不等律师助手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一个脸色红润、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人正同法纳林谈话。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送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出门时看到聂赫留朵夫，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陈设庄重的办公室。
“我为玛斯洛娃的案子而来。”
“好，好，我们立刻来研究。”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跳过那些乏味的套话，振振有词地念着他写的状子。
“那么，枢密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吗？”聂赫留朵夫在律师念完状子后问。
“希望很渺茫，但话又说回来，关键在于枢密院里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人，要有熟人，您可以去奔走奔走。”
“我认得一些人。”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
“我的助手会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教，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望这人的许可证，可是监狱官员对我说，要在规定时间和地点以外探监，还得经省长批准。是真的吗？”
“我想是的。不过现在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可那人是个十足的笨蛋，您找他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您是说马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在接待室里，律师助手交给聂赫留朵夫一份誊清的状子，报酬是一千卢布。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署，由谁出面？”聂赫留朵夫问。
“可以由被告自己出面，要是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由他出面。”
“不，我去一趟，叫她自己签个名。”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机会在预定日期之前见到玛斯洛娃他感到高兴。
玛斯洛娃抱住双膝，坐在板铺上，感到十分无聊。她刚想躺下睡觉，女看守就跑过来，说有人探望她，要她到办公室去。
“您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他。”玛斯洛娃正对着水银剥落一半的镜子整理头巾，明肖夫老婆子对她说。“火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不是我们放的，有一个工人也看到了，他不会昧着良心乱说的。您对他说，让他把米特里叫来，米特里会原原本本把这事讲给他听的。要不然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平白无故被关在这里，可那个坏蛋却霸占着人家的老婆，又在酒店里吃喝玩乐。”
“我去说，我一定对他说。”玛斯洛娃回答。“要不，再喝一点壮壮胆也好。”她挤挤眼，补充说。
柯拉勃列娃给她倒了半杯酒，玛斯洛娃一饮而尽，兴高采烈地又说了一遍“壮壮胆也好”，然后面带微笑地跟着女看守沿长廊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的门廊里已等了很久。
他来到监狱，在大门口打了下铃，接着把检察官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
“您要找谁？”
“玛斯洛娃。”
“现在不行，典狱长正在忙着呢。”
“他在办公室里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里，在探望室里。”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觉得他的神色有些慌张。
“难道今天是探监的日子吗？”
“不，今天有一件很特殊的事。”他说。
“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回头他出来，您自己跟他说吧。您先等一会儿。”
这时，司务长从边门出来，他穿一身丝绦制服，容光焕发，小胡子上满是烟草味，厉声对看守说：
“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带到办公室去……”
“他们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看到司务长的神色也有点紧张，不禁有些纳闷。
这时候，里边的一扇门打开了，彼得罗夫神情激动，满头大汗地走了出来。
“这下子他准会记住了。”彼得罗夫转过身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说聂赫留朵夫在这里，彼得罗夫便不再作声，从后门出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慌张？为什么司务长对彼得罗夫使眼色？”聂赫留朵夫心里思忖着。
“您请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刚要出去，典狱长正好从后门进来，神色比他的部下更加慌张，他不住地叹气，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转身对看守说：
“去把玛斯洛娃带到办公室。”
玛斯洛娃走到门口，聂赫留朵夫就看见她了。她脸色红红的，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来。她一看见典狱长，脸上马上现出害怕的神色，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脸上挂着微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这跟上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表现出来的活泼样子，感到有些奇怪。“律师写了个状子，您签个字，我们就把它送到彼得堡去。”
“行，签个字也行，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走到桌子旁边。
“可以在这里签字吗？”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您到这儿来，坐下。”典狱长说。
玛斯洛娃微笑着一边理理裙子和上衣袖子，一边坐到桌子旁边，用她有力的小手笨拙地握住笔，又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他指点她该怎么签，签在什么地方。
她拿起笔，用心在墨水瓶里蘸了蘸，抖掉一滴墨水，在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还有事吗？”她问。
“有些话我要跟您说。”聂赫留朵夫接过她手里的笔，说。
“好，您说吧。”她说着忽然脸色变得严肃了。
典狱长站起来走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两个人。
带玛斯洛娃来的看守在离桌子稍远的窗台旁坐下。玛斯洛娃坐在桌子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屋子里光线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近距离看清她的脸：眼睛边上已有鱼尾纹，嘴角也有了皱纹，眼皮浮肿，他见了越发怜悯她了。
他把臂肘搁在桌上，身子凑近她，说：
“如果这个状子不管用，那就去告御状，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去办。”
“唉，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蛋。”她说着笑了，“要是当初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她今天有些奇怪。”聂赫留朵夫想，刚要说出自己的心事，却又被她抢过话头。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那儿有个老婆子，人挺好，说实在的，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搞的，这样一个好老女人，竟然也坐牢，不但她坐牢，连她儿子也一起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犯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他们就坐了牢。她知道我跟您认识，就想请您帮她个忙。”玛斯洛娃说，抬眼瞧瞧他，又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来办，我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但我有事要跟您谈谈，您还记得我那次对您说的话吗？”
