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得水也知道阮元对这罗教颇为不喜，他此番之语不言邪教，亦不言荒诞，就已是相当客气，也只得陪笑道：“阮学使其实不知，这罗教所言，原本也没几个人真心相信的。不过咱这些水手帮众，平日与那佣耕之人又有所不同，我等既无田产，又大半都无房宅，只得在船上庵堂聊以生存，贫苦无依之际，也需要些寄托才是啊？是以在下用这罗教之言，只是为了让帮中兄弟能安稳一些，却别无他图。漕帮有朝廷这口饭吃，也总不能和朝廷过不去啊？”
阮元也渐渐清楚，罗教之事并非自己，或是余得水一句话，就可以让人不去相信的，否则乾隆三十年前厉行禁教，又怎能强禁不止？看余得水神色，知他这番话也是真心，并无作伪，也就不再深究。余得水忙吩咐了身边两个帮众，陪阮元夫妇回去乘船。
一路之上，看着嘉白帮帮众对自己颇有崇拜之感，孔璐华也觉得有些滑稽，不免遮住了双唇，以免他人看到自己轻笑之状。只是想起这些帮众对余得水的神色，也是自发的毕恭毕敬，不觉有些好奇，便向身边一个帮众问道：“这位大哥，你们这位余老师，究竟做了什么事，你等竟对他如此恭敬啊？”
帮众倒是非常热情，听了孔璐华之言，也笑道：“夫人或许不知，咱们余老师啊，平日对咱下人最是仗义，尤其是去寻官府索要工钱之时，那寻常官府中人，总是百般推诿，不愿给我们工钱，每次都是余老师带着咱们，去找他们要说法，他们看咱们人多，又是理亏，才愿意把克扣的工钱补上。咱以前也是不知，后来和江西、安徽的漕帮打过照面，才知道咱这些工钱能足数发下来，有多不容易呢。”
孔璐华问道：“那你等平日工钱，究竟有多少，为何官府却要克扣呢？”
那帮众道：“其实说来，工钱从来也不算多的，江浙漕帮，据说朝廷定了二两，可我听别人说余老师来之前，实际发下来的最多也只一两五钱。而且这些年啊，当官的为了少发些工钱，往往不发银子，只折了铜钱发给咱们，也只有余老师出面，才能帮咱们拿回整整的二两现银子来。我先前跑漕运听安徽的兄弟们说起过，他们那边，头舵的舵工一次也只一千五百文，寻常帮工人手不过六七百文罢了。夫人您说，要不是余老师为人仗义，带着咱们去要钱，咱这日子能过得舒服吗？唉，可惜自从这漕河上多了两条豺狼，便是余老师去官府讨要，官府也无能为力了。”
“如今物价日增，你这些银钱怎得够用呢？”阮元不禁问道。
那帮众道：“唉，阮学使或许不知，咱行漕之人这些年虽说苦了些，总也不是最苦的。那民间交粮之人，我就亲眼见过，有多少人加了这许多折耗，一年收的粮连租子都交不全了，日子也是一般的苦。可听湖北的兄弟们说，那边还在打仗，那里百姓不知何时命就没了，过得还不如这里的人呢。阮学使，你说这太平盛世，难道就只是百姓能活下来，不至于动不动就丢了性命，如此简单的吗？”
阮元听着，也不禁摇了摇头，看妻子时，只觉她眼中也有不忍之色，想来妻子平日在孔府大族之中长大，或许这还是第一次接触这许多底层民众，只怕心中更加难以承受。
几个帮众一路送着阮元夫妇上了船，仍是原本带路的两人将阮元一行送了回去。这次意外之旅最后并无任何损失，阮元身边的几个仆从也都各自庆幸。
只是阮元心中，却渐渐多了一重负担。回到杭州之后，他也前后三次找过玉德，希望与他商议减免折耗之事，可玉德的回答，却每一次都振振有词：
“伯元，你所言之事我又怎能不清楚？只是你看看这浙江之前的亏空，有四百万两啊？我上任两年了，什么办法都想过了，这两年我拼命努力，亏空还有二百五十万呢。这样下来，要什么时候我才能补齐啊？这天下财富本就只有定数，不在官就在民，我不临时加这些加耗，我上哪里筹着许多钱粮，来补得这亏空？你看看，若是这般赔补，再过得五六年，以前的亏空也就补齐了。再苦一苦百姓，让他们再忍六年，日后他们说我是个贪官污吏我也认了，这样行不行啊？”
“伯元，你看看这温州的上报，两广那些个海寇，这都闹到咱浙江海面了。今年还要再拿出些银子去补海防之事。咱这浙江多少年也没一个海警，海防之事以前早就耽搁了，这也要出钱，外面的海塘，来年也要再修，我若是六年就能把亏空补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口口声声百姓困顿，可我若是补不齐这亏空，我这珊瑚顶子，它也保不住了啊？”
