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带有雪域色彩的老歌。而事实上，我家也养了许多花草。养花儿是我的一大爱好，我养的花儿品种繁多，有珍贵些的也有极为普通的。姹紫嫣红的花儿占据了我家阳台，那里就像香气扑鼻的花室。
有一天，泽芳从外面花店里买回来两盆塑料花儿，一盆刺梅，一盆满天星，她将它们放在了客厅的小茶几上。我不明白泽芳为什么对这假花儿如此感兴趣，为此我们之间发生了不愉快。我说，你这是多此一举，家里有的是花儿，哪一盆不比这假花儿好?泽芳却不以为然，红嘟嘟的小嘴噘得老高，她说，你瞎说吧，塑料花儿比真花儿还好看呢!
那天我们争执了许久。不过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略：那些塑料花儿真是非常的漂亮，看上去丝毫不亚于那些货真价实的真花儿。我不得不惊叹那些造假者们技艺的高超，我对泽芳说，塑料花儿没有生命力，再好看也是假的呀，连一点香气也没有!
泽芳却反驳我，她说，我才不在乎真的还是假的呢，只要好看，我就喜欢!
尽管我们不欢而散，但我还是包容了她对假花的喜爱。以后我们相安无事，我们欣赏我们各自所欣赏的，这样家里的气氛又像从前一样安宁而和谐。
如果没有后来的那次采访，我和泽芳肯定会这样平安无事地相处下去的。
那次去天马县采访，是主编派给我的一个任务。如今纯文学不景气，单靠刊物发行很难养活自己。只好四处托人说好话，拉上一点钱。这次采访的是天马县公安局白局长，给他写一篇充分展示其政绩的报告文学。尽管我极不情愿写这类狗屁文章，但为了我们刊物的生存，我还是答应下来。
从省城赶到天马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按事先约定好的，我和联系人王发水在县招待所会面。
一见面，王发水就告诉我，白局长到市里开会去了，上午走的，没来得及通知我们。他又安慰我，明天下午一散会白局长就会立马赶回来的。
明天就明天吧，先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心态，也很好。我洗了一把脸，忍不住去外面大街上溜达。每到一地我都格外留意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因为要想了解一个人，他所生活的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天马县位于大山深处，县城是典型山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可也不觉得多么土气。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石头多，围墙，平房，都是用石头垒成的，甚至一些坡度很陡的马路，也由大青石铺成。下午的阳光照上去，大青石闪着青幽幽的光亮。这光亮柔和、光滑，和冷冰冰的石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给人一丝暖意，却显得很脆弱，仿佛随时都会消逝掉。想不到，这种感受竟然和这次采访是那样的相吻合。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发水是这次采访的联系人，可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他的脸黝黑而瘦长，是那种典型的马脸，细小的眼睛里总是闪动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光亮；而且，他头发也是乱糟糟的，衣着又极其随便，看上去有点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因他父亲和白局长是高中同学，关系非常的铁(这是王发水的话)，于是便促成了这次的采访。王发水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他已辞去公职，就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在社会上混——利用他父亲的关系，充当各式各样的“掮客”角色，捞钱。人们总把他们和江湖骗子联系到一起，然而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能耐！就像我们的刊物，如果没有这些人从中牵线搭桥，就很难拉上赞助。而他们略施小计，就能赢得这些企业家或一些单位领导的信任，这正应了民间那句俗语：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当然，我们也得给人家高额回扣。
我讨厌王发水，还因了一件事。晚上我们闲聊时，他总是称我为李记者。我给他纠正，我说，我不是记者是编辑，我们刊物不是新闻媒体，是文学刊物。他怔一下，脸上的笑意顿时不见了。他抱怨我不必那么认真，然后又用叮嘱的口吻说，明天当着张主任他们，你千万不要说自己不是记者。你就是记者，从省里来的大记者!而且你还要做出大记者的派头，他们下边嘛，就认这个——你越是谦虚，他们越不把你放在眼里！
我很反感王发水和我这样说话，但我也明白，他如此在乎这一点，其实还是为他自己。那就是将这件事尽快办妥，顺利地拿到属于他的那份提成。
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吃着早饭，办公室的张主任一脸歉意地对我们说，刚才他接到了白局长的电话，说今天散了会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要办，无法赶回来了。——反正也是等着，白局长希望你们下去看一看，先了解一下我县的情况。张主任盯着我的眼睛说。
见我点头，张主任就热情地向我们提议，要不，咱们去石头屯看看张玉娇吧!