“上次您说了些什么呀？”玛斯洛娃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微笑。
“我说过，我来是为了请求您的饶恕。”聂赫留朵夫说。
“嘿，何必呢，老是饶恕饶恕的，用不着来那一套……”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光是说说，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我决定跟您结婚。”
玛斯洛娃脸上顿时现出恐惧的神色，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愣了，像在看他，又不像在看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玛斯洛娃气愤地皱起眉头问。
“在上帝面前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您说的话总是让人不明白，当初您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她说了这些话，又张开嘴，但没有再说下去。
聂赫留朵夫这时闻到她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味，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请安静点儿。”他说。
“我可用不着安静，您以为我醉了吗？我是有点儿醉，但我明白我在说什么。”玛斯洛娃突然急急地说，脸也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您是老爷，是公爵，您不用来跟我惹麻烦，免得辱没您的身份。还是去找您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是一张红票子。”
“您不会懂，我觉得我对您犯了太多罪……”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低声说。
“我觉得犯了太多的罪……”玛斯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您并没有感觉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瞧，这就是您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道。“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您了。”他重复着说，“我说到一定会做到。”
“可我敢说，您做不到！”玛斯洛娃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面说着，一面握住她的手。
“您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您是位公爵，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尖声叫道，脸都变色了，从他手里抽出手来。“您想利用我来拯救您自己。”玛斯洛娃继续说，迫不及待地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出来。“今世您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您自己！我讨厌您，讨厌您那副眼镜，讨厌您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您给我走！”她霍地站起来，嚷道。
“您闹什么呢！怎么可以这样……”看守走过来埋怨。
“您由着她吧。”聂赫留朵夫说。
“叫她别太放肆了。”看守说。
“不，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玛斯洛娃垂下眼睛，将手指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又坐了下来。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的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您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和我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还是要为您出力。”
“哼，那是您自己的事。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帮忙，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玛斯洛娃说，“唉，我当初为什么没死掉呢？”说到这里她伤心得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说不出话，玛斯洛娃的眼泪引得他也哭了起来。
玛斯洛娃抬起眼睛，瞧了他一眼，感到很惊奇，接着用头巾擦擦脸颊上的眼泪。
这时看守又走了过来，提醒他们该分手了，玛斯洛娃便站了起来。
“您今天有些激动，若是可能，我明天会再来，您再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斯洛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再瞧一眼他，便跟着看守走了出去。
“唉，真没想到会这么糟！”聂赫留朵夫边走边想，走出了监狱。直到现在，他才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罪孽，要不是他决心改过自新，他也不会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挂满奖章的看守露出一副使人讨厌的媚相，鬼鬼祟祟地递给他一封信。
他接过信，一面走出监狱，一面看信。信是一位叫薇拉的女政治犯写的，她说如果能见面，她会提供许多关于他所关心的女囚犯的重要情况。
薇拉原是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乡村的女教师，有一次聂赫留朵夫和同伴去那里猎熊，这个女教师曾要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笔钱，以帮助她进高等学校念书。原来她现在成了一个政治犯，关在这个监狱里。“应该见见她，尤其是她答应帮忙出主意，来改善玛斯洛娃的处境。”聂赫留朵夫想。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回想起昨天的种种事情，心里不由得有些退缩。虽然心里害怕，他还是坚定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开了头的事做下去。
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走出家门，乘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要求准许他到牢房探望玛斯洛娃，以及玛斯洛娃要他去探望的明肖夫母子。此外他还想要求探望薇拉，因为她可能对玛斯洛娃的事有好的建议。
聂赫留朵夫在团里服役的时候就认识玛斯连尼科夫，玛斯连尼科夫当时任团的司库，他现在已当上行政长官，管辖着一个省和省政府。
玛斯连尼科夫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满面笑容。
“啊，您来了，到我太太那儿去吧，我此刻正好有十分钟的时间，过后要去开会。我们的上司出门了，省里的事现在我在管。”他说着，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我有事找您帮忙。”
“什么事？”玛斯连尼科夫仿佛一下子警惕起来，用严厉的语调问。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很想多探望几次，但不是在普通探监室里，要在办公室里，听说这事要由您决定。”
“行，老弟，我随时为您效劳。”玛斯连尼科夫说着，双手摸摸聂赫留朵夫的膝盖，好像要表示自己多么平易近人，“这可以，不过您也知道，我只是临时掌权。”
“那么您能开一张证明给我，让我同她见面吗？”
“您说的是一个女人？”
“是的。”
“她为什么坐牢？”
“投毒人命罪，但她是被错判的。”
“您瞧，这就是所谓的公正审判，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不知怎的他夹着法语说。
“我还有一件事要求您。”聂赫留朵夫说，“有一个当教员的姑娘，是我老早就认识的，可怜的人，如今也在坐牢，她很想同我见面。您能不能再开一张条子，让我也可以去探望她？”
“她是个政治犯吗？”
“据说是个政治犯。”
“不瞒您说，凡是政治犯只能同他们的家属见面，但我可以给您开一张特别通行证，哪儿都可以通用，我知道您是不会随意滥用的。您关心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她长得美吗？”
“长得很丑。”