总之，玉德的理由，总是比阮元的质问更多一些。
或许这后面半年，阮元最大的幸事，就是终于迎了谢雪过门。谢雪初入阮府，虽也颇为羞涩，不敢多与人说话，但毕竟性子乖巧，孔璐华和刘文如见她听话，也都对她十分喜爱。谢雪诗艺师承谢墉，无论平仄音律，还是意境气象之说，心中都有见地。平日孔璐华便也多邀二人一同相聚，聊起平仄入声，谢雪不仅精通记忆之法，更兼熟用吴中方言，刘文如有入声字音不通之处，多听得谢雪念诵几次，也就有了印象。孔璐华与谢雪更是相互教授画艺，二人一习线描，一习没骨，正是相辅相成，各有所得。
至少对于阮家而言，嘉庆二年的后半年，一家人都安享着无比温馨的日子。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嘉庆三年元日，按朝廷常例，这一日仍有元日朝会。可这天嘉庆放眼望去，下拜群臣，两个为首大学士是和珅和苏凌阿，两个汉人大学士王杰与刘墉，一个无力行走，只得特许持杖入朝，一个耳聋眼花，混沌难言。下面福长安、吴省钦等人，亦是各居要位。而原先与和珅不睦的各位六部尚书，都是垂垂老矣，只怕这样苦熬下去，都要走在和珅前面。
想到这里，嘉庆也不禁愁眉紧锁，只依常例按部就班的结束了元日朝会。而当他不经意间，回头瞥及身后的乾隆时，只觉八十八岁的乾隆，一如寻常般平静，面色绝无变化，自己这个做儿子的，也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眼看群臣之下，有几个熟悉的身影，比如那彦成，还是可以让嘉庆心中一振，可这些人官职均在和珅一党骨干之下，究竟何时能等到机会，实在难说。看着他们，嘉庆也暗自想着外省官员究竟有多少可以信任，可以重用之人，其中也有阮元。
“阮元的浙江学政之任，今年也是最后一年了。可他终是与和珅有些来往，当年朕想留他在京任职，他也曾拒绝过。却不知他之后又该任用何等职务？也不知他日后，究竟能不能为朕所用啊……”嘉庆多观朝中官员履历，对阮元的升迁历程早已一清二楚，可正因为如此，反倒是一时拿不定主意。
而这一年的京城，也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一些变化。
这日乾隆起驾去了圆明园，军机处只剩下和珅和福长安二人，川陕战事一时未决，二人也需要继续处理前线奏报。忽然，福长安问道：“致斋，那呼什图先前所言，可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吧？呼什图说，那日太上皇在福海中游船，不过半个时辰，就对左右说已经倦了，鄂公公看太上皇神情，也不敢有半分违逆，便停了船，送了太上皇回去。随行的一个小太监还抱怨，说这二月之初，冰原本就没化干净，辛辛苦苦除了大半日冰，结果太上皇居然说自己倦了……还被鄂公公骂了一顿呢。呼什图就是听此人所言，应该不会假啊？”和珅道。
“若真是这样，致斋，有些事，我想着咱也该多准备准备了。”福长安道。“太上皇这两年虽然把皇位传给了皇上，可平日间看着，一直是精神的很，但凡军国大事，也从来都是自己拿主意。可到了今年，太上皇居然也知道自己倦了……致斋，这话不好听，可你我身在此位，就该有所防备才是，太上皇毕竟今年八十八了，咱……咱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皇上身上啊？若是朝廷一旦有个变化，咱手里得有可用的人啊？”
“这些我也不是没想过。”和珅也没有以任何冠冕堂皇之言加以回避，而是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眼下吴老师升了左都御史，苏凌阿在刑部，惠龄兼着理藩院，小吴老师也迁了工部侍郎，人总是可用的。只是……也另有几个关键位置，一直还是不能放心下来。”
“那我看，咱也得抓紧了。你说这半年下来，好不容易把吴熊光送出去做了直隶布政使，傅森也送回部里当差了。可昨日听呼什图说，皇上那里，又拟了那彦成进军机处，你说，这不是存心想着和咱们对着干，又是什么？致斋，咱现在确实不少位置上都有了人，可我看着……还是嫌不够，那些个六部尚书，你看着年纪大了，也做不得什么，可占着位置，咱的人就上不来啊？”福长安道。一年之内，因外省战事频繁，和珅趁势举荐吴熊光去直隶调运粮草，把他调离了京城，傅森也因前线事务繁重，被调回本部用事。眼看阿桂最得力的两个助手都已经不在军机处，嘉庆居然直接拟了阿桂之孙入军机处办事，也难怪福长安心中暗生疑虑了。