张玉娇是全省著名的劳动模范，又是人大代表，名气很大。见我有些动心，张主任点上一只烟，悠然地抽一口，趁热打铁地向我介绍张玉娇的近况：办着三个厂子，先办了石料加工厂，后来又创办了水磨石厂和水泥厂。除了担任这三个厂子的董事长，她还兼任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乡下女人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我顿时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吃了早饭，我们就出发了。
石头屯离县城只有二十多华里，想不到张主任竟然兴师动众，弄来七八辆小汽车。而在前边带队的竟然是一辆警车——我享受到了警车开道的那种礼遇。这让我感到非常纳闷。
聪明的张主任看出了我的心思，朝我笑了笑说，你是从省城来的大记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这也是对张玉娇的尊重!——她可是全省著名的劳动模范呀，也是我们全县的光荣!他又补充说，公安局嘛，没有点威风哪成!
想不到张主任竟然能摆出这么多的理由，而且每个理由似乎都很合乎情理。客随主便，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张主任是个爱热闹的人，昨晚，他代表白局长为我们接风洗尘。他非常善于活跃酒桌上的气氛，一个劲地劝我喝酒，吃菜。为了表示诚意，他极为慷慨大度，率先垂范。喝多了酒，他变得非常可爱，竟然不顾及初次和我相识，大讲特讲荤段子。酒精的作用使他的讲述绘声绘色，**澎湃。中国人总是不甘寂寞的，总要想方设法地弄出点热闹来，于是这种属于口头文学范畴的东西就风靡时下的餐桌——有些腻味，但又不伤风雅，让彼此陌生的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虽说昨晚他喝多了，可此时却看不出一点疲惫的样子，看来他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在警笛的呼叫声中，我们穿过山间曲曲弯弯的公路，向前驶去。正是初夏时节，山坡上还有一些野花绽放着。绿肥红瘦，那点点的野花反而越发地耀人眼目，像一团团小火苗，跳跃着，燃烧着，大有燎原之势。置身于这浩浩****的车队中，我感慨颇多，想不到今天我竟然鬼使神差地风光了一把。有那么一会儿，我还真有些为之陶醉，虚荣心嘛，人皆有之。
也许为了打破车厢沉闷的气氛，一路上张主任又不停地讲张玉娇如何创业。关于张玉娇的情况，我也知晓一些。她三岁时父亲就得病死了，母女俩相依为命。为了活命，母亲领着她出去要饭。有一次在半路上母亲饿昏了，只有八九岁的张玉娇就背着母亲讨饭。就是那一次，她被一个富人家的狗咬伤了手。至今她手上还留有印记——几块梅花样的疤痕。坎坷的经历磨炼了她的顽强毅力，只上过几天扫盲班的她，解放后却当上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她当了村里的妇联主任。再后来，她利用上边拨的扶贫款创办了全县第一家石料厂。
太阳爬过大山，将山谷照得一片明亮。临近石头屯，我看到山脚下的村子，也就是那些用石头砌成的屋角，院墙，被阳光涂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这时我们却遇到了麻烦，前边公路被黑压压的老乡给挤占了。他们有挑担子的，有推小车的，车上满载着青菜，像是赶集的样子。张主任跳下车，挽起衣袖，镇定自若地疏导着交通，劝说人们快些让开。
人们用惊异的眼神盯视着我们，目光中有好奇，也有困惑。但他们很听话，有些不情愿却又乖乖地闪开了。他们是否已知道了我们要去见张玉娇?也许他们早猜测到了，在这山村里还有谁能和这样的车队沾边呢?没有，只有张玉娇。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山民投向我们的目光，除了好奇，艳羡，还有一丝丝的鄙视。
我们驶进石头屯，来到了张玉娇的家。这是用大青石砌成的四合院，院里种着两棵柿子树，那椭圆形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曳。我终于见到了张玉娇——这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乍看非常普通，而且孱弱，瘦小。她感冒了，正躺在**打吊针。她的身边放着一部电话，看来的确很忙。张主任上前介绍了我，张玉娇对我笑了笑，说了一些客气话。我和张玉娇在一起呆了总共也不到十分钟时间。也许是身体不好的缘故，张玉娇显得很疲惫，我也不好意思多问她什么。
后来我听到张主任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白局长的事就劳驾您老了!您再见到马市长，一定要替他美言几句。
张玉娇没有言声，那张满是皱褶的脸依然是那样平静，什么表情也没有——不看张主任，眼睛却盯着那只打着吊针的手。她的手纤细，干瘪，像是一段褪掉皮的树枝，上面果然有几块梅花状的疤痕。没有听到她拒绝的声音，更没有看到她要拒绝的表情，张主任便露出了满足的笑意。一笑，露出了让烟熏黄的牙齿。我明白了张主任为何对她这样尊重。