玛斯连尼科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走到桌子跟前，在一张印有头衔的信纸上写道：“准许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会见在押小市民玛斯洛娃及教员薇拉，请洽办。”他写完信，潦草地签了名。
“好，谢谢您。”聂赫留朵夫接过通行证，就起身向他告辞了。
“您不到我太太那儿去了？”
“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嗯，那也没有办法，可她不会原谅我的。要不您去一下，哪怕只待一分钟也好。”
但聂赫留朵夫主意已定，他回答玛斯连尼科夫说，他今天实在没有空。
“好吧，那么星期四请您务必来。每逢星期四她招待客人，我会告诉她！”玛斯连尼科夫站在楼梯上，对他大声说。
从玛斯连尼科夫家出来，聂赫留朵夫乘车赶到监狱，去找典狱长。
“请问有什么事吗？”他一面说，一面扣上制服中间的纽扣。
“我刚才去见了副省长，这是许可证。”聂赫留朵夫把证件交给他，说，“我想看看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今天不便会客。”典狱长说。
“为什么？”
“没什么，这得怪您。”典狱长微微地笑着说，“公爵，您昨天一定给了她钱，她就又弄到了酒，今天她喝得烂醉，醉得发酒疯了。”
“真的吗？”
“可不是，我只好把她搬到另一间牢房里，这女人本来挺本分，您今后别再给她钱了，他们那些人都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清楚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心里又感到有些害怕。
“那么，薇拉，那个政治犯，可以见见吗？”聂赫留朵夫沉默了一会儿，问。
“嗯，可以。不过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会儿。”
“那么我能不能先看看明肖夫母子俩？他们被指控犯了纵火罪。”
“行，明肖夫关在二十一号牢房。可以把他们叫出来。”
“我不能到明肖夫牢房里去看他吗？”
“您还是在这里见面安静些。”
“不，我觉得还是在牢房里见面有意思。”
“您把公爵领到明肖夫牢房里。”典狱长对副典狱长说，“然后把公爵带到办公室，我去把她叫来，她叫什么名字？”
“薇拉。”聂赫留朵夫说。
副典狱长是个青年军官，头发淡黄，好看的小胡子上涂过香油，周身散发出花露水的香味。
“请吧。”他微笑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这地方感兴趣吗？”
“是的，我对这个人也感兴趣，据说他被关在这里是完全冤枉的。”
副典狱长耸耸肩膀，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宽大而发臭的走廊，把他领到由铁门隔开的左边一条走廊里。这条走廊比刚才那条更窄狭，更阴暗，更霉臭。走廊两边的牢房都上着锁，每个牢门上都有个小洞，称为门眼，直径不到一寸。走廊里除了一个满脸皱纹、神色忧郁的老看守，一个人也没有。
“明肖夫在哪个牢房？”副典狱长问看守。
“左边第八个。”
聂赫留朵夫来到关押着明肖夫的牢房。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长着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小撮胡子，站在床铺旁边。他现出恐惧的神色，慌忙穿上囚袍，眼里充满困惑和恐惧地看着来人。
“喏，这位先生要了解一下您的案子。”
“万分感谢。”
“是的，有人给我讲了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走进牢房里，站在装有铁栅栏的肮脏窗子旁说，“我很想听您自己的说法。”
明肖夫也走到窗前，马上讲起他的事来。事情是这样的：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就夺了他的妻子。他到处申诉告状，可是酒店老板买通了官府，官方就一直庇护他。有一次明肖夫把妻子硬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找，酒店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并喝令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就伙同一名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起火，明肖夫同他的母亲被指控放火，其实他当时正在他教父家里，根本不可能放火。
“那您真的没放火吗。”
“老爷，我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准是那混蛋自己放的火，据说，他刚刚保过火险。他贪图保险费，自己放了火，还把罪名硬栽在我们头上。”
“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起誓，这都是真的。”他说着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求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太冤枉了，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明肖夫的脸颊忽然抽搐起来，他哭了。
“您不要灰心，我一定努力想办法帮您。”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既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还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羞愧。
在一条走廊里，有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犯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做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
“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一个多月，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暂不把他们送回去。”
“怎么，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道。
大约有四十人左右，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立刻制止他们说：
“让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高高的个儿，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关押是因为没有身份证。其实他们是有身份证的，只是过期了两周。身份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人因此坐牢，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副典狱长说，“他们确实没有罪。”
“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教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上边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剥夺公民权的人不算，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四下里张望，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共有两间。第一间里有一个炉膛凸出，灰泥剥落的大壁炉和两扇肮脏的窗子。屋角立着一把给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另一个角落挂着一幅巨大的基督像。另一个房间里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有的几人一起，有的两人一对，低声交谈着，窗口放着一张写字台。
典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着屋里的人。