“那这样吧，今年又是会试年，这一次的浙江会试，主考我推荐小吴老师，你看怎么样？”和珅道。
“浙江……你想说那阮元？致斋，你说这些年他给你送过第二回礼吗？这关键的时候，你怎么还……”
“正是因为眼下是关键之时，这能用之人，咱才要都用上啊？”和珅叹道。说着说着，和珅心中也隐隐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果然，嘉庆三年二月，那彦成加了军机处行走之衔，成为了乾隆在世之时最后一位上任的军机大臣。和珅和福长安也知道，这种重大人事任免，必由乾隆许可，是以只能空自抱怨，却不能施以半分阻拦。
嘉庆三年的春天，阮元也还是一样忙碌。
上一年冬天，阮元潜心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做注，到了这年二月，十篇注已经完成。是以阮元也约了在杭取录生员，以及其他府学、县学学生，准备在这一日讲述《曾子十篇》中的部分精要章句。孔璐华自然也需要多忙一些，为阮元精心整理着衣衫。
“夫子，帽子带得正一点，天冷。”孔璐华看着丈夫，虽然满眼都是爱怜之色，却也忍不住有些抱怨。
“夫人多虑了，眼下是二月，这里又是杭州，怎么会冷呢？”阮元笑道。
“我不是瞧你身子弱吗？”孔璐华道，她一边看着阮元的衣襟，一边似乎又有些好奇，问道：“夫子，你外面那个学生，名字好奇怪啊，他姓……姓端木吗？真是少见的姓氏呢。”
“夫人，当年子贡也是姓端木的，夫人怎么忘了？”阮元笑道。“他啊，名叫端木国瑚，字子彝，子彝他也算是我去年取录学生里，才华最出色的了。他的诗写得好，自选的赋，也是我得遇学生里，最为典雅之作，是以我取了他做生员，也是他应得的啊。”
“那夫子，他那两篇……两篇八股文做得怎么样呢？”
“还好吧。”阮元想想道。“偶有佳句，但整体而言，还是显得气韵略欠了些，总是未臻一流。但他诗赋在处州童生之内，可是再无第二人了，是以我还是取录了他。”
“诗赋啊……”孔璐华听阮元说着学生，却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问道：“不过我还是真没看出来，你说那个玉德，在漕帮的时候，那边的人说起他，都和豺狼虎豹一般，居然前几日还请了你过去参加诗会。你说，他真的会作诗吗？还是不过附庸风雅呢？”
“夫人说玉中丞啊？”阮元笑道：“玉中丞诗作得不错啊？其言本于性情，又兼醇雅健壮，倒也是自成一家。比如他诗集中有一首言及山阴水利兴修之事，道：清溪百里水平堤，极目春华望眼迷，百丈鳞塘亲步到，戴星冲雨为群黎。却也是一片开阔气象，而且也能看出，玉中丞又何尝不在意民间疾苦呢？只是眼下亏空太甚，玉中丞或许也是求成之心太切，才做出了这许多对不住百姓之事。话说回来，我也没资格批评他啊？我所做都是翰林学官，为政之事要是由我来办，我还不一定能及得上玉中丞呢。”原来这位浙江巡抚玉德，虽然在漕帮风评不佳，却也是八旗中以文才见长之人，著有《余荫堂诗稿》一部，阮元亦曾受他邀请，为诗稿作序。
“唉，夫子也真是善良，若是一个人作诗的时候念及民生疾苦，便是好官的话，那和珅或许也有这样的诗作呢。不过夫子，你的学生，仅仅因为诗赋做得不错，你就要破格取用他，这样真的好吗？你说，他要是八股做得平平，就被你取录了，那他日后若是去考举人、考会试，别的考官肯定还是要看八股文的啊？你这样做，真的不会害了他吗？”孔璐华却似乎想得更多。
阮元想想，道：“夫人其实无需如此烦恼，第一，子彝那个人我熟悉，是个治学之才，可为官之心不盛，多半将来是不会做官的。第二，这院试与乡试会试不同，乡会试是为国选士，眼下多是要看四书时文的功夫，可院试只为童生成学之用，且本有童生自选作答之项，和乡会试不一样的。再说了，童生做了生员，就可以免除差徭，这些有一技之长的童生也就可以潜心治学了，说不定就会有所成就呢。他们原本就各有所长，若是仅仅因为八股做得不好，自己的长处都发挥不出来，那才真是浪费了人才啊。所以我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施展自己所长，至于日后还愿不愿意应举，再由他们日后决定，也不迟吧？”