接下来我参观了位于西厢房的展览室。宽敞而明亮的展览室里，陈列着张玉娇获得的各种证书，锦旗还有勋章，什么“致富带头人”，“模范党员”，“优秀农民企业家”，“致富女状元”等等，琳琅满目，直晃人的眼睛，让人对它们的主人越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屋墙上还挂着几张张玉娇和领导们的合影，有一张竟然放大成饭桌般大小，张玉娇一头银灰色的头发，神采飞扬，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在这张照片的下面，摆放着一大束鲜花。我仔细端详，才发现它们竟是塑料花儿。我惊讶这假花竟然能达到如此乱真的地步，甚至比真花还要鲜艳夺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此时我的耳边又回响起了这首老歌优美的旋律。
事实上，后来我们一直没有见到白局长。因为下午他又打电话来，说那件事非常难办，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必再等了。尽管白局长在电话里一再向我道歉，但我还是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我感到自己受了愚弄。同时我心里也有一个疑问，不清楚白局长和张玉娇在做什么交易，也就是，在他们之间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直到两年后，在一家杂志举办的创作会上我结识了一位来自天马县的朋友时，那个埋藏心中多时的疑问才得以消释。那朋友告诉我，我去天马时，张玉娇正经历着一个大麻烦，村民们说她的厂子都是违法占地。他们去县里反映，县里却置之不理；还说他们是无理取闹，破坏劳动模范的形象。人们知道县领导袒护她，就去市里上访。想不到他们又碰壁了；但人们不死心，不相信张玉娇能把关系打到省里，打到北京去。他们还要往上告，这时张玉娇发憷了。为了给张玉娇解围，那个白局长便巧妙地利用这次采访，安排我去见张玉娇。果然，那浩浩****的车队竟然把石头屯的村民们镇住了——越是上访，上边越是看重人家，于是他们灰心丧气了，对上访不再抱什么幻想。当然，平息那次上访事件，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只不过是个因素而已；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张玉娇出资给村里的小学校盖了一幢教学楼，在山区的乡村，像这样漂亮气派的教学楼还是非常罕见的。尽管对于拥有几百万资产的张玉娇来说，花这点钱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宽厚的村民还是原谅了她。也因了这幢教学楼，张玉娇一时间又成了省市媒体报道的热点，风光热闹了一阵子，据说将来很有可能要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因此市长对她越发看重了。有她从中斡旋，白局长终于如愿以偿，去年当上了副县长。而那个张主任也接替了白局长的职位，成了天马县公安局局长。
这个朋友还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是张玉娇当妇联主任时，有一天她来乡里开会，碰到了乡长的女人。乡长的女人打扮得油光水亮的，尤其是脚上那双新做的布鞋，样子非常的好看。这种工艺繁复的鞋子是一般人做不来的，往往是对女人手工和心智的一种检验。能做好这种鞋子的女人，自然心灵手巧。那时村子里的男人找媳妇，总要让女方做这样一双鞋，这已是当地的一种风俗。此时张玉娇便利用这种鞋子来做文章了，她就指了指乡长女人的脚说，大妹子呀，明天我也做一双，保准和这双一模一样!乡长的女人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她不相信这般瘦小的张玉娇也会做这种鞋。想不到，第二天张玉娇真的给她送来了。乡长女人试了试，和她那双鞋不但样式一样，大小竟然也不差分毫。她顿时惊呆了，明白这女人真是厉害!她禁不住在乡长面前时常称赞张玉娇，于是乡长对张玉娇也刮目相看了。后来，上边给了他们一笔扶贫款，乡长就毫不犹豫地让张玉娇去办厂子。张玉娇的辉煌人生便由此开始。
此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张玉娇家那束以假乱真的塑料花儿。我开始对这种塑料花儿深恶痛绝，回到家后我和泽芳为此事进行了持久的战争，可最终我们谁也无法战胜谁。我只能让自己不去看它们，更是避免接触它们。事实上这是无法办到的，因为这种塑料假花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比比皆是。尤其是那些端放在一些刚开业的店铺门口的塑料假花，总是让我躲闪不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欣赏它们呢?
有一天，我终于在泽芳面前败下阵来。由于我俩这些天都很忙，顾不上给花儿浇水，阳台上的那盆金达莱率先枯萎了。恰恰相反，那两盆塑料花儿却不需要水的润泽，依然那么光艳迷人……
（原载《中国作家》2003年第9期）