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一相貌好看的穿短上衣的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面前，情绪激动地对她说着话，打着手势。旁边坐着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拉住一个穿囚衣的年轻女人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讲着什么。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情人，那姑娘年纪很轻，留着淡黄短头发，模样可爱，容光焕发，身穿一件时髦连衣裙。小伙子很漂亮，生得眉清目秀，头发鬈曲，身穿橡胶短上衣，他们两人坐在屋角窃窃私语，显然陶醉在爱情里。最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身穿黑色连衣裙，她看上去像是害痨病的青年的母亲。她想说话，可是喉咙被哽住，刚开口，就说不下去了。那青年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怒气冲冲不住地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丰满、脸色红润的姑娘，相貌姣好，有一双诚挚善良像绵羊一般的深褐色眼睛，身穿灰色连衣裙，外加一件短披肩。她坐在啜泣的母亲旁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肩膀，对母亲说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旁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忽然有个剃光头的男孩走到他跟前，尖声对他说：
“您在等谁？”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话感到惊奇，他瞧了一眼男孩，见他脸色严肃老成，眼睛活泼有神，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你是跟谁一起到这儿来的？”聂赫留朵夫问那孩子。
“我跟妈妈在一起，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您把柯里亚带走。”典狱长说，大概觉得聂赫留朵夫同男孩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漂亮姑娘。她站起来，挺直高高的身子，迈着像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向聂赫留朵夫和男孩走去，牵起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痨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是谁家的孩子？”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牢里生的。”典狱长带点得意的口气说，似乎这是监狱里少见的奇迹。
“不久他就要跟他母亲去西伯利亚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典狱长耸耸肩膀回答道，“喏，薇拉来了。”
薇拉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头发剪得很短，长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步态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谈吧。”
“没想到您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嘿，我倒觉得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睁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事业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而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可怜她，但绝不像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着模糊的思想，她分明认为自己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朋友，叫舒斯托娃，舒斯托娃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捕禁，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求交游广阔的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
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她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斯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
典狱长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聂赫留朵夫站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激愤。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使他母亲更加悲伤。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着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站在哭泣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着注视对方的眼睛，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着，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监牢里结婚，然后那姑娘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我采取严厉措施。”典狱长再三地说。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纷纷走散，那个健谈的青年跟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楼。
“还得谢谢上尉，他真是个好心人，不死扣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过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根本不行，得一个一个分开来谈，还得隔一道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健谈青年一边谈，一边下楼。这时，典狱长带着疲劳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说：
“您要见玛斯洛娃，请明天来吧。”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急急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明肖夫母子的案件讲给他听，请求他替他们辩护。聂赫留朵夫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冤枉坐牢的事，并问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下，显然在考虑怎样做出正确的回答。
“谁的过错？谁也没有过错。”他断然说，“您去对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对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总之，谁也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去。”
“哼，这没有用。”律师笑嘻嘻地反对说，“那个家伙，我不客气说一句，他是个笨蛋，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记起玛斯连尼科夫讲过律师的坏话，于是一言不发，跟他告了别，坐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求玛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斯洛娃调到医院去；一件是解决那一百三十名囚犯因身份证过期而坐牢的事。去向一个他瞧不起的人求情，显然很为难，但要达到目的，这是唯一的途径，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做。
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玛斯连尼科夫家，远远看见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他这才想起今天正好是玛斯连尼科夫夫人会客的日子，上次玛斯连尼科夫曾邀请他今天来他家。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问门房主人在什么地方，玛斯连尼科夫就出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他正好送一位贵客出来。
“哦，上去吧，您来我真高兴！”玛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尽管他身体肥胖，还是敏捷地把聂赫留朵夫带上楼去。
玛斯连尼科夫因为那位显要人物对他另眼相看，所以特别兴奋。
“正事以后再说，只要您吩咐，我一定全部照办。”玛斯连尼科夫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客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仆人说。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通报了。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这位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这时淹没在长沙发周围的许多女帽和脑袋中间，满脸春风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致意。客厅另一头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具，有几位太太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站着几个男人，有军人、也有文官，男女喧闹的说话声从那边不断传来。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和将军夫人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您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您。”
“原来如此。”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沮丧。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麻烦您。”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您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紧抿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您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您回音的。”
“那么，费心了。”聂赫留朵夫说。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份证过期了，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您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出现忧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您找的是哪一个被告？”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儿罪，只因为身份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
“那您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心里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边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客厅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红了。
“啊，您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您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您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非常激动。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科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未说什么，直接离开了。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闹哄哄的谈话仍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信中说，关于把玛斯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没有问题。
在法庭审判，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聂赫留朵夫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厌恶她的情绪。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仍然准许他同她会面，但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这次典狱长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以往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看守带着聂赫留朵夫走进一间空****的女监探望室，玛斯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前天我的话……”
“您需要这样的……”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斯洛娃补充说。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呢？”
“说实在的，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如若不然，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不仅因为他加给她的屈辱而恨他，不能饶恕他，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心平气和地再次拒绝他，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疑虑，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您同我结婚，要是您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您，您被发送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话可说了。”她的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觉得说不下去了，也不作声。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去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斯洛娃说，他看见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突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在微笑的眼睛。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斯洛娃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两手扶住膝盖，坐到铺板上。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斯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面的腿。
“您哭什么呀？”道口工说。
玛斯洛娃没有回答。
“怎么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费多霞那双明亮的眼睛亲切地看着玛斯洛娃。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您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斯洛娃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他说：‘不论您被送到哪里，我都跟您到哪里。’”玛斯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到彼得堡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赞同说，同时用手理了一下她的头发，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点儿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斯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