“唉……夫子你还真是……还真是辛苦呢。听别人说，其他的学政，都是只看那两篇八股，就取了生员。你这倒是看得全面，这赋做得好的，你要录取，算学学得好的，你要录取，治史有长的要录取，就连碑版之学，有独到之处的，你也要录取。夫子，你这样不觉得比别人劳碌很多吗？”孔璐华这话看似抱怨，眼中却满是不舍。
“夫人，我与其他学政不同，我这才三十五，做浙江学政已经三年了，也算是身强力壮的年纪，若是不能有些作为，也对不起我这内阁学士的名位了啊？”阮元笑道。
“咦？夫子在说自己身强力壮吗？”孔璐华听着，竟轻轻的笑了出来，双臂成环，抱住了阮元，在他耳边小声道：“怎么夫人陪了你这许多日子，还不知道你身强力壮呢？”
阮元听了也不禁莞尔，对孔璐华道：“夫人嫁我这还不足两年，不算长的。若是夫人想我陪了，也好，这几日编修的几部书也快完工了，我一定早些回来，多陪陪夫人如何？”说着缓缓放下了妻子双臂，与门外的学生一道前往府学了。
府学正厅之内，这日也聚集了数十学生，其中大多数仍是以八股文得以取录的生员，但也有近三成生员，原本八股做得平平，却因为诗赋、算学、史论有一技之长，而被阮元破格取录，是以这些学生对阮元格外敬重。见了阮元入内，学生们也纷纷向阮元作揖拜过，阮元还礼过了，便坐在了正中之位，道：“今日为大家分发《曾子十篇》的文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十篇先贤遗作，我近日多有注释，但我今日也不敢夺先人之功。故而各位所见注本，上有实斋先生解诂，也有仪郑先生的补注，最后附上了我的注文。各位只管择善而从便是，切不可因我与各位有师生之谊，便将其他大家之作，弃而不读了。总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各位可清楚了？”按清代《大戴礼记》经解最精者多推崇两家，一是王聘珍解诂，一是孔广森补注，阮元便将二人注文一并分发诸生。王聘珍号实斋，孔广森号仪郑，是以阮元以号称之。
“老师。”阮元右手边一位学生问道：“老师选取名家注释，兼取所长，学生们自然佩服。可学生却有一事不明，这《曾子十篇》本无单行之本，仅见于《大戴礼记》之中，而大戴氏之作，散佚犹多，现下已几为绝学了。老师却对这《曾子》十篇多耗心血，其中缘由却是为何，想来各位同门，也都希望老师指点一二吧？”这位学生名叫陈文述，倒是阮元全依八股文、试贴诗之优长选取的生员，因此在学生中最为服众。
他所言《大戴礼记》之事，乃是中国儒家学术史上一大要事，西汉之时，《礼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列于学官，但同时尚存孔门弟子讲论古礼之文百余篇，儒者戴德、戴圣对这些论礼之文详加取舍，各成一部《礼记》，戴德所成即为《大戴礼记》，戴圣成《小戴礼记》。然而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小戴礼记》因简约易懂，逐渐被更多习礼之人传承，最终取代了汉代的《礼经》，成为唐以后《五经》中的《礼经》部分，即今人所言《礼记》。而汉代《礼经》则成为今日之《仪礼》，宋明以来，研习《仪礼》者日稀，直到清代《仪礼》才重新受到更多学者重视，阮元早年即因为通晓《仪礼》，得以校勘《开成石经》中的《仪礼》部分。
而戴德的《大戴礼记》，同样因修习者少，渐渐失传，到了唐代，原本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只剩下三十九篇，北周之时，名臣学者卢辩曾为《大戴礼记》做注，但简约不敷学子之用。宋代初立《十三经》之名时，有人试图将《大戴礼记》加入作为第十四部经典，最终也不了了之。也是直到清代，《大戴礼记》才被部分学者重新重视，并加以注释，却仍与科举无关。是以陈文述所问，本也是一大半在座学生心